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汉末军阀混战时期的名士——存量的博弈

01时代的洪流东汉中后期以来，士大夫在于与宦官的对抗中形成了一个以“党锢名士”为中心的士人群体，他们以道德为标榜，与宦官群体展开了一场政治斗争。然而仅从《世说新语》中的数条记载来看，这个群体内部似乎并不是那么和谐一致。《世说新语·德行第一》第7条，客问陈谌其父陈寔有何功德；《言语第二》第六条，客问陈纪“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陈寔）\"；《政事第三》第3条袁公问陈纪“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 在士人群体之中，能被选作名士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名士又分三六九等，越是站在高处的名士越是少数，作为绿叶的士人在追捧一流名士这些红花的时候难道会完全没有妒忌之心吗?虽然每一次陈谌、陈纪都很好地维护了陈寔的名誉，但提问者的潜台词都包含了对陈蹇名士地位的疑忌。

《世说新语笺疏·品藻第九》：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

蔡伯喈评之日：“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

”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

党锢名士可能有很高的道德素养，但跟他们同时代的士人则未必。

党人与宦官斗争的最直接原因是争夺政治主导权，而一旦斗争胜利，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会出现大量空缺的职位，根据常理推断，越是上流的名士获得重要职位的可能性就越大。

陈蕃和李膺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名士，士人却一定要分出个你高我低，这看上去是好事者所为，而其背后的推动者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宾客门生。

东汉中后期的士人其实是很势力的。

再到后来，连堂兄弟之间都要为论彼此父亲的功德高低而争论。

或者旁敲侧击，暗中算计，或者直接你争我抢，看似团结的士人群体内部，其实隐藏了很多不和谐的因素。

此时的士人群体，还没有赢得与宦官政治斗争的胜利，他们的目标还很一致，而其内部已经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则在汉末三国之际，名士更多地谋求自身的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02宦官：“我成替身了！？”“东汉末年的混乱中，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人人都把斗争矛头集中到宦官身上，谁能挺身而出反对宦官，谁就能够得到信任和拥护”。

曹操是在袁绍的援引下参加反宦官斗争的，因而曹操早年在政治上能有所成就，主要倚靠袁绍。

“风云突变，在袁绍领导下虽然诛灭了宦官，政权却落入凉州军事集团的董卓手中。

对袁绍、曹操来说，当然是不甘心的”。

此时的曹操还属于“袁曹政治集团”，政治和军事上对袁绍都有很强的依赖。

本来士人反对宦官，于公是为了澄清天下，匡扶国家，于私是为了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现在宦官势力已经被诛灭，天下不但没有被匡扶，反而落入了董卓的手中，袁绍、曹操既是反对宦官的主要代表，又是反对董卓的主要势力，士人很容易就倒向了袁绍、曹操一方。

但是曹操、袁绍最终分道扬镳，成了敌对的关系。

特别是曹操迎汉献都许后，袁绍怒称“曹操当死数矣”，方诗铭指出这是“袁绍对曹操脱离自己，所显示的极其愤怒的心情：同时也表明，‘挟天子而令诸侯’，对曹操来说，则是借此摆脱了袁绍的控制”。

这个时候士人再次面临选择：是选择强大但公然颠覆汉朝统治的袁绍，还是选择扮演汉室“忠臣”角色的曹操？选择的结果已经清晰地写在了历史中。

对于王朝的忠诚尽管是微弱的和缺乏诚意的，但在内乱的年月里，它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那些正在相互斗争的地方领袖的命运。

对于那些完全蔑视它的人，比如袁绍和袁术，强大的冲击力足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的确，对于汉王朝尚存的忠心是士人选择曹操阵营的重要原因。

但是反过来说，袁绍作为反对宦官斗争的重要领袖，又是反董卓斗争的主要政治领导者，无疑是当时名士的代表人物，理论上讲应该是最忠的，而他公然想要颠覆汉朝统治。

曹操在得到桥玄和许劭的高评后，也成了名重一时的大名士。

他的政治力量主要来自袁绍的扶持，而他“挟天子而令诸侯”却是为了摆脱袁绍的控制，最终实现他争霸的野心。

孔融无疑是忠于汉室的，但他被曹操随便找了个理由杀死了。

祢衡和边让应该也是忠于汉室的，也直接或者间接死于曹操之手。

荀彧大概也是忠于汉室的，不过他也因为反对曹操赐九锡死了。

看来曹操也不大喜欢忠于汉室的人。

因而在袁绍和曹操身上反映的不是忠或者不忠的问题，而是谋求自身发展的问题。

袁绍在当时是最具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的领袖，他不愿意再服从汉末高自标榜的道德体系，屈尊于没有实权的汉帝之下。

汉末以来名士的自我意识的提升，使他很自然地想要达到“自我”所能到达的极点——冒天下之大不韪代汉称帝。

在当时，曹操的政治军事力量都远不如袁绍，不过他谋求自身发展的愿望不比袁绍弱。

或者在袁绍的控制下发展，或者在天子名义上的控制下发展，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对曹操来说并不困难。

当然，不是每个名士都有袁绍、曹操那么好的条件的，因而袁绍和曹操所代表的是名士“自我”发展的极致。

03名士越多越乱？如果我们把魏蜀吴三国的政权更替与《世说新语》中的三国名士联系起来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世说新语》中拥有最多名士的魏国的政权更替最为频繁，诸葛诞和钟会等造反的名士皆出自魏国，反而是从头到尾只出了刘备、诸葛亮和庞统三位名士的蜀国，在被魏国吞并之前，政权最为稳定。

幼主继位当然是政权不稳的重要因素，但是会稽王亮和齐王芳一样身为幼主，其后王位继承人一样经历频繁更替，而吴国在灭亡之前皇权还是掌握在孙氏手中，魏国则最终落入旧臣司马氏手中。

“在危机关头，品评和列举过去的功绩、积累的‘德行’和恩义，在新领袖们的政治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在他们的密谋和政治策略中亦复如此”。

每一次混乱之中名士都是主要角色，跟两汉的名士比起来，三国时代的名士更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而非国家的利益，因而成为了一个不安定因素，一个不仅仅能够辅佐国家，也能破坏国家的因素。

钟会是司马氏代魏之前的最后一个叛乱的名士，在他之前叛乱的名士都失败了，他自己也曾参与平定毋丘俭和诸葛诞作乱事件，无论从忠诚的角度出发还是从自身安危的方面考量，都不能使钟会做出叛乱的举动。

唯有强烈的想要自我实现的愿望，才能推动钟会的叛乱。

《世说新语》汉末军阀混战时期的名士——存量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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