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儒教、道教、佛教在苗族中的传播和影响(道教)

《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系石朝江、石莉完成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5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2007年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经常有朋友和苗族同胞发信息来寻求《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一书，只可惜该书连作者都只留有一本孤本了。我们找到了作者石朝江和石莉老师，将这本书的绪论及八章正文在网上分享公布，供大学习参考，欢迎读者朋友们收藏阅读。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中，儒、道、佛鼎足存在，各膺其说，儒家奋力“入世”，道家悄然“出世”，佛家劝人“避世”。三者时而各不相眸，时而又“三教合一”。

作为一种社会主流文化，儒、道、佛在苗族中的传播和影响是深刻的。现分别叙之。

儒学

严格地说，儒是学，不是教，因为儒家始终没有宗教化。“儒之古义”，《说文》云：“儒，柔也，术士之称。”考其来历，儒乃殷商术士，以祭祀、言礼、传播知识为业，殷商亡后受制于周，作为遗民，自是柔弱。自孔子出，儒学渐兴，推荐尧舜，倡导礼乐，担当起“仕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积极入世干预政治，于是，柔弱之儒变而为刚毅进取之儒。

儒学在苗族中的传播是以学馆、书院和学校教育为初始的。根据汉文献记载，苗族地区的学馆和书院最早出现于宋代。

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诚徽州（今湖南城步、靖州自治县和绥宁县地）土官杨光僭 “归附”，并“请于其侧建校舍，求名士教授子孙”。朝廷“诏潭州长史朴成为诚、徽等州教授。”

熙宁后至南宋，在今湘西和川东南等苗族地区部分府（州）、县，相继创建辰州府学、沅州府学、靖州府学、麻阳县学、黔江县学及泸溪东州书院等。这是建于苗族地区的第一批学馆和书院。

元朝在部分府、县、卫所辖的苗族地区，又创建了一些新的学馆和书院。元皇庆二年（1313年），绥宁苗族儒士杨再成于城步寨创建儒林书院；至正年间，达鲁花赤盖忙古歹创办泸溪县学。

明末清初，又先后建立城步县学、绥宁县学，及辰州崇正、虎溪、让山、龙山等书院，沅州明山和跃文书院，靖州紫阳和濂溪书院，麻阳锦江书院，泸溪文峰书院，城步白云书院，绥宁南山、虎溪和汉章书院等。

在川东南苗族地区，明洪武初年建彭水县学；永乐二年建酉阳州学；清康熙五十七年建彭水摩云书院等。

贵州于明代建省，明皇权势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使苗族威服于皇权的教育。洪武十五年（1382年），普定知府到京城朝贡，朱元璋对他说：“今尔既还，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变其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哉。”

洪武二八年（1395年）监察御史悲承祖向朝廷进言，认为贵州各长官司“诸种苗蛮，不知王化，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 奏请在黔省各宣慰司及所属安抚司、长官司设立儒学。兹后，明朝又多次下诏要求，“凡土司应袭子弟，都必须送入各级儒学学习，不经儒学读书习礼者，不能承袭土司职务。”

为此，明王朝在贵州各府、州、县、卫司，均办起教育程度深浅不同的“各级儒学”。据民国《贵州通志》所列学校的统计表，从明初至崇祯三年（1630年），全省共建学47处。此外朝廷又倡导各处府、县兴办书院和社学，传播儒学。据不完全统计，有明一代在“贵州兴办书院约二十一所，” 其中著名书院有阳明书院、龙岗书院、正学书院、中峰书院、石壁书院等。

