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关公崇拜，精神自律的必然选择(晋商的关公信仰)

晋商之所以能够成为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参加到商帮群体中的商人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普遍有信仰、有灵魂的商人，尤其是那些一生中有所成就的大商人（乔致庸、曹三喜等），基本上都是如此。信仰是道德的基础，正是因为晋商是普遍有信仰的，所以才形成守诚信、讲自律的良好传统。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偶像崇拜，晋商的信仰是通过对关公的崇拜来表现出来的。

晋商的关公崇拜与信仰，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来自于民间，是从众多民间偶像中进行有目的的选择而产生的。这种偶像崇拜是他们信仰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他们的道德榜样和心灵寄托。

关公由人向神的转化过程

关公由人向神的转化，对于普遍迷信的古人来讲，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过程。关公姓关，名羽，字云长，东汉延熹三年（160 年）生于河中府解梁（解州）常平里下冯村（今运城市常平村）。生前系三国时期蜀国的一员大将。东汉建安24年冬，关羽大意失荆州，兵败走麦城，在临沮被孙权部将所俘被杀。关羽死后，蜀后主刘禅于景耀三年（260 年）追封关羽为“壮缪侯”。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的几百年间，其神迹并不突出。陈、隋之际，关羽显圣于湖北当阳，佛教将其列入护法伽蓝。唐代对关羽的神性继有传诵。宋代是关羽登上神坛的重要时期，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关羽“盐池斩妖”后，关羽由侯而公，由公而王，赐予“崇宁真君”称号。宋初，郑咸因重修解州的关庙而作了《元枯重修庙记》一文，文中对关羽的“忠义大节”作了重笔浓墨的描述和赞颂。由于宋代出现了讲话艺术，因此，三国故事便在民间更为广泛地流传开来。

关羽形象在文学艺术领域受到特殊青睐和高度的神化是开始于元代。元代的文学艺术家利用戏曲和小说两种文艺样式对关羽形象作了前所未有的美化和褒扬，元人杂剧中以关羽为主要角色的剧本一时数量陡增，竟数十种之多。

明代弘治年间，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刊行于世，便对关羽的美化和赞场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就关羽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其故事情节的编织来说，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花了很深功夫的。罗贯中为了赞颂和美化关羽，不仅在篇幅上大大拓展了关羽故事的份量，而且在编织故事的内容上不惜采用诸如“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和“虚构想象”等艺术手法，完美地供托出关羽“忠、信、仁、勇、义”的性格特征，如《三国志》和《三国志平话》中斩杀华雄的是孙坚而非关羽，但罗贯中却将此英勇壮举移植到关羽的名下，并虚构出“温酒斩华雄”这一显示关羽卓绝武功和神威英武风采的故事情节。

其他如“古城聚义”、“华容道义释曹操”、“屯土山约法三章”和“过五关斩六将”等故事情节都未明确见于史籍记载，大都只是元代杂剧中搬演的内容，因这些故事内容能充分体现出关羽忠臣义士的品格质素，所以，罗贯中不仅全盘吸收其故事内容，而且在细节上化了更为夸张和凝重的描写。使得关羽形象渐趋完美，最终走向了英雄化、民族崇拜的道路。

随着三国故事在民间的广泛流传，“桃园结义”、“温酒斩华雄”、“义释华容道”等英雄事迹所展现的“忠”、“义”、“仁”、“勇”等可贵品质逐渐深入人心，他还被封为“武圣人”、“护国神”、“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奉祀儒释道三教。

儒释道三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公崇拜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构成以及演化过程当然脱离不了三教对它的深刻影响；而关公崇拜也得到了儒释道三教各自的认同，纳入了各自的体系之中。佛教和道教在关公崇拜构成展开历程中，曾起过非常要害的作用。一是将关公“请进”了宗教的门槛，为往后的逐步神化奠定了基础；二是在关公被神化的过程中，以浓墨重彩予以夸饰，对关公毕竟走上神坛的高层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三是在关公崇拜的民间流布、扩散的过程中，宗教也发挥了传达介质的作用。由此可见，关公的神化过程应该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的：

