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踪浮山第一塔（中）

三、建塔的时间及经过

天池之阳

浮山舍利塔的建造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至少有整整十六年，从天启癸亥年（1623年）筑第一层安置舍利金塔开始，一直到崇祯已卯年（1639年）才完成八层“无缝之圆相”。用吴国琦的话意来讲，在山中建舍利塔是要讲究因缘的。因缘未到，一切努力都是枉然；因缘一到，百事和顺。因此，《浮山志》仅仅说此塔为某些人所建，过于笼统。十六年时光，中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根据《后序》描述，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积极筹备，选址天池之阳。

吴国琦在《后序》中明确说，一开始建塔他跟从“家宫谕”，与红桃、天安二位律师谋划在浮山建塔的。点到了三个人，其中“家宫谕”应该是本家长者。“家”是古人自称家族长辈的谦称，如“家父”“家母”，后文还提到“家文学”。据清末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记载：桐城麻溪吴氏“东有布政、宫谕、司马”，这里“布政”指吴一介，“宫谕”指吴应宾，“司马”为吴用先。所以，在建塔初期，毫无疑问吴应宾是主持人，他是浮山的主人，年轻的吴国琦只能跟随配合参与。“家文学”是一群人，文中明确指出了一个代表人物吴应宓应该是也麻溪吴氏人。在律师和吴应宓等人的建议下，他们最终选址在有着“智者安禅之处”之称的“天池之阳”。

第二阶段：筑基一层，安置舍利。

这一阶段从筑基开始，时间是天启癸亥年腊月初八，即公元1623年。选好了地址，就马上着手筑基建塔了。古代在偏僻的山顶建塔，受限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估计主要是资金问题，大家决定先建好第一层，安置好舍利子金塔再说。于是，很快就建好了第一层。应该指出，这时距1579年获得舍利子已经过了46年。也就是说，舍利子在吴国琦家已经保存了近五十年。此时舍利子最初带回者吴绍清应该有六十五岁左右了，已古人如此高寿还亲自“擎旛散花”导行，安放舍利金塔的仪式是十分隆重的。仪式上，吴国琦共提及三人，除他叔父外，还有方拱乾，他仅比吴国琦长一岁，桐城望族桂林方氏人，也是青年才俊，吴方俩家是密切的姻亲关系。方拱乾，字坦庵，崇祯元年（1628）中了进士，也就是在参加浮山舍利塔奠基仪式五年后就考取了进士，只是可惜，后来在清顺治辛酉科考大案中因受涉案儿子方章钺的牵连被被流放到今黑龙江牡丹江市所在的宁古塔。

晚翠岩

第三阶段：相国捐金，徒留憾事。

也许出乎所有最初建塔动议者所料，塔在建好了第一层后，就停摆了，一拖就是八年。也许正如吴国琦所说“因缘未至”吧。总之，在塔筑基八年后，即崇祯辛未年（1631）依然还仅是一层。这一年，明朝大学士、今枞阳青山人、吴国琦恩师何如宠听到了这件事，非常的悲伤，于是发下弘愿，愿捐三百金，力促完成此事。可是，八年的时间，会发生多少人事变迁呢？谁来操盘此事呢？何如宠，国事缠身，自然无法担当；吴应宾可能也垂垂老矣；吴绍廉，我们已无法知其去向，《马埠吴氏宗谱》中没有其生卒日期的记载，估计此时已亡故也未可知；方拱乾已于三年前中了进士，肯定到外地做官去了；吴国琦自己在这一年苦战科考，终于得偿所愿，考取了进士，况且他的家已不在桐城，随父官职的变迁移家太平府了，即今芜湖、马鞍山一带。又怎能分身管理此事呢？吴国琦在《后序》中不无遗憾的写到：“然难任事之人，自辛未至丙子，又阅六年，仍为画饼。”