由于苗族地区学馆和书院的初步兴起，使少数苗族子弟开始修举子业，有的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如城步县苗族子弟杨逢时，明万历年间中进士，先后出任广西提学副使和四川布政使；麻阳县苗族人满朝荐，明万历年间官至太仆正卿，系古代苗族经科举进至高位之第一人。清王朝承袭明制，并在明代原“各级儒学”的基础上扩大儒学教育。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朝廷饬令贵州各府、州、县、卫普遍设立义学。贵州巡抚于淮上《苗民久入版图请开上进之途疏》内称：“岂有以入版图之苗民而忍令之化外乎……臣愚以为，应将土司主属人等并选苗民之俊秀者使之入学……一体科举，一体廪贡。”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云贵总督蔡毓荣又上疏言：“土司相承袭，不由选举，……嗣后土官族属自弟内有通晓经义，志图上进者，请就郡邑一体应试。”

清朝统治者在苗族分布的土司地区和所谓的“生苗”区，新置府、州、厅、县后，一般都随即建立府学、州学、厅学、县学和书院。如在湘西“生苗”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建乾州厅学：乾隆十二年（1747年），凤凰亭设敬修书院：二十一年（1756年），永绥厅设绥阳书院。在黔东南“苗疆”乾隆年间先后建有古州厅榕城书院、八寨厅龙泉书院、丹江厅鸡窗书院、清江厅柳川书院等。

随着官学、书院的逐步兴起和发展，在一些苗族地区民办的私塾、学馆和书院，也开始出现。据《乾州厅志·人物》记载，明正德年间，镇溪千户所上捞苗族吴鹤，曾从学王扬名。后归乡设馆授徒，教训乡里子弟，虽“牧夫竖子”，“接受其教”。

清康熙年间，贵州道真县苗族贡生张应迁在梅江创办义学；乾隆年间有生员黄钦、嘉庆年间有黄翼腾、道光年间有姚世培，先后在道真县土溪和凌霄创办学馆。黔东天柱县，抱塘吴、粟二姓苗族于乾隆二十入年（1763年）始建“凤吟馆”，后成为当地24寨苗族文化教育中心。

宋、元、明、清朝廷在宣传儒家思想、普及儒学教育、传播语言文字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原来“文风疏陋”的苗疆腹地，开始有了诗书之声，“邹鲁之风”。《万历候志》载：“旧志言其俗巫歌死，迩来士大夫之家敦行古礼，即齐民子弟亦知诵读,一切降鬼慰丧之习，渐移其旧”。“沅陵为郡首，邑民性淳朴……士劝诗书，尚礼义，然浮文日胜浸流，虚伪挽同之术，端自儒者使也”。“泸溪僻处山谷，密迩遥獠言服，最为朴素，在昔丧礼多用浮屠，祷祀多事巫祝。今士知向学，民知守礼，非复五溪之旧矣”。

清代《风俗考》：“辰俗劲直而朴茂，言巫而好鬼，其积渐使然。近来弦诵之声渐广，文明之象可期”。乾隆版《永绥厅志》：“近日丰裕之家，颇知延内地师长，以训子弟，彬彬之风可得也”。

在贵州苗族地区，儒学方面影响较深、较广泛的是王阳明的良知心学。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被谪到贵州龙场驿，初到贵州的王阳明极不习惯苗疆的环境和贬谪生活，按王阳明自己的说法是“吾有无穷之怆也”。“瘴气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

以后王阳明用道家坐忘术排遣心中忧患，终于从“千死万难”中开出良知心学，这个过程历史上称为“龙场悟道”。在王阳明看来，心物之间“无间隔”，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天地万物皆吾心之“发用流行”。良知在人心中，只要敦本尚实，返存还淳，其天理自现，可以破出人的“心中之贼”。

王阳明的心学，主要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其心学在风格上颇具异端品格。

王阳明说：“不以圣人立言为言，不与愚人愚妇同德”。这于当时比较封闭的理学来说，精神上是很解放的。王阳明心学在贵州大受欢迎，颇适合贵州长期官民隔膜的民风。当时贵州是个夷多汉少的地方，王阳明在困难中自办“龙岗书院”，支持者求学者不邀自来。不仅汉民向王阳明求学，亦有不少苗夷土人向王阳明求学。

