蛊之择——一个关于湘西放蛊的恩怨情仇的故事（十二）

回到镇筸，过几天我见到建昌我们都相视一笑，我问建昌这个“边边场”怎么样，建昌笑着打了我一下，说太爽快了，苗妹子就是浪漫，给人的感受就是不一样。

但是时局的发展很快就把我们从这次浪漫的约会中拉了回来。这时，我们两对的好日子被打断了。进入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1月，我所在的部队进行了大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和贺龙的红三军与江西红军西窜有关系。

这年6月，贺龙的红三军已经撤出了湘西，在黔东的沿河县一带活动。7月，在蒋总裁亲自指挥的第五次“围剿”中，共产党红军在江西的根据地吃紧，传出共产党有一个先遣部队先行突围西征，要来与贺龙红军汇合的消息。十月底有消息说红军的两个军团在木黄会面了，而且决定挺进湘西，目标是在我们凤凰，以及附近的乾城、松桃为中心的腊尔山苗疆，他们要在这里创建一个新的落脚点，为江西共产党红军过来做准备。

听到这一消息，我们整个三十四师的紧张了起来，何健也派来了军官督阵，三十四师上层会议不断。随后我们的部队进行了收缩，将附近乡镇的部队撤往镇筸城加强防守。我们在几个城门都加了哨兵，城外的各个哨卡也加强了巡查。

对于贺龙会不会来我们地盘，同僚们也有很多议论，很多人说，以他们对贺龙的了解和他与我们师长的交情，他不会过来。

同在湘西，我们师长陈渠珍与贺龙有很多交集。1919年夏，当时的湘西镇守使所属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委任贺龙为支队司令，因为其他原因另去了他处；1922年春，孙中山派大本营参议、原川军名将石青阳赴川东联络旧部起兵北伐。陈渠珍把贺龙推荐给了石。贺龙在川一年多的征战中，战功卓著，被孙中山连连提拔。1927年贺龙回到桑植。次年3月，贺在县城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号1929年7月，贺在桑植建立起革命根据地，他派中共党员覃辅臣做我们陈师长的工作，希望两军互不侵犯，但我们迫于蒋介石的压力，被迫参与“剿共”。但也审时度势，打出“剿共不剿贺”的旗帜。虽然也产生过几次摩擦，但大体上也还算平静。

实际上在湘西无论我们还是贺龙红军，当时对方都不是主要敌人，因为相对而言我们都能容下对方，各有各的地盘（尽管很勉强，因为谁也吃不了谁）。

但有一个人确是我们共同的主要敌人，就是何键，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湖南省政府主席。

直到1929年何键主持湘政以后，湖南政局才趋于稳定。

但何键并非蒋介石嫡系，他表面上服从中央政府，实际上割地称雄。何键拥有军事力量达10万人左右，养兵之多，几乎超过赵恒惕统治湖南时期的一倍，。这个部队的高级骨干大多是浏阳游击队或保定军校出身。至于中下级军官，何键则采取自己培训的办法，从而形成了一个割据湖南的嫡系部队。

何键，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湖南省政府主席

如果说何健在湖南实行的是大割据，我们筸军在湘西民国以来实际上就是小割据。大割据肯定就容不下我们这个小割据了，总想削弱我们。当然何健也不可能容下贺龙的红军力量。

我们都知道兔死狗烹的道理。有红军在，何健需要我们三十四师“剿匪”，如果红军不在了，可能何健就不会让我们在湘西有立足之地了；同样对红军来说，我们三十四师可能还会与他们心照不宣地和平相处，换一支部队来，可能他们面临的斗争会更激烈。

也许是顾忌我们三十四师力量太强大吧，红军最终没有往镇筸方向来。11月7日，贺龙红军抵近永顺县城，驻守在那里的地方保安团没有打上几枪，就弃城而逃，红军团轻松地占领了湘西的咽喉——永顺县城。

对何键来说红军是对其统治湖南的威胁，但也为其削弱我们提供了机会。面对此情况，何键严令我们堵击，以便借红军之手摧毁我们三十四师，同时又利用我们遏制红军的发展，坐收“一石二鸟”之效。

这就有点让人为难了。我们陈师长此时若违抗何键出兵之命，则可能会背上“通共”之罪名，而且贺龙红军本来已经离开湘西了，这次又回来，一起来的还有一些江西过来的红军，他们回到湘西发展也对我们也构成威胁，故决定出兵，哪怕再赶他们出去也好。在红军占领永顺县城不久，陈师长即在我们镇筸召开“剿匪”会议，委派龚仁杰、周燮卿为正副指挥官，以龚仁杰为第一纵队司令，周燮卿为第二纵队司令，杨其昌为第三纵队司令，皮德沛为第四纵队司令，共10个团约1万余人，分四路一齐扑向永顺，妄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机，把红军围歼在永顺地区。

这样尽管我们的很多同僚并不愿意，但军令如山倒，接到命令我们就要出发了。

这时我匆匆忙忙赶到吴家寨和春梅告个别，本来我是想邀建昌一起去的，但奇怪的是我到他们排找不到建昌，问我表哥他说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也没见他请假。我想大家都在准备出发，熙熙攘攘的，也许忙其他什么的吧，也许向他哥哥告别，也许已经先去吴家寨和晓月告别吧。