应该指出，何如宠是吴国琦的恩师。何如宠曾在给吴国琦一部诗文集所作序中，话语殷殷，令人动容。他从古代读书人“三不朽”事业出发，对爱生提出了谆谆教诲，寄予殷切希望。他说：“独予所期于雪厓者，亦终不能割立功一案。夫立言者，在取其快;立功者，又在能忍所不快，此又作管葛与作马班之别。雪厓念之，无令人得以申屠嘉、条侯亚夫相千秋文士也!”雪厓，吴国琦字，他承认吴国琦文才出众，善“立言”，但他希望吴国琦不要成为西汉两位武士功臣申屠嘉和周亚夫眼中看待的文人，要多“立功”。也就是说，他希望吴国琦成为一个言能传世，功能经国的济世大才。吴国琦的“忘年交”好友、明末文学家姚康也在《怀兹堂集序》中记载了何如宠与吴国琦的关系：“其师青山何先生深湛名理，与他人言，多不解，雪厓则一一达其标旨，甚重之。”

如今，老师发下了这样修建浮山舍利塔的弘愿，吴国琦怎能不谨记在心？一旦因缘际会，自然义不容辞。

方以智塔引

第四阶段：琦弘师愿，力肩大任。

因缘终于再一次降临浮山。崇祯丙子年，即公元1636年，这一年九月初七，吴国琦母亲赵氏在太平府去世，为给父母“虔修佛事”，吴国琦再次来到家乡，得以隐居浮山一段时日。这时，机缘巧合，他的好友姚康可能与他一同到了浮山，可以说此时的浮山，鸾鸟翔集，祥云流荡。话题中自然提及舍利塔一段公案。浮山“隐律师”再次约见吴国琦，请他出来主持修完舍利塔事。想到六年前，恩师何相国的夙愿，那亦未尝不是自己的夙愿啊！吴国琦义无反顾，承担起了这一久拖未成的造福后世的功德事业，我想，这也应该是吴国琦为父母“虔修佛事”的要义所在吧。

这时的吴国琦，早已不是佛塔奠基时一枚闲静青年，而是正值壮年的政府官员。经过几年官场的历练，吴国琦已是一位处理政务的干才。据同乡后人、翰林学士何采在给他作的传记《太仆公传》中介绍：他中进士后初授浙江兰溪知县，到任三个月，“县中有玉兰瑞，殊之异，兰溪县人刻石记之，歌咏不衰，以为美谈。”所以，他处理起浮山修建舍利塔事就显得从容多了。他多方募集赞助，姚康向他推荐了堂弟姚昌祚，他自己推荐了表弟刘士朗，让姚刘二人极力负责钱粮事务，至于具体修建佛塔事，就交给了浮山的“隐律师”！现在《浮山志》中说，舍利塔是一个叫“尔培”的禅师主持修建的，我想，吴国琦文中所说的“隐律师”就是指此人吧！吴国琦在《后序》中说：“其中精微运用，则隐律师所不能辞。”

