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之间，新旧之外：晚清科幻小说如何想象一个进步的世界？(无中西也)

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思考一下，刘慈欣的《流浪地球》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讲述的都是在危机中寻求自救的故事：《新中国未来记》预言面对未来国族竞争，中国何以在世界之林中立足；《流浪地球》讲的是太阳急速衰老膨胀，太阳系即将被吞没，人类推动地球离开太阳系奔往新家园。

除《新中国未来记》之外，其他一些晚清小说也都体现出了更宏大严肃的意图——吴趼人《新石头记》以贾宝玉漫游未来文明境界的奇遇辨明“文明”与“野蛮”的不同，指出西学不见得都“文明”，国学也不就是“野蛮”；《新法螺》中主人公超越科学的羁绊飞天入地，看似滑稽不已，落脚点却在于民族救亡与启蒙。

晚清科幻小说的主题是如何确立的？这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贾立元在新著《“现代”与“未知”：晚清科幻小说研究》中试图探讨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贾立元自己也是一位科幻作家，笔名飞氘。他在书中指出，晚清科幻小说中那些有意思的发明，诸如电气术、催眠术乃至造人术，不仅仅是天外飞仙般的技术应用，而更有其隐喻性质，象征着知识分子在忧患中革新造人的尝试，既吸收西方的现代科技，又保留自身的“心力”与“脑力”，其中诸多焦虑与问题在当代中国科幻作品中仍有回响。学者戴锦华曾著文质询中国科幻小说的“元气满满”，指的是中国科幻通常没有扮演现代文明预警者的角色，也没有告诉人们未来的神话可能是“梦魇”、“地狱”一般的。这不禁让人思考，如今中国科幻的写作面貌与其形成之初的样貌是否有关？

文章目录

01 以进步观念想象未来

中国科幻小说自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始。创作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畅想了60年后中国繁荣昌盛，世界各国首脑齐聚首都南京；此时恰逢中国维新50周年纪念，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孔子后人孔觉民为两万名听众讲述过去60年间中国历史，从维新成功到建设立宪政府，再到成立大共和国。

贾立元认为，小说中对未来的想象与19世纪西学东渐、进化论成为普世公理有关，《新中国未来记》中处处投射着新的公理世界观、世界历史的民族竞争与进步观。正如小说中所写道的那样，“我看古今万国的视野，一定经过许多次冲突才能做成，新旧相争，旧的必先胜而后败，这是天演上自然淘汰的公理。”

彼时，梁启超已经逐渐放弃了天下大同的思想，转向了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观——对他而言，进化论不仅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客观描述，也能让世界变得有道理，让生命变得有意义，使人们的行动有方向，有利于群与公的价值标准的实现。正因如此，小说才会说，“只是据政治学的公理，这政权总是归在多数人的手里，那国才能是安宁的。”而对于进化、进步诸概念的普及，贾立元认为与同时期法国小说家凡尔纳的作品被广泛译介有关。彼时《海底旅行》《月界旅行》均已引入中国，凡尔纳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译本最多的外国小说家之一，正是凡尔纳的科学小说让人们认识到宇宙地球的大小以及时间向前的进步性。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被视为中国科幻小说的起点，在此之前，中国从未有过以“未来记”形式出现的小说。“未来记”形式的政治小说先在日本风靡，后由梁启超由日本引入中国。然而，《新中国未来记》到第五回便戛然而止，并未完成对未来的想象。

02 当贾宝玉遭遇殖民冲突

在《新中国未来记》之后，吴趼人以科幻小说《新石头记》延续了中国未来何处去的是思考。接续《红楼梦》的结局，在《新石头记》中，贾宝玉来到晚清20世纪初，在清末游历中国，为满目琳琅的西洋事物感到惊奇与忧虑，同时发愤学习英文；他参观了江南制造局，见识了义和团攻打使馆以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并在这个过程中偶然进入到一个叫作“文明境界”的地方。小说中写到，宝玉在“文明境界”里乘坐着先进工具上天入海，追捕奇珍异兽，也借助宝玉的见闻描绘了一个科技昌明、道德完备的乌托邦世界——所谓的“文明境界”是全方位的、包罗万象的，包括现代发达的生产生活、便利的现代交通通讯、精细的医疗手段，甚至还有永动机以及不死之法。

《新石头记》中不光有宝玉对新鲜器物、发达科技的赞叹，也有他对“外国的好”的警惕，中间也曾遇到某个崇洋媚外的买办，气不过感叹道，“他懂了点外国的语言文字，便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巴不得把外国人认作了老子娘。”贾立元将宝玉的态度总结为“一种矛盾的而具有代表性的态度”：能既认识到西方的威胁，又能从中吸取对中国有益事物。

与《红楼梦》风月宝鉴的意象一脉相承，贾立元认为，曹雪芹的风月宝鉴可照见“色”背后的“空”，而吴趼人的宝鉴则可从文明中照出野蛮。而何为文明、何为野蛮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焦虑的问题——难道西学就是文明、国学就是野蛮吗？吴趼人用小说回应时代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回答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理西学与国学的关系，以及如何在进化论话语勾勒出的残酷种族竞争中寻找中国的出路。吴趼人对西方现代文明强权压倒公理的游戏规则深有体会，《新石头记》也从道义和功利的层面颠覆了“西方文明—东方野蛮”的主导性话语，揭穿文明的假面，比如披露自夸为文明之国的野蛮行径：

“此刻动不动讲文明的国，哪一国不是如此？看着人家的国度弱点，便任意欺凌，甚至割人土地，侵人政权，还说是保护呢！”

