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传统文化与道教(陕西安康传统文化)

　道教产生于东汉晚期，然而孕育过程却非常久远，上限可追溯到原始巫文化时代。在安康传统思想文化中，有两条极为重要的发展脉络，这就是儒与道。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是安康传统文化的正统；而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道教，则作为儒家学说的对立面，并不断补充和完善儒家的学术思想。“儒道互补”，已然成为千百年来人们的共识。再加上外来佛教的传入，安康佛教重要人物的出现，就形成了近两千年来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基本格局，从而构成安康传统文化的主干脉。其中道教又不同于其他宗教，它不像儒、佛那样由某一教主在短期内创立完成，而是逐步积累，由各种因素、多种渠道汇合而成。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具有强烈的民间性和广泛性，因而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医药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都曾起过重要作用。人们的价值观、人格理想、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乃至风俗民情等等，无不深受道教的影响。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说：“中国人的特性中很多最吸引人的地方，都有来自道家的传统。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象大树没有根一样。”可见，道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是某一时、某一地的局部现象，它与其他文化领域有着长期的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

　　传统文化与道教渊源

　　安康一地受荆楚、巴蜀文化影响，历来都是巫文化的渊薮。《汉书·地理志》说：“汉中（古安康），楚分也，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信巫鬼、重淫祀，与巴蜀同俗”；《隋书·地理志》说：“汉中诸郡之人，质朴无文……好事鬼神，尤多忌讳”；《旬阳风俗记》说：“邑界楚、蜀，尚巫鬼，重淫祀，其风由来旧矣。”而道教的来源之一，即是古代的宗教思想和巫术。

　　“巫”在原始时代即已出现。巫的存在和巫术的推行，在包括安康在内的荆楚地区十分普遍，历史上称为“楚风”。征之文献，知道在原始时代，曾有过人人自可行巫的情形，后来才出现专职的巫。《国语·楚语》说：“古者民神不杂。民之清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神明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巫成了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能降神，医病、禳拔、祈雨、占星、卜筮，而为当时社会不可缺少的职业。《吕氏春秋·勿躬》说：“巫彭作医”，是古代巫者兼医的明证。早期道教与巫的关系，主要在术，即以符水治病，从事墓门解除，以及符、咒、禹步、禁咒等方法，都起于古代民间禳拔祛病巫术，或者脱胎于巫术。道教学者牟仲鉴先生说：春秋战国时期荆楚重巫，《楚辞》中有许多巫觋降神的描述，“楚文化的这种祈祷、降神、禁咒之风，当是道教的一个源头。若仅就汉末五斗米道而言，巴蜀地区的鬼道巫风无疑是其前身。”

　　道教的另一个来源，是所谓“神仙家”的神仙信仰和方术。神仙说多出自燕齐文化与荆楚文化。燕齐方士称：渤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有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究其实，三神山其实就是地处滨海的人们所见之海市蜃楼幻象，方士们借此鼓吹海上寻仙以求不死之药而已。但对当时的统治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此齐国的威王、宣王和后来的秦始皇，都曾派人下海寻找三神山和居住在那里的仙人。虽然都注定不能成功，但神仙说自此便深深植根于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头脑中，直到近代还未能消除。

　　在南方的荆楚地区，也有关于神仙的传说。《庄子》、《鹖冠子》、《鬼谷子》等书中，有许多关于神人、至人、真人的动人描写。如《庄子·逍遥游》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餐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诗人屈原在《楚辞·远游》中并且提到赤松、王乔、韩众等诸多仙人的名字。成仙观念的形成，若追溯其渊源，仍直接、间接地与巫术思想有关。巫是人，但也是神。《诅楚文》中的巫咸，就被称为“丕显大神”。方士们继承古代的巫术，所倡言的成仙之道，不少是从巫术演变而来，故又称“方仙道”。方仙道和一般巫术的区别，在于他的信仰中心不是祛疫治病，而是突出了神仙信仰中的重要观念不死之药和成为仙人。因此，方仙道是以追求长生久视，得道成仙为最终理想，种种方术，都是为这一中心服务。什么是神仙？《神仙传·彭祖》说：