王阳明对求学苗夷有较高的评价，他在《何陋轩记》中说：“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本……而椎斧尚有施也……虽然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然此无损其质也”。

由于王阳明的道德学风广大涵容，深得当地苗夷的敬重，大家不仅帮助他采蕨种菜，还帮助他伐木结庐，现今贵州阳明洞所遗下的“何陋轩”、“君子亭”、“寅宾堂”、“玩易窝”等均是当地苗民帮助王阳明所建留下的。

嘉靖十三年（1534），监察御史王杳巡按贵州时，常常听见“府城的大街小巷歌声霭霭如越音，问之土民，答曰：“龙场王夫子遗化也。”足见其影响之广泛而深入。

随着儒学在苗区的深入传播，受儒学“奋力入世”的影响，苗族中涌现出一批谙熟汉文化的秀才、举人，首次出现了第一批文人儒士和仕官。元代绥宁有苗族儒生杨再成“幼知书，好长义……刻意儒风。”

杨再成还自己捐资于城步寨（今城步县治）创建儒林书院。明宣德年间泸溪县苗人石鼎科举人，为简县（今四川简阳县）教谕。著有《游延禧观》、《柳潭钓艇》《崖门雪霁》等诗文。明代镇溪千户所上涝（今湖南吉首市）苗人吴鹤，曾两下江西就学于王阳明，得阳明学“薪传”，“所学既正且专”。

明万历年间，苗人满朝荐官至太仆正卿。清朝出现了龙绍讷、龙凤翔、石昌松、龙纳言等文人儒士。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熊希龄亦是“苗族中的名人。”

中国历史上的中原文化即儒文化，它的核心是“伦理本位”，讲究人的善与恶，并在此道德上开出系列准绳，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道德规范，强调通过人的道德来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其最高理想是“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之内容，就是人人在伦理关系上都各自作到好处（所谓父父子子），大家相安相保，养生送死而无憾”。

而苗族传统文化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特别强调伦理道德。苗族文化的传承方式，无论古歌、神话或民间传说，无论理歌理词、巫词或佳理辞等，无不充满着社会伦理思想。苗族与汉族与其它各民族友好相处、休戚与共、互相学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以儒学为主体的主流文化影响各民族的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又充实完善了主体文化，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

道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渊源于古代巫术和秦汉时的神仙方术，又吸收了邹衍的阴阳五行术。道教出现的最初形式，是东汉时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后形成“全真道”、“正一道”两派。道教依据的经典是《道藏》。

东汉顺帝（公元126－144年）时，沛国丰人（今江苏大丰县人）张道陵客居四川，在四川鹤呜山（今四川大邑境内）依据《太平经》造作道书，自称出于“太上老君”口授，以民间巫术为内容，并且吸收了巴蜀地区某些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成份，创立了“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尊为“太上老君”，以《道德经》五千言为主要经典。原始道教至此建立，并很快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

从史籍资料记载和历史文物来看，道教“正一派” 和“全真派”都先入传入贵州。“西南夷”本来就是道教的发祥地，黔地当较早地受其影响。

但道教主要是继承中原上古文化和中原道家思想，尤其是春秋战国时的道家思想后而得以完善的。

因此道教虽然初创于“西南夷”，但它在仪范上的制度化、典章化和学理上的精致化、系统化主要是在中原得以完善，由此又返过来影响“西南夷”的文化。因此道教对贵州的影响亦为复杂。

道教正一派发源于四川鹤呜山，即张道陵于东汉时所创的“五斗米”道，后移至江西龙虎山，逐渐完善后称正一派。

四川和贵州两地相接，历来民间交往甚密，“五斗米”道于初创时亦传入黔地。有学者考证，道教正一派与苗族巫教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历史上苗族信鬼好巫，苗族社区巫风盛行。巫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靠符、咒行法事。巫符分为两大系，一为雷符，一为井符，苗崇拜雷神，称雷公。正一派修持有“五雷正法”，用于“收妖打怪”，而苗巫的“雷法”也是用于禳灾驱鬼。