在吴国琦这一切雷厉风行的操作后，浮山这座舍利塔才正式大事兴建起来。其中的艰辛，我们后人是无法体会了，这一时期又延续了四年。

第五阶段：抚军护持，塔影永留。

晚翠岩桥

时间很快来到了崇祯已卯年，即1639年。此时的大明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如怒涛卷壑般冲击着大明江山。李自成兵锋所指，直抵长江流域北岸。在两年前的1637年，大明政府为抵挡李自成农民军的进攻，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临时增设了军事组织——安庆巡抚，统一掌管太平府、庐州府、池州府、安庆府及周边河南、湖北、江西部分地区军政要务，首任抚军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史可法。已处建设尾声的浮山第一塔，命运又将如何？人们不能不忧心起来。恰好，这一年冬天，已升任朝廷兵部主事的吴国琦携儿子吴弘安回祖居地今枞阳县项铺镇石溪村祭祖，而刚刚接替史可法担任安庆抚军的郑二阳，即斋名为潜庵的也在安庆布防，闻讯后，即赶到石溪拜会吴国琦，吴国琦晤见了他，向他谈起了浮山建塔一事，郑抚军听后欢喜踊跃，当即表示一定严加保护，助其完工。这就又为此塔能在乱世建成增加了一重牢固的保护网（郑二阳简介见“维基百科”关于“安庆历任巡抚一栏”）。吴国琦对此不禁感叹到：“此舍利塔因缘时至也！”返回官署白门（今南京市）后，吴国琦还一再嘱咐负责具体事务的“隐律师”做好建塔的收尾工作，收集浮山建塔的因缘资料，刻成文字，印刷成册，广泛宣传，永久保存，并督促负责钱粮事务的姚刘二人负责完成此事。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吴国琦的这篇《后序》就是为出版这部书而作。可惜，几年后，郑抚军因桐舒之地陷落李自成张献忠之手而被明庭追责，押解京城。不久后，大明王朝也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呐喊声中洛下了帷幕。不知浮山的建塔者们，还愿不愿、敢不敢用文字宣传郑公为浮山第一塔所做的善果因缘呢？我们更无从得知吴国琦最后想为浮山建塔者出书立传的愿望是否落空，反正吴国琦的这篇文章如今只是静静躺在明人刻本《怀兹堂集》中，蒙着厚厚岁月的灰尘，少有人问津。难道这就是吴国琦等人不见于《浮山志》的根本原因吗？

吴国琦虽然在《后序》中没有明确指出该塔竣工的确切时间，但从其文字流露出的情绪来看，浮山舍利塔应该在大明王朝晚钟声里基本完工了，虽然稍迁岁月，也算没有辜负多年来渴望用自己的功德造福家乡人民的贤达们的夙愿了。吴国琦在文末的赞词中最后写到：“浮丘一局棋，迄今不曾散。是则无缝塔，无古亦无今。”他把此塔与“因棋说法”的浮山古老典故联系起来，盛赞此塔天衣无缝，冠盖古今。山林有知，足可告慰吧！据《浮山志》记载：此塔高3米，占地面积9平方米，雕刻精美，后世的浮山人多据其外形，称其为“花塔”，花，永远是美好的象征。可惜，这“花”在风中摇曳了三百来年后，终于凋零了。何时，这“花”影能重现浮山，重现华夏山川呢？有时，我想，我们虽无法责怪葬“花”人的残忍，但一定要记住那些为了妆点山川而插“花”的人。

晚翠岩林涧

四，塔到底为何人所造？

浮山上的这朵“花”到底为何人所插？

读吴国琦这篇《后序》和翻阅有关浮山花塔的资料，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插“花”人就是文中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明末先贤们。没提到名字的，我们自然只能用智慧的灵光脑补他们迷离的影像；提到名字的，我们适当时候可用理性的笤帚拂去岁月厚积在他们身上的灰尘，尽力复活他们的旧影。这是研究历史的乐趣，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人”未必就不能是古人吧！

《后序》中大致提到了如下四类人：只有称谓的而讳其名号的人，如作者叔父、家宫谕及浮山“隐律师”；称其字号的人，如何青山（如宠）、方坦庵（拱乾）、姚康伯（康）、郑潜庵（二阳）等；称法号的僧人，如红桃、天安律师，还有一位西域僧人——叭啰摩钵哩，他与浮山无关；直接称呼其名的人，如“姚昌祚”“刘士朗”“吴应宓”

结合其他资料，我们不难探究出作者叔父叫吴绍廉。至于《后序》中多次提及的“精微运用”建塔事务的“隐律师”，对照《浮山志》，他极有可能是浮山会圣岩法号叫“尔培”的和尚。《浮山志》保存了方以智作的《修浮渡山舍利院引》，应该与吴国琦《浮山建舍利塔后序》相得益彰，一前一后，出自同一部书。方以智文写得不长，但他在结尾明确拒绝了尔培让他建塔的请求，他说；“汝果笃发此愿，赤脚下桐城，自有大人主盟者，无俟饶舌千里外也。”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后来尔培邀请了吴国琦担任此责。这与吴国琦文中说“社友姚休那偕隐律师重宣琦”相一致，“隐律师”就是尔培了。不过《浮山志》把尔培排在“法谱”最后一位，且说是“清人”，应该明末清初人吧！“红桃、天安律师”我在“法谱”中找不到对应名称，无从得知了。