　　“仙人者，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游浮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间，而人不识；或隐其身，而莫之见。面生异骨，体有奇毛，率好深辟，不交俗流。然此等虽有不死之寿，去人情，远荣乐，有若雀化蛤，雉化为蜃，失其本真，更守异气。余之愚心未愿此。已入道，当食甘皆，服轻丽，通阴阳，处官秩耳。骨节坚疆，颜色和泽，老而不衰，延年久视，长在世间。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精众精莫敢犯；五兵百虫不可近；嗔喜毁誉不为累，乃可为贵耳。”

　　试想想，如此无所不能而又享尽荣华富贵的神仙，怎能不使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的歆羡！仅仅在秦汉间，安康就出现了许多仙人，如传说中的赤松、鬼谷、李八百、唐公昉、西城王君、三茅真人以及小有天王褒。追慕成仙者的足迹也不绝如缕，有张子房、葛稚川、陆修静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也有无数名不见经传的庶人。神仙学说与求仙活动，自然也就成为道教，尤其是丹鼎派道教的直接来源。

　　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荆楚文化道家哲学，也是道教来源之一。被称为荆楚的道家人物，老子和庄子而外，还有鹖冠子、鬼谷子等人。道家宣扬清静无为，静观、玄览、含德、抱一、坐忘、虚心，追求内心安宁。道教则发挥这种离俗超脱的精神境界，使之形成出世的炼养理论；《老子》的“谷神不死”，“长生久视之道”的养生论；《鬼谷子》的“静和者养气，养气得其和”以及“真人者，同天而合道，执一而养产万类，怀天心，施德养，无为以包志虑思意”的养生措施；《庄子》的神人、《鹖冠子》的至人、真人等神仙家言，成为道教直接吸收的养料。道家视“道”为超越形器的宇宙最高法则；道教即进一步突显“道”的超越性、绝对性和神秘性，使“道”变成具有无限威力的至上神的抽象神态。就这样道家被一步步神化，直到东汉后期，老子被奉为道教教主、庄子、鹖冠子、鬼谷子、西城王君也成了无所不能的神仙。民间巫术与神仙方术也开始依托道家学说。《太平经》就将道家与神仙家相揉和；五斗米道则称老子为太上老君，以道德经五千文为其经典，从而为道教正式形成矗立起里程碑式的标志。

　　道教诞生以后，已然成为近两千年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直接发生着巨大而复杂的社会作用。东汉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主体即由两家（儒家、道家）、两教（佛教、道教）构成，并以儒家为核心形成一种共同体，这种思想格局基本上保持到清末。

　　儒家的神道设教说及忠孝伦理；佛教的轮回报应观念和明心见性之说；墨家的均平思想和刻苦精神，以及阴阳家的占验术数，都为道教所吸收消化。是以古人曾说道教信仰“杂而多端”，而正是这“杂而多端”，才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才使得社会各阶层普遍能够接受，这则是它的高明之处。于是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改造发展中，道教的经典教义、修持方术、科戒仪范渐趋完备，并且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承认，而成为上层建筑的精神支柱。