吴趼人所想象的能够拯救当日中国的手段，但不止是“输入文明”，更需要“恢复固有之道德”。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石头记》中，宝玉也着重表现出对其间器物知识“无所不备”的热情，在参观医院药圃时问，“但不知道已种全备否？”对“全备”的追求不禁令人想起凡尔纳小说中依据当时科学和专业术语形成的分类术语。贾立元写道，这既可以视为一种翻译科幻小说正如凡尔纳对本土创作的影响，也是西方知识中依托于分类学的“世界体系”的渗透，而这“世界体系”与西方殖民扩张又存在某种隐秘的关联，两者皆是通过探索对世界进行整合、分类、控制及占有。他评价《新石头记》已经在思考文明境界中“仁”与“不仁”的区别，宝玉并无意由被侵略者翻过身来做侵略者：

“近来那些残忍之国，用尽了那种刻毒心思，做成了一种氯气炮，把氯气藏在炮弹里，一弹放出去，炸开来不知要死多少人。……做了这种残忍之事，他还要说文明呢！”

03 电气与催眠的新招牌和旧烙印

1909年出版的科幻小说《电世界》想象了大发明家黄震球的故事，他在宣统一百零一年（2009）横空出世，将中国建成了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自己则凭借神奇的电翅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用贾立元的话说，“电王”堪称比“钢铁侠”早半个世界诞生的中国超级英雄。作者对电这种象征着发达力量的崇拜，也展现出了科技无往不胜的天真信念。引人注意的是，“几千倍”的尺度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像是一百年后中国有陆军“一万万人”，“电王”发明的电车比沪藏铁路火车速率增加“五千倍”，而这车还只是新电学发明的万分之一，将来的各种器具、各种事业都与这车“成比例”。“电王”以千倍扩展术改造着一切：在南极发现了金河，将伊朗高原的七座仓金大库堆满了黄金。动植物受到电气肥料滋润长得格外大，白毛猪都能长成印度象，农产品更比之前增出“千倍之多”。在《电世界》中，未来并非局部的发展，而是系统性的总体膨胀，千倍比例尺为未来世界镀上一层“黄金光芒”。

此外，电气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疗法。19世纪下半叶，电已经被描述为宇宙中无所不在、贯通万物的“气”，对电的狂热以及相关电气疗法的流行成为全球潮流。人体被看做带电的机器，充电可以激发人体活力，也可以向大脑输入能量，而国民的“脑电”、“脑力”也自然汇聚为“国魂”或者“国脑”，国人与国家的概念由此联结为一体。

徐念慈根据《法螺先生谭》（包天笑由德国作家毕尔格作品《吹牛大王历险记》日译本转译）创作了《新法螺先生谭》，其中的法螺先生发明了神奇的“脑电”。小说写到，电气不当只是一种机械力，而应是自然力，最自然的莫过于发掘人人都有的脑电：

“自然之利用，莫若就人人所具之脑藏，而改良之，推广之。人与人之间，使自然有感应力，脑藏既被感应，乃依力之大小，而起变化，依变化之定律……”

这一概念也是当时许多维新提倡者常用的字眼，像是谭嗣同的“脑电说”，同样强调人与人可以通过某种媒介进行精神互通。

电气与驾驭灵魂的催眠术之间也关系密切。《新法螺》灵感来源之一就是上海的一个催眠术讲习会。贾立元发现，在此时，催眠术与电气都成了新式招牌，科学确实开拓了新的想象空间，却是带着旧烙印的世界观为人们提供了新思路，因为扶乩、招魂等巫术本就是百姓生活的一部分；这时对神秘力量的理性态度并不多见，更多的还是憧憬降灵的启示（有文章记载了上海灵学会上曾有托尔斯泰降临）。

更有意思的是，治心法、魂学和催眠术都被视为一种民族新生之道。《新法螺》中有造人术，小说《生生袋》里也有不速之客大讲生理学问、老者重现生机、为疯人输入动物血以恢复正常的情节。17世纪西方也曾有为癫狂者输入动物血的医疗实践，而小说中不少离奇的情节都能在当时出版的生理学教科书中找到依据。陆士谔《新中国》中还有如此设想，在40年后的文明中国，新生儿可以接种疫苗免生恶根性，成人则能通过服用药物或用手术祛除，还有一种催醒术能使人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醒来。

04 “造人术”中的启蒙愿望

在种种焕发生机的技术之外，晚清的文学家们还在期待一种“造人术”。1906年，鲁迅的短篇科幻译作《造人术》讲述了科学家在实验室看着人芽逐渐成长，感受到人成为造物主的惊喜。与此同时，包天笑也发表了同名译本，并在正文后感慨，科学家们在发明造人术之后，更要发明造魂术，“不然，是蠕蠕者，纵能运动，世界亦奚用此行尸走肉为？”

之后与包天笑共同主编《小说时报》的陈景韩又有一篇名为《催醒术》的作品发表，讲的是被法术催醒的“我”猛然醒悟，发现周遭世界如此肮脏龌龊，人们却安之若素，新的知觉并没有带来幸福，他反而被视为另类。这一形象也被学者们认为是在《狂人日记》之前觉醒的“狂人”，所谓“狂人”正是指“他们感受着狂喜与狂怒，忍受着神经的躁动和精神的创伤，渴望替自己也替周围的人洗心与换脑，尝试着催眠和催醒，以铸造一个强健的国脑国魂”。更耐人寻味的是，鲁迅、包天笑和他们的读者都只看到了《造人术》的开头，原著原本有怪物造反的情节，但被译者删去了。

晚清小说家借科学之名大谈鬼神之举，正如学者所说，在实验室造人的故事暗示着当时的文学家们相信自己可以像科学家一样工作，“如果有一天科学进步可以对国民主题的身体进行批量生产，那么文学也要成为这个工程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