在这些人当中，官职最大，影响力最显著的自然是何如宠，他是当朝大学士，是作者恩师。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浮山舍利塔的修建，但对塔建的关注，他超过一般人，他是建塔的早期捐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建成此塔就是为了完成他的弘愿 而他的弘愿，正代表了当时热爱浮山的文化人普遍心声：弘扬佛事，造福一方。可以说，何是浮山建塔者的精神导师。后来浮山把何如宠列为大护法之一，是有道理的。

还有一位影响力非常直接的人，就是浮山的实际主人“家宫谕”吴应宾。吴应宾进士出身，又是浮山著名的华严寺创办者，浮山佛事兴盛主要从他开始，又是长者，所以，吴应宾应该是建塔初期实际的倡导者和主持人，这毋庸置疑，但吴国琦家族作为塔内封存宝物的实际拥有者，他与吴应宾虽同属吴，但不是一个宗派，吴应宾是麻溪吴氏，吴国琦是马埠吴氏，似乎有点像现代工程甲方乙方的区别。而吴应宾只参与了初期倡导和筹划不久就去世了，1636年大规模兴建就与他无关了。吴应宾出生于1564，卒于1635。

也许由于个人志趣、遭遇和能力的原因，吴绍廉、姚康、方拱乾只能算是热心参与者。

至于《浮山志》上说的吴道新，《后序》中只字未提，他对建塔的贡献不好下定论。这里需要指出，吴道新，字汤日，是与浮山隔湖相望的另一名胜白云岩发掘者，也是吴国琦的好友之一，吴国琦在许多诗题中，提到了二人交往情况，如《闻雁有怀汤日旅次豫章》，如果吴道新参与其中，吴国琦文中不应该不提及。

我觉得，前期筑第一层时，真正的主持者应该是吴应宾，后期则完全是在吴国琦主导下完成的。“隐律师”是“精微运用”的实际建设者。

天池瞭望

从现代工程管理常识来看，实体的拥有者才是该工程的主建者，比如，你想造所房子，自然你就是建房子的主持者。浮山造塔，就是为了封存舍利及金塔，而舍利和金塔的唯一来源就是吴国琦家族，从这意义上说此塔是吴国琦的家塔也是可以的，何况这一家族还出了这样一位名望和才干都十分突出的才杰呢！实际上，吴国琦也是唯一一位全程参与修塔的主事人。另外，就现代工程实体建设而言，真正实施建设的人，不能称作主建者，只有决策、筹备、组织者才能称着主建者，否则，世界上所有房子都可以说是工程队队长建的。

因此，我们认为，吴国琦才是浮山舍利塔的真正主建者。吴国琦在《后序》结尾还说：“琦既负荷，更复赞叹。”负荷，就是担负重任的意思吧，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吴国琦去世后，他的长子、顺治进士、清第一位汉人翰林庶吉士吴弘安在一首游览浮山的诗中这样写到：

舍利峰头建，浮图事若何。

壮严天上少，功德世间多。

先子心如结，千秋业不磨。

只今金谷洞，犹念老维摩。

此塔修建贯穿了吴国琦一生入世功业，从青年的功名追求，直到明灭亡前，政声卓著，怎能不“心如结”呢？此诗后有一条作者自注写到“余家尝得舍利，先君幸为小塔于岩顶，迄今巍然。”这从侧面可以印证浮山舍利塔实为吴国琦所建。

可惜，一个和浮山因缘如此深厚的人，在如今的《浮山志》上，却难觅踪影，不仅塔志条文中没有，人物传记中也没有，连这篇记录浮山第一塔兴建过程的序文也泯然不见于《浮山志》，这是十分遗憾的。难道吴国琦就是如此不堪？

（原文载《铜陵社科苑》有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