　　道教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自然踌躇满志。道教中的一些人物，有的投靠朝廷，贵为国师辅臣。它的领袖人物不仅统领道教事务，还能对国家大事施加影响。北魏的寇谦之、南朝的陶弘景、宋朝的林灵素、元代的丘处机、明代的邵元节等等，都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他们不仅仅只是修道的道士，还参与政事，以扶佐王政而自命。《太平广记》中记载的《金州道人》，就是这样的人物。金州道人又叫“太白山人”，或“太白真人”。唐末，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进入长安，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唐僖宗李儇被迫出逃四川。当时位居金州刺史的崔伟，字尧封。认为“泰山既颓”，自己是没有办法挽回唐室必然覆灭的命运。这时，金州道人出现了，他献计说：“州北牛山傍有黄巢谷，金桶水。今黄巢年号金统，必虑（黄巢）王气在此牛山。请掘之，则贼自败散。”崔伟依计而行，调义夫万人掘破牛山，崖崩十丈，有一石桶，上有一剑，桶中有黄腰人，见剑自扑而死。到了秋天，中原克平。崔伟也因此得道入圣，宋嘉泰五年（1205年）被封为牛山土主忠惠王。这是载入典籍和郡乘、碑版的传说，虽然是传说，但其直接于社会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道教对于民间信仰更有直接和深广的影响。民间道教常常成为社会下层反叛朝廷的组织形式，在安康一地犹为突出，西晋时王如率领的流民起义，就是打着五斗米道的旗帜，奉张修为祖师，活动在汉水中游一地。元末农民利用白莲教组成的红巾军，曾一度攻陷安康城。民间宗教从道教中吸收营养，如清代嘉庆初的白莲教起义，敬奉道教神“无生老母”，“圣母降身，刀枪不入”，具有道教尊神的威力。白莲教在安康活动长达九年，得到了安康下层农民的支持。嘉庆元年（1796年）十一月间，冯得仕、林开泰起于将军山；王可秀、成自智起于安岭；胡知和、廖明万、李九万起于紫阳汝、洞二河。都是劝人入教，以持斋、念咒、戒贪、戒妄、可以成佛成仙为号召，因此入教者众，官府莫之禁。“道教诸神本来就庞杂而无严密系统，再加上佛教偶像，天神及鬼神遂造成明清民间信仰的多神崇拜”。特别在广大农村，直到近代，仍然是神庙林立、祭祀多杂，分不清名目。但是可以肯定一点的是，其中大部分来自道教。据《白河县志》载：30年代，县南纸坊一带曾有人宣传说：道教符咒可以使人刀枪不入，而拉起地方武装——“神团”。两军对垒，“团勇”喝符水、念咒，挥舞大刀，赤膊上阵。《汉阴县志》指出：“神团与白莲教宗旨相同。”并介绍说：采用迷信手段，吸收农民参加。新入“神团”叫“进堂子”，由老师主持烧香、点神灯等仪式。将神（辰）砂、砂仁、雄黄三种中药混合化水，在三角形黄表纸上画符，火化成灰，命进堂子者口服，谓可“枪打不进，刀砍不入”。这种“神团”信仰，即是从道教符箓中而来。

　　道教以潜心修道、敬天爱民、劝善化俗为修道目的。因此，其中一些道士修桥补路、治病救人，对地方上的公益事业有重要贡献。清代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有道人程本真劝输募化补修仙姑碥道路，长90丈、横7尺，自上凿险八九尺不等，从下累石亦如之。《重续兴安府志》引《旬阳县志》说：清同治初，道人柯和贵来旬阳县东乡石佛寺为住持，见“旬邑峻岭巉崖，道路率芜秽不治，商民负重行半山中，附葛攀萝，下视绝涧，深不见底，马牛橐运，常逡巡不前，道士于县北诸险途募石工，险者夷之，陂者平之”。更奇者，“当旱荒之年，闭籴者视饿殍在野，漠不关心，道长寺有余积，较市价减三分之二籴之，以济困乏。粮尽，又出其资，贫而壮者，每丁给钱一千，令往羊山负贩粮食以活家口，共出青蚨百余缗，后只收本，不取息，以此救活灾黎甚众。”汉滨区新城北门外“壶天胜境”里的跛道人施济药物，救治穷而病者；民国初在安康民间传说的刘化真人，生前在大街上卜卦看病，死后治病如神。于是人们为其建庙，烧香许愿如鱼贯，遂成安康城一大庙会，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紫阳的宋八仙；白河的香姑神等等。

　　道教对安康文化的幅射作用

　　近两千年来，道教（包括道家）对安康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都留下了深刻影响。特别是道教在进入中、后期以后，对安康文化各个领域的幅射作用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道教的神仙信仰和道家崇尚自然无为的思想，对安康一地文学艺术浪漫主义色彩和自然主义审美观念的形成，影响尤深。