一是关公成为佛教神的过程。佛教是最早参加神化关公活动的宗教，它们经过一个出自陈隋年间的“关羽显圣”的传说，率先将关公引入了佛家的门槛，使之成为佛教护法伽蓝。“关羽显圣”现知最早的记载为802年（唐贞元十八年）董促《重修玉泉关庙记》（载《全唐文》卷六六四）。宋代张商英在《重建关将军庙记》中，对这一事情也进行了描绘。

至宋，天台宗名僧志磐所著《佛祖统纪》初度将“显圣”之说编入佛教典籍。佛教名著《佛祖统纪》及《高僧传》言，隋开皇初天台宗智颤和尚参禅玉泉山，一夜忽有一美髯神将与一秀美少年显灵听讲道而皈依之，智颉乃表奏文帝，封为佛教护法“伽蓝”尊者，与韦驮共侍佛殿。在宋人编纂的《释氏要览》一书中记叙，佛门伽蓝神原有18位，关公成了第19位。元代，世祖爱崇佛教，用汉关壮缪为佛教监坛。另一个较早实行本土化的佛教派别是禅宗。“关羽显圣”之说亦得附禅宗流布。

宋元之时，在民间专门供奉关公的关帝庙许多出现的一同，佛教寺庙中为“伽蓝神”关公立庙者已出现，如建于1173年（金大定十三年）的山西平遥慈相寺中有关真君庙；建于宋代的东隅仇香寺也有关公祠。明清时期，佛教寺宇供奉关公为伽蓝菩萨者日渐广泛。据《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记载：“禅林道院中有护法日‘伽蓝’。或当户而立，或拱侍于旁，神不拘一。而以关帝作伽蓝者大约十八九。”迄今为止，五台山显通寺、北京雍和宫、杭州灵隐寺、九华山肉身殿、姑苏西园寺、开封大相国寺等都供奉有关公作为“伽蓝”的神像。

二是关公成为道教神的过程。道教是参加关公造神运动最为活跃、对神化关公发挥作用最大的宗教，在抬高关公的地位、促进皇家信奉与广泛民间崇拜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关公去世不久的一段时期内，道教就认为他是天界北极紫微宫的朱衣神，尊称他为“翊汉天尊”。宋元时期，道教迅速展开，社会影响空前巨大。北宋初，太祖、太宗、真宗诸帝秉承了周世宗“灭佛兴道”的余绪，转而向道教寻求庇佑皇权的神灵法宝。道教也不失时机地抬出深受民间敬奉的关公，为稳固他们的政治方位、强壮自身实力、进一步扩展道教影响效力。最有代表性的事情，就是编造出张天师请关公“解池斩蚩尤”的显灵故事。这个故事在《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义勇武安王”篇中有详细记载，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钱曾《读书敏求记》、王世贞《弁州续藁》等书也有相似的记载。

明清两代，道教继续抬高关公的方位。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万历皇帝朱翊钧应解州崇宁宫道士张通源之请，赐解州关帝庙“英烈”名号。至今，山西解州关帝庙内东西两厢仍保存有相当规模的道教官观。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张通源又奏请将关公晋封为“帝”。万历皇帝遂赐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并在正阳门关帝庙举行了为期3天的隆重醮典。

这一时期，道教门徒还假托关公名义颁降、编制了许多经谶和劝善书，极大地烘托、夸饰了关公的神秘和万能。其间一部分被确定为道士日常吟诵之经，收入《道藏辑要》。另一部分则是民间广为撒播的俗本。此外，还汇编盛行善书的文集。善书俗本中的《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因传达广、影响大、注释多，被称为与《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齐名的“善书三圣经”。经谶、善书进一步提高了关公在道教神系中的地位。善书、经谶的广泛传达也进一步推进了关公崇拜的民间化、世俗化和广泛化。

三是关公成为儒家圣的过程。儒家遵行“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把关公进行了“圣”化，其实类似于把关公神化了。儒家除天地君亲师之外，只需五种情况可奉而祀之，《礼记·祭法》有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儒家接受并推崇关公的首要着重点，在于关公喜读《春秋》，是儒家鼻祖孔子“《春秋》大义”的践行者。所谓《春秋》大义，首先是效忠正统王朝。关公封金挂印，弃功名与厚禄如敝屣，效忠复兴汉室的刘备，是“大忠”。关公身系蜀汉工作安危胜败，为“兴复汉室”殉国舍身，是“大义”。关公的“忠义”与儒家崇尚的价值观和品德规范恰恰合拍。