“雷法”、“雷符”意义相通，正一派的法术和苗族巫术互为影响。早期是苗族巫术影响正一派，苗巫历史比正一派早远，且属于上古文化。

到了明清时代，则是正一派影响苗巫，因苗族遗失了古苗文，而巫的发展也不如正一派。后来苗巫文化吸纳和揉合了一些道教正一派的内容，即证明正一派对苗巫文化的后期影响。

下面我们试看两段苗族巫术咒语，便略知苗巫吸纳、整合道教和中原文化的状况。

先祖师傅，师母在上，弟子叩首再叩首。

出东门、出西门、出南门、出北门，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

出门经，路上碰到李老君，

李老君当堂坐，病人孩了不用惊。

阴传阴教师，阳传阳教师。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弟子奉先灵祖宗，

奉请祖师，

奉请张师，

雪山祖师，

雪大哥、雪大姐。

一更里下冰霜，

二更里下冰雪。

………

而道教全真派约为明代才传入贵州，明朝倡导“三教合一”，贵州的“三教合一”殿都建于明代。

据《黔书》记载：“平越州郡城内有张邋遢修道故迹。邋遢名张三丰……于高真观后结茅为亭，闭户静坐”。

可见全真派的修炼多在心性上求清静功夫，不太重视民间的收妖打怪。全真派在贵州民间影响最大的是明代张三丰。

《黔书》又有诗曰：“罗施自昔号鬼国，碧鸡金马西南隅。草木瘴疬山水窟，其间或有烟霞徒。熊径鸟仲诀自秘，寸田尺宅理岂粗。地产丹砂大于斗，彭亨鼎火铅汞腴。异哉三丰渥全侣，邋遢道士群相呼。洪武初年来黔地，黎峨城市吹都卢……”

由此看出，全真派明初才传入贵州，诗记全真道教在贵州高蹈山林，其影响弥留在民间。

在黔西北“喇叭”苗族中，老人亡故后，依其所信道教教规，诵经超度，通常运用器具有：

⑴ 铣、钹、锣、铃、鼓，这五种器具亦作“五雷神将”，专打下司〔地狱〕五等邢师，次打“天地年月日”忌；⑵ 海螺，用于法事开端，报告亡魂起灵追荐；⑶ 锡杖，用于追荐亡灵，振开地狱，打落枷锁；⑷ 法衣法冠，即法宝；⑸ 印，有宝印、白鹤印、职印、八卦印。宝印用于开通路途文贴；白鹤印用于安葬亡人时，作合同印；职印用于法事文书，兼职弟子代以证明之用；八卦印用于修筑坟墓，各镇方隅。行法事时，一般以“护身罡步”、“阴斗罡步”、“八卦罡步”、“七星罡步”等，进行跑场、跳跃、穿杆等活动。道事活动极为繁锁壮观。

在湘西苗族中传播的道教流派主要是正一派，其时间当在元末明初。湘西苗族腹地的凤凰厅于明万历年间兴建了“玉皇阁”(清咸丰年间更名为“万寿山”)，山门嵌有“万寿丛林”4个金字，山门外有口池塘，周围安有18个岩墩，示意“十入罗汉朝玉帝”。旧时每日拂晓，阁上钟声悦耳，故曰“山寺晨钟”。

明末清初该厅又增建武侯祠和三官阁各一座。道教活动可分为经常性和季节性两类。经常性活动多系为治丧户作法事，诵经追悼，寄托哀思；季节性活动一般是正月谢坟祭祖，二月谢土驱邪，七月初七追悼，十月燃天蜡祈求吉祥如意。夏季久旱无雨或遇病疫流行，地方群众即集资请道士打蘸求雨驱邪，送瘟神、消灾祸、保康泰，祈求五谷丰登。

