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时期，蒙阴公氏家族文化，对我们的好处多多

在明代，蒙阴公氏族人之公勉仁、公跻奎、公一扬、公家臣和公鼐先后考中进士，还有多人考中举人和获得较低功名，为官后，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仅县级以上的官员就有数十位，而且公家臣和公鼐父子同为翰林，公鼐还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国子监司业、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事，并获赠公鼐为礼部尚书，在政治上拥有较为显赫的地位。

同时，蒙阴公氏家族子弟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在“一门五进士，父子双翰林”的带领和影响下，创造出了内涵丰富，影响较为深远的家族文化。明代蒙阴公氏家族文化的核心内涵从文化结构上讲，明代蒙阴公氏家族文化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所构成：物质文化可视为表层文化，表现为明代蒙阴公氏家族的遗物、遗迹、遗址等遗存及后来修建的相关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堂等；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可视为次层文化，包括明代蒙阴公氏家族的事功表现和文学著述等；精神文化也可称作核心文化层，是明代蒙阴公氏家族的道德伦理、心理层面的文化，包括理想信念、道德追求等，主要体现在明代蒙阴公氏家族的家风之中。

明代蒙阴公氏家族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其相对独特的核心内涵，如重孝、正直、友善、重教等。

重孝我国传统的孝道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是善事父母；二是善立身、处世、事君。

如曾子认为，父母在时，子女首先应尽到孝敬父母的责任，应以奉养好双亲作为安身处世基本价值尺度。

在曾子看来，家庭中的孝敬，实际上是从政的演习。

孝亲、忠君只是在不同环境中的表现，家事、国事紧紧相联，实质相同，忠臣必然是孝子。

曾子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将对父母的孝敬，比拟为对君主的忠诚，使孝亲有了浓厚的忠君意味，使温情脉脉的血缘孝亲变成了民间的“政治原则”。

临沂人重孝行的历史悠久，在《二十四孝》中，临沂人有七孝。

东夷文化的仁风仁俗是孝文化的基础。

东夷文化时期，在沂蒙以孝闻名的是舜。

至孔子创立儒学，其在临沂地区的弟子仲由、曾参、闵损等皆以践行孝悌闻名。

仲由有“为亲负米百里”之举，《二十四孝》收入其事迹，广为传颂。

曾子则在孝道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对孝的内涵作了新的阐发与弘扬。

曾子认为孝是至高无上的，为了孝事父母，可以做斗筲小吏；而如果不能尽孝，做了再大的官也不值得高兴。

曾子的出处进退、休戚忧乐完全是以能否孝事父母为依据的，是一位孝文化的忠实践行者。

西汉时期，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国，孝悌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至魏晋时，虽天下大乱，“忠君”思想已遭到许多人的唾弃，但孝悌思想仍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

这时期，王祥“卧冰求鲤”，王裒“闻雷泣墓”被收入《二十四孝》，颜含的孝行则被收入《晋书·孝友传》。

“隋、唐、宋、元、明、清时期，孝成为临沂人遵循的最基本生活和政治准则之一”。

蒙阴公氏家族在明代是沂蒙山区著名的大家族，在重孝行，即孝亲和忠君两个方面皆可圈可点。

在孝亲方面，明代蒙阴公氏家族堪称楷模。

广义上的孝即是忠君爱国，明代蒙阴公氏家族在这方面的主要表现是为官尽职尽责、忧国忧民等。

如公勉仁为官时，忤宦官刘瑾，剿蜀寇，抚治流民，惩罚盗贼，赈济难民，受理讼诉，修理城池，操练部队，使地方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多次受到皇帝擢升嘉奖。

他去世后，武宗下旨派山东布政司左参政徐纯谕祭之。

正直在沂蒙名门望族中，蒙阴公氏家族虽然不像诸葛氏家族那样“特立刚直”，以人格独立，不与邪恶同流合污，刚强、正直、无畏而闻名于世。

但也是一门正气，其成员为人正直，崇尚正义，不耻与邪恶同流合污。

如前所述，公家珍“赋性正直”。

公家炳“慷慨任事，直节不阿”。

天性正直的公鼐则“磊落有器识”，因不愿与宦官、权臣同流合污、争权夺利，为官6年多，身为翰林和帝师的他竟两次选择“称引疾归”。

在皇帝多次招用情况下，为捍卫正直家风和做人原则，不惜辞去高官，这在崇尚官本位的我国封建社会官场上是不多见的。

友善敦亲睦族，乐善好施是明代蒙阴公氏家族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

公甸仕至南京户部郎中，乐善好施，爱护地方。

公鼐发粟赈济，仁殚乡旅，体恤民情，则关心、同情劳动人民疾苦，并尽力帮助受灾民众。

重教蒙阴公氏家族在明代的兴盛与家族注重教育是分不开的。

蒙阴公氏的一世祖公蕃就“笃行力学，劝掖后进”。

十二世公忠则“孝友承先，诗书启后，公氏之兴始于此”。

到十三世公勉仁时，蒙阴公氏家族开始繁荣，一门连续五世考中进士，这既是蒙阴公氏家族重教的结果，也是其重教的佐证。

明代蒙阴公氏家族既重视对族人的教育，也重视对他人的教育。

如第一世进士公勉仁的父亲公恕“酷嗜诗书，受学于诸生阚姓者。

入庠后，力劝一乡之子弟从学，不索束金”。

第二世进士公跻奎致仕回到蒙阴老家后，在中山寺设中山书院教子、授徒。

又如，公一跃博学行，曾设立义塾，教生徒。

明代时期，蒙阴公氏家族文化，对我们的好处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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