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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贫富差距能否带来发展动力?|正略名家

陈志武:贫富差距能否带来发展动力?|正略名家

赵民微分享文学/评论/经济/故事/生活

作者 | 陈志武

来源 | 《财经》

随着货币化、市场化的深化,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变革大大加快货币化和金融化发展之后,过去两个多世纪里,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费分配三者不再是同一回事,相互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第一,资本的崛起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以及不同有产者之间在劳动收入之外的收入出现分离,因而使得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不再同步,可以大为不同。

第二,旱灾、水灾、地震、战争等天灾人祸会短期冲击收入分配,但会更加广泛、深入地打击财富分配结构,财富越多的家庭受天灾人祸尤其是战争的冲击就越多,因此天灾人祸时常使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出现巨大分化。

根据皮克迪教授的估算,在“一战”之前的1913年,法国最富1%家庭的财富占全社会财富的55%,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冲击之后到1947年,他们的财富占比下降到30%,使财富集中度大大下降。

正因为富人的财富占比受战争打击最大,尽管他们的劳动工资收入占全社会工资收入的比重在“二战”后和“一战”前基本一样(6.2%),但资本收入的重挫使最富1%阶层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从“一战”前的19%,下降到“二战”后的8%!因此,战争等天灾人祸可以重创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的相对关系。

第三,由于各类保险、退休养老基金及其他投资基金等金融产品的丰富发展,加上政府保障体系的建立,收入可以因天灾人祸等风险事件而波动起伏,因生老病残而变化莫测,但消费却能保持平稳,进而使收入分配可能非常不平均,但人际消费差距却可以相对较小。

假如一种病毒一旦感染上就需要1亿元才能治疗好,而每个人每年有千万分之一的概率感染上,也就是说每人每年有10元的预期治疗费;如果没有针对这种疾病的医疗保险,一旦感染上这种疾病,就会大大冲击家庭和个人的财富,改变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三口人的家庭需要存满3亿元才能完全防范这一病毒,否则,如果全家三人都感染上,就会给全家的财富和收入带来极大冲击,消费会难有着落并挑战生存;而如果有针对此病毒的医疗保险,那么,全家每年支付三十几元保费就能保全病毒风险,这是富人和穷人都付得起的保费,其好处是把消费跟疾病风险隔离开来。

由此可见,19世纪以来不断深化并丰富化的金融革命与20世纪兴起的现代政府社保体系,真正使消费分配与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出现分离,后者可以越来越往少数人手里集中,但消费分配照样能保持稳定、甚至变得更加平等。美国、西欧国家20世纪的经历都如此。

以前我们倾向于接受皮克迪教授的观点,即贫富差距太大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革命,不患寡但患不均。

可是,社会学家托米·本特森、康文林与李中清等学者在编著《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中谈到,到19世纪后期,中国农村的土地分配差距和收入差距远低于瑞典、比利时、意大利和日本的乡村,按理说这些西欧国家和日本更可能发生农民革命或其他社会动乱,但实际情况相反,是中国发生了更多动乱。

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西欧的教会渗透面以及后来的政府福利远大于中国,起到重要的调节风险事件冲击的作用,所以,那些国家的消费分配不完全取决于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尤其是社会底层的消费得到教会和福利补贴较多。但在中国,除了宗族血缘网络内的互助救济外,其他民间救济有限,政府福利也缺,因此收入差距更容易变成消费差距,进而更容易激发社会动荡。

从国与国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收入差距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能促进人类进步。按照历史学家麦迪森的估算,公元1500年时富国人均GDP大约为穷国的1.5倍,到工业革命早期的1800年,富国人均收入是穷国的4倍,到1900年这个差距扩大到10倍,而在2000年时则超过20倍!

虽然过去500年国与国间的贫富差距加大很多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从中国、印度到非洲国家,各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同期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善,既走出了野蛮,又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好地解决了温饱。全球绝对贫困人口在减少,人均受教育水平、医疗条件、预期寿命等反映人类发展的重要指标在持续改善。即便是穷人,其绝对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一些国家先富很多,穷国也得到好处。

如果我们查看1913年之前的媒体和学者的评论,我们会发现,正因为那时期富国人均收入已经是穷国的10多倍,给中国、印度等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压力,并且也给后者提供了许多可轻易照搬的成熟技术等后发优势。可是,两次世界大战缩短了富国穷国的收入差距,也因而减轻了穷国的发展压力,后发优势没有得到发挥。如果没有两次大战的减压,或许中国等金砖四国那时期就能利用差距快速追赶,而不是要等到1980年之后。当然,到上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时,富国跟穷国的差距更大了,成为穷国更大的发展压力,这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崛起、成全了“金砖四国”。贫富差距带来发展动力。

所以,对于现代社会,只要消费差距不失控并且低收入人群也能有体面生活,其他差距不一定只是坏事。

关于作者

陈志武,正略书院专家理事,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及冯氏基金讲席教授、耶鲁大学前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