根据《永绥厅志》卷六记载，湘西地区有三十六堂神，七十二堂鬼。这三十六堂神，七十二堂鬼，系由苗族巫教与道教相揉合而形成的。“三十六堂神”如下：

灶王菩萨；五道神亲；上殿高岩三保；二十四位诸天菩萨大王；托魂郎子；头脚大王；吕洞苗王；三羊洞王；黑彝土老相公、老太太；保胜王；四妹满娘、满儿、满崽；大路神亲；三面三早口说(挑拨事非的神)；四路喜财、财公二明、进财郎子、进财郎君(财神)；一面一早口说大王；二面二早口说大王；四面四早口说大王(以上均为心胸狭窄，脾气暴躁之神)；七个帕杯妹、七个帕杯龙(女神名)；阿濮者乃、阿娘者娜(一对领神)；七个梭戎梭鬼、七个梭刀梭甩(古代七位英雄)；龙公龙母、龙子龙孙；五位神龙土地；帕送召斗、女送召能(女神名)；郎代鬼都、郎巴鬼理(古代两位领袖)；鬼汝没雀、鬼别没能、鬼务鬼刀、鬼布鬼对(前二者为善神，后二者为恶神)；鬼却都木、鬼理都机(古代人名)；五治神亲、诸路神亲(古代人名)；帕笔龙畜、帕女笔说(气量窄、脾气暴的女神)；第代着冬、第马着欧、郎代着住、郎阶着秋(古代人名)；大坊土地；古老先人；管寨郎子、保寨郎君、管龙土地、管虎先人(苗族头目名)；阿濮平代、阿娘守那 (日父神、月母神)；告书郎子、解为郎君(古代识字的苗族人名)；白鹤仙子；白虎先人；巴足流斗、女足流溪(古代两个守水井的女能力)。

根据《苗族古老话》传述，三十六堂神中只有十六堂为“苗神”，即苗族自己在原始宗教观念基础上发展和塑造出的鬼神；而有二十堂为“客神”，即受汉族道、佛教影响而形成的或直接从其移植的鬼神。

五道神亲、吕洞苗王、灶王菩萨、进财郎君、五位神龙土地等等，都是揉合了道教而形成的鬼神。由此可见道教深入苗族之一斑。

佛教

|梵净山佛寺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古印度释迦国王子悉达多（即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30年左右创立的。相传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我国。

东汉明帝曾派人赴西域访求佛道，在大月氏国遇着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便邀请他们来汉，并用白马驮着佛像经卷共还洛阳。明帝建白马寺供两位僧人居住。于是，佛教便在中国传播开来。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传入我国，首先需要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并在民间流行才能立足。两汉时期，中国正处于造神时期，汉皇室信奉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佛教的教理也被现为“清虚无为”而和黄老之学相提并论。

释迦牟尼佛则被认为是大神，佛教的斋忏等仪式也被视着和词祀相类似，因而佛教为两汉皇室所崇尚。后来历代帝王因袭之。据《释氏稽古略》卷一载，西晋时以洛阳和长安两京为中心，修建佛寺180所，有僧尼3700余人。

南朝梁武帝干脆定佛教为国教，并三次舍身佛门。唐太宗非常重视佛教的译经事业，为从印度求法归来的玄奘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在宫廷奉佛的影响下，佛教信仰很快流布到民间。首先在主体民族～汉族中流传开来，而后随着民族间交往、朝廷推行、屯兵、迁徙等，佛教信仰又流传至各民族间。

佛教在贵州的主要派别是禅宗。有史料载唐朝以前亦有佛教传入黔地，但多为“游方和尚”，来去无综，派别难考。《黔书记略》载：“黔当明清代嬗之际，禅宗有大善知识二人振风于延江南北，北为丈雪，雪曰语嵩，皆嗣法乳于破山，称一时宗门龙象”。

“黔南远在天末，去中原万里，其民风朴素，山川险峻，声教几所勿及，即拈花一脉，自唐宋迄胜国是少闻焉。天龙善禅师慨然起任其事，搜罗散失，取明季诸老以至今，行、超、明、实四辈语录共若干卷，裒然成大集，名曰《黔南会灯录》。”由此可看出，佛教禅宗于“明清代嬗”之际才进入贵州。