　　拿民间文学来说，道教仙话与民间传说的界线就很难说清，从道教的八仙嬗变出的“八仙过海”、“八仙庆寿”等许多生动的民间故事流传极广；吕洞宾度郭上灶；张三丰隐居香溪；韩湘子“卖雨”等等更是脍炙人口。其它如钟馗捉鬼、忠惠王树阴兵、关帝显灵，举不胜举，都是道教仙话与民间文学交渗互存。在作家文学方面，鲁得之的《天柱山醉吟》、许尔忠的《虞帝庙记》、古沣的《中皇女娲氏庙记》、张志超的《瓮山仙迹记》、陈瑺的《挹汉亭记》、林旸光的《游香溪洞记》等等优美隽永的诗文，都是受道家寄情山水、复归自然、追求精神超越和内心宁静的人生理想佳作。清康熙初，兴安知州李翔凤的《千秋话传奇》，书中主人翁百千万化；吴半生化宰官身；沉海王化罗身；甄娘倏而化才女，倏而化良将，巾帼化须眉；须眉化巾帼，白衣苍狗，莫测端倪，把道教仙话与民间传说很好地融在一起。刘应秋笔下的神仙，有《山海经》中神人；也有《楚辞》中的仙女。在那篇瑰丽奇伟的《广志赋》里，有“雷泽之神，鼓腹蓬蓬”；有“金母瑶池，瑾瑜飞英”；有“夸父追日，河渭绝流”；有“宓妃巫娥，幽殊离俗”；有“彭祖巫咸，齐乎寿年”。其中神兽异禽，奇花香卉，让人目不暇接。只有“超出象外”，才能“得怀其中”。刘应秋这一类的作品，还有《卧游赋》、《浑沌城记》等。总之，道教中的神与人有同一本体，仙与凡无绝对界线，给文学创作提供了进行创造性想象的启示，从而为作者物化思想情感从事创造性想象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无论是李翔凤还是刘应秋，他们的创作开辟了安康富有浪漫色彩的创造性想象的地方文学形式，是道教影响地方文学的代表作。

　　道教的俗神信仰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娱乐息息相关。道教的许多活动也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民间习俗。如丧葬请道士和尚诵经修福，超度亡灵；春天以道观为基地举办各种庙会，进行民间祈神、游艺、商业等综合性节日活动，岁时节令，天灾疫疾，斋醮祭祀，求福免祸等。清代安康城东药王殿，每逢二月二日庙会，士女云集，为全城盛会，因有“西殿烧香、东殿逛会”之谣。而二月过土地生日，三月过东岳生日，四月过神仙生日，五月过关帝生日，六月过二郎神生日，七月过真武生日，八月过灶君生日，成为民间惯例，这些都不是道教团体有祖织的活动，而是民间自发进行的。清代末期，随着山区经济的开发，安康城为各省商人汇聚之地，于是行业神崇拜盛行，其中多为道教尊神。据《重续兴安府志》载：安康船夫工匠奉泗王神；木竹砌石工人祀鲁班神；药业、内外科医祀药神孙真人；果品业祀雷神；屠宰业祀刘关张；裁缝业祀轩辕皇帝；金银铜铁锡及补锅、熬硝业祀太上老君；剃头业崇罗祖大仙；文具商崇文昌帝君。各商会会馆也有自己奉祀的神：福建馆祀天后圣母妈祖；黄州馆祀盖天帝主威灵显化天尊张七相公；山西馆奉关武夫子；湖南馆祀平水明王等等。都按时祭祀，相沿成习，而与道教系统的宗教活动无直接关系。另外，在民间盛传的道教《太上感应篇》、《关圣帝君觉世篇》、《功过格》、《阴骘文》等劝善书，对民间道德伦理的确立、安康人文化人格的构建、行为准则的设立、生活习俗的形成等等各个方面，各种层次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根深蒂固，渗入血液，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深化、泛化。研究安康文化的走向，构建安康新文化，不可不注重这种影响，不可不研究安康道教文化，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的根柢在道教，了解中国道教，就知道了中国的大半。”如是，乃是我们潜心多年研究安康道教文化之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