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悼女诗

罗聘《袁枚像》。

儿童夭折与妇女早亡率奇高的世代，产生了“悼女诗”这个令人心碎的类型。清乾隆间文学家袁枚（1716-1798）以一系列嫁女、悼婿、悼女诗，串起了女儿阿成生命凋零的全过程。阿成十七岁，适吴门望族娄关蒋氏第六子蒋元鼐。虽则“春花多辞树，嫁女多辞家”自古而然，爱女又嫁得如此称心遂意，袁枚仍难遣满腔失落，《嫁女词》絮絮叨叨，全无往日洒脱风度：

同居人暂离，惄焉心已恼。

况是掌中珠，怀中最娇小。

……

人视已长成，我视犹襁褓。

并此复乖分，教我如何老！

夫婿住姑苏，江天水渺渺。

田多尸祭忙，族大持家早。

归宁岂不归，路远终知少。

堂前昼愔愔，膝下风悄悄。

中郎几卷书，他日付谁好？

阿成婚后偕婿归宁，袁枚喜悦之余，不忘放下身段恳乞女婿“闺中失礼怜渠小，堂上承欢仗汝教”。哪知千挑万选的佳婿是个短命人，在半年后的又一次归省时遽然病卒于随园。袁枚作《哭婿》数首云：“老人亡婿当亡儿，簌簌临风泪暗垂……听唤阿爷曾几日，一场春梦不胜悲”“双飞才看小鸳鸯，转眼孤鸿影一行……怕见多情天上月，夜深犹自照东床”“禁他十七红颜妇，短雨零风了一生！”实是小半悼婿，大半怜女也。悲恸未已，阿成还要扶柩返夫家。临别时，他忍泪嘱咐：“好如郎在安眠食，莫带啼痕对舅姑”——这与“妇德”无关，是为爱女设身处地思虑后的劝慰。“娣姒成行偏汝独，未知何处续遗孤？”——家中兄嫂成双成对，你一定触景伤情；来日漫漫，你竟要孤苦无靠，老父痛何如哉！

阿成丧服将满时，袁枚往苏州相见：“漠漠风寒锦瑟弦，飘飘髽发尚垂肩。伤心三载成孀女，还是人家未嫁年。”十九岁的姑娘，在别人家恐还在父母膝前承欢，可我的女儿已经守寡三年了！无限哀苦，令人酸鼻。越二年，苏州信来，告阿成病危，袁枚急急赶去探视，舟行至丹阳，却接到了冰冷的讣讯。“廿岁成孀四载余”的阿成，到底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独活草生原命薄，未亡人去转心安”——你去了，我反而放心，看似无情无理，却是至情至理。袁枚写在归途中的这一联，正是所谓诗中“决绝语”。关于阿成，尚有故事可附一说：袁枚曾将女儿许字舍人曹来殷，后吴门蒋诵先来聘，软磨硬泡之下，袁枚“定蒋而辞曹”。曹舍人不久科甲连捷，授翰林院庶吉士，其后一路仕途平顺，袁枚大悔不置，云：“数之不可挽也如是！”世有憎随园为人者，颇以其嫌贫爱富而铸成大错见讥，其实寻常父母心也，何苦责之太苛。

最特殊、最极致的悼女诗，出自近代江南名士、南社元老高燮（1879-1958，号吹万居士）。丙子年（1937）腊月，高氏十九岁的次女韵芬亡故，深受打击的高燮哀难自抑，觉“百事俱废”，遂决意效仿明代叶小鸾事，以扶乩形式召韵芬之魂，实现阴阳两界间的“交流”。自辛丑（1937）正月至戊寅（1938）九月，高燮将与亡女的“对话”巨细无靡地记录在《吹万楼日记节钞》中。随时间推移，韵芬由起初“略指数字”渐渐无所不谈，一如生前，其本富文才，竟至与父亲“赋诗联吟”。高燮后因韵芬“幽明倡和，今古所无，是亦佳话”之语，将父女所作诗结为《幽明倡和集》一卷。试读韵芬“作品”《儿心父心篇》：

儿心即父心，父心岂儿忘。

儿神即父神，身没神在旁。

音容虽永隔，问答仍如常。

孰云死丧哀，安知解脱良。

人生本如寄，人世徒营攘。

学诗慰老怀，萧洒毋悲伤。

以此为报恩，幽明同吉祥。

这样的诗显然已越轶出文学评价的维度。日记在当时即有“违反时代，提倡迷信”的指斥，而今日看来，高燮的悼女诗可谓诞生于特殊时空的特定典型，可在社会、心理、宗教等各个视角下寻找阐释。周育民《一个文坛巨子乩笔下的灵界》的评述深具“理解之同情”：“扶乩”，使吹万得与亡女不断地对话，渐渐抚平了心头巨大的悲痛……扶乩，使吹万获得了他将要去的那个世界的精神体验，消弭了他对人世间战火纷飞、生死无常的恐惧。

严迪昌先生有云：“写亲情是丝毫拿腔拿调不得的。任何程式、模式、套话最易露出伪饰相”。写给女儿的诗，正在一“真”字。文人处世总要有几副笔墨，有些故弄玄虚，有些逢场作戏，有些因真实而近于脆弱——他留给了女儿。

赵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