在禅宗诸宗派中，其南禅一支最世俗化，其强调修禅和劳作并行不悖。南禅中的《百丈清规》规定：“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所谓“南宗禅众依然生活在下层民众之间，生气勃勃。”

南禅在贵州影响甚大，据《黔南会灯录》记载，禅院计有约93座，其中临济宗90座，曹洞宗3座。著名寺庙有贵阳黔灵山宏福寺、遵义禹门寺、镇远青龙寺、安顺天台寺等。

在全国有些影响的人物主要是禹门寺的丈雪禅师和宏福寺的赤松和尚。丈雪于“1660年开法于贵州遵义禹门寺。主要著作有《青松集》、《丈雪语录》十二集、《锦江禅灯》二十卷、《破山语录》十二卷。”禅宗南禅在贵州能形成一定的“势”，主要是靠它的风格，即在生存方式上自食其力、自力更生；修行方式不拘泥于固定陈规。

这些风格都颇适合于天高皇帝远的贵州。不过对民间和苗族影响更深入的不是禅宗在学理上的“文字禅”或所谓明心见性的“口头禅”，而是一些具法术效应的功能，如呼风唤雨、降龙伏虎等方面的神功异能，因之最能与苗族巫文化沟通，这在不少的贵州方志和文献中均有记载。据《黎平府旧志》载：“岁旱，师(愿如和尚)持钵祷于龙泉，雨辄应，居人异之”。

《康熙贵州通志》载：“罗汉和尚，洞苗也，初……目不识丁，忽遍游名山，自普陀返棹归，则字义了然，虽等韵诸书，莫不精通而朴率自如，同辈怪焉”。《乾隆贵州通志》载：“白云(和尚)，大理人，戒行精严，万历间至阳宝山，山故多虎……裹粮坐泽中八日，时方大雪，有虎卧其地，雪亦弗及，其虎亦绝”。

《嘉靖贵州通志》：“广能、兴隆僧……戒行不玷，禅颂勤苦，尝昼诵经，有虎入寺，众僧惊走，能不为动，虎登堂，见能遂去。” 除有文字记载外，苗族民间也有这样的神异传说。苗民不仅深信不疑，而且还滋生敬仰之情感。

直到近现代，无论在贵州或在其它地区的苗族中，观世音菩萨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神台供桌上都供奉着观音菩萨。许多苗族村寨都立有土寺庙，庙中供奉着观音，人生病尤其是小孩生病，都要祈求观音去病消灾。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苗族巫事活动中还融入了佛教的内容，如巫师念户咒语有这么一段：

出门经，

出门遇到观世音，

观音老母在前行，

四大天王随后跟，

千灯万盏来开路，

妖魔神怪尽离开。

在湘西，《凤凰县志》记载：“明洪武年间，佛教伴随着流官的到来而传入本县”。

据湘西古籍办主任张应和先生考证，佛教在湘西苗区的盛行当是清代，这与清王朝推行佛教以巩固其封建统治有关。清世祖福临诏谕天下：“帝王敷治，文教为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

苗区才在“改土归流”后出现佛教的大兴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凤凰厅在此期间建寺庵15座，乾州厅19座。嘉庆年间统治湘西的傅鼐倡导“以神道设教，补政令之不及”，故佛教更得到空前发展。

至解放前夕，凤凰县有佛教寺庵17座，僧尼488人；永绥县有寺庵29座，僧尼88人。各寺庙均有定期庙会，如一年一度的观音节、孟兰盆会、拜忏等，届时信男信女纷沓而至，少者少十人，多者数百人，佛事活动异常热闹。佛徒多是出身寒微或为看破“红尘”之人，三年行期满，便去沅湘间的“师傅”处受戒，回后坚持“早晚功课”，朝暮焚香念经拜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