见到春梅把我们要去打仗的事告诉她，她简直被吓懵了。她平时就看到我们穿个军装，跨着个枪，挺威武的，完全没有想到我们还会去打仗，而且还可能中枪死亡。她一把抱着我就哭呀，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得个昏天黑地的。我心里真难受，说实在的自从有了春梅，我也把自己的命看得更重了，看到她趴在我肩膀上抽泣着，我的眼睛也红了，只好安慰她说，我们只是去追击红军，也许仗都不用打，别哭了，别哭了，别人看到笑话。

告别了春梅，我就随部队出发了。

11月13日，我们进逼永顺县城，贺龙的部队并没有阻击我们，而是主动撤退了，而且好像还是仓惶逃跑的，沿途烧毁了由小西门入城的必经之道利济桥。

我们看见这种情形，以为红军怯战，立即紧紧尾追，追到了离县城30多里的吊井岩，看到了贺龙的部队。吊井岩地势险要，我们以为贺龙会在吊井岩凭险据守，准备集中力量猛攻吊井岩，把贺龙及其红军歼灭在吊井岩。可是，大部队进至吊井岩，贺龙率领红军又走了。

随后两天，我们追着贺龙部队到了颗砂、塔卧等地，也没有遇到抵抗，我们就有点轻敌了，以为红二、红六军团没有战斗力了，真的“不日即可获得全胜”。我们旅长叫周燮卿，外号周矮子，个子不高，见此情景，不由心花怒放，在马背上就对我们高喊：

“弟兄们，红军不堪一击，快给我追！”

于是，我们大队人马前拥后挤地追赶红军，一直追到龙家寨的十万坪。这里南北长十五里，东西宽五里。坪中间都是水田，道路都从水田中间穿过。坪两侧是茂密的森林和坡度不大的山冈。

这里贺龙部队不见了，静得似一滩不起丝毫风浪的死水，连当地的豪绅都不知道贺龙部队怎么不见了，以为他们早经过十万坪去桑植县了，给我们报告，说这里平安无事。

黄昏时分，我们旅、龚仁杰旅以及皮德培和杨齐昌旅均在十万坪集结，还来不及休息一下，便遭到了“从天而降”的攻击。一支红军部队首先侧面向我们旅发起猛烈的攻击。另一支从正面猛冲龚仁杰旅。一时间，号声四起，杀声震天。我们根本没有思想准备，在这突然的打击下，大乱阵脚，全部陷入烂泥中，在水田里连滚带爬，就像一群赶惊慌了的鸭子到处乱扑。有许多人甚至还没有拉开枪机，就被红军打死打伤或当了红军的俘虏。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我们的兵力大部分损失惨重。而“活捉周矮子，打死龚仁杰”的喊声也越来越响亮，越来越近，我们只得往龙家寨方向逃命，逃到龙家寨北四里地地把总河，皮德培和杨齐昌旅在这里构筑有工事，欲阻止红军追击我们，但红军越战越勇皮德培和杨齐昌旅的大部分兵力也被歼灭。

龚仁杰、周燮卿、皮德培和杨齐昌见大势已去，带着残余部队，杀出一条血路，准备往永顺县城逃去。

而我就在这时发了狠，把我们连残余的部队留了下来，拼了命地阻击红军，以至于我们旅长周燮卿离开时看到我率领的部队打得这么狠，不由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知道，他这是鼓励我，因为只有我在这里拼命的抵抗，他们才能为他们顺利地撤离赢得时间。

我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么拼命？我不是军官，既不是连长也不是排长，我也与红军无冤无仇，要不是上面下了命令，我压根就不想跑到这里来打仗。

只因为我老表，我一直在他们家长大的兄弟，那个一直对我呵护有加，把我带到筸军，给我和春梅订婚送礼的那个表哥，还在红军的包围圈内。和他一起的，还有我们的连长，我是他的文书，他一直对我宽容爱护，教给了我许多初入军队的常识。

我这个连队的文书，这个时候站了出来，对这个连逃出来的几十个残兵说：

“我们连的连排长一个都没逃出来，大半兄弟也还在里面，现在我就是最大的官，我命令无论如何要在这里顶一阵子，让我们连的弟兄好歹还有个逃出来的机会”。

我们这50几个兄弟硬是在别的部队都溃不成军、只顾逃命的当口，在把总河打了一场狙击战，把红军硬生生地挡了一个半小时，最后死伤过半，胳膊腿好的只剩30余号人，表哥和连长还是没逃出来，再打下去，我们都会全军覆没，只好撤了。

后来听说贺龙亲自率部分人马早已又占领了永顺县城。我们的残兵以为逃出了龙家寨，进了永顺城，就能保小命。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刚进至县城，便遭到了红军的袭击，只得便掉头往永顺桥方向寻找出路，不想那座永顺木桥早已被贺龙烧掉了，面临汹涌的猛洞河水，走投无路，追击他们的红军已步步紧逼，无可奈何，只能纷纷举手投降。这一战，我们被消灭1000余人，还有2000多人当了俘虏，损失枪3000多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