对我国封建社会后半期儒学展开影响甚大的宋代名儒朱熹在《修后汉通鉴考辨》中，以孙权“袭取关某之类”案例论定：“学者但知曹氏为汉贼，而不知孙权之为汉贼也”，实际上就是对关公“复兴汉室”志向的充分肯定。郑咸所撰《元解州重修关庙记》称：“而侯之忠主傲然，虽赋有在前，去世在后，不行夺也。”就是对关公践行品德纲常，抗强扶弱，保护正统的高度表扬。儒家在朝野之间，以自己差异于佛道两教的特定视角和办法，历经数朝数代，总算将关公塑造成了集纲常礼教、品德品德榜样与神奇勇武、扶佑正统于一身，与文圣孔夫子比肩的“武圣”。

四是关公成为民间神的过程。民间信仰不同于宗教，它既没有理论体系与经典著作， 也没有弟子附神与神职人员，是民间自发地把关公神化并进行崇拜祭祀。关羽诞辰是农历六月二十四，生地山西运城，他的青巾绿袍形象透露了平民身份，因为在我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里，青色都是社会底层人士使用的服饰颜色。早在公元 1102 年，宋徽宗就封关羽为“忠惠公”，此后共计有 17 位皇帝 24 次为关羽加封，关公最终比肩孔子成为武圣人，被尊称为“万世人极”。由于关公德行兼备，他的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基础上，再经过国家层面的加封和推崇，使关公经历了一个从人到神的被形塑、被建构的复杂过程，最后由历史人物转变为民间信仰和公祭的神祇。

早在南朝陈废帝光大年间（公元567至568年），关羽便有了专祠，即湖北当阳县关羽玉泉祠。此后，关羽更是被不断拔高，享庙日益增多。到了元代，已经有“义勇武安王祠遍天下”的说法。而关羽的享庙在元代之后也由原先的关王庙、关公庙一跃而成关帝庙。

清康熙四年(1665年)，关羽被尊为“夫子”，与孔子并称。雍正八年（1730年），关羽又被追封为“武圣”与孔子并尊为“文武两圣人”。到了清末，关公甚至被光绪皇帝加封成长达24个字的“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忠于神武关圣大帝”。关帝庙在国内外数以万计，河南洛阳关林庙、湖北当阳关帝庙（关陵）、山西运城关帝庙并称中国三大关帝庙。关公手持大刀，像前常有关平、周仓陪伴，另有配殿与后殿等。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出版的《京城全图》上标注寺庙1272座，其中关帝庙是121座；1928年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时共登记了1631处寺庙，其中关帝庙为280余座。

晋商为什么选择关公崇拜

晋商对关公的选择，其实应该是对上述四方面神的后两方面神的有目的的选择，与佛教和道教的关公神没有太大关系，晋商对关公民间神和儒家神的重合性或叫叠加性的选择，实际上是对关公神格形象的一次专业化的提升，不仅赋予了关公更为超凡脱俗的高贵品格，而且，更加突出了他原来所没有的专业护佑商贾的武财神的特殊功能。

那么，晋商为什么非要选择关公作为自己的崇拜偶像呢？不仅因为关公本人就是山西人，据民间传说，关羽年轻时还经过商，诸如豆腐、糕点、绿豆、大枣等，虽然传说纷纭，皆无史料考证，但也直接成就了诸多行业将民间素有名望的关羽敬奉为本行业祖师爷的因由。山西晋中商人创业时的颠沛流离、商海沉浮的无助无奈，只能将命运的不可知和无奈交给神明庇佑，经过宋元的民间文化积淀，关公圣明已在三晋大地风靡。自然助生了像关公这样保境立命的宗教信仰。晋商通过选择自己的同乡关公作为精神崇拜的偶像，通过对关公“仁、义、忠、信”价值观的普度认同，从而在晋商中建立起了基本的商业道德，同时，通过晋商在全国各地的经营活动，又把关公崇拜广泛传播到各地，极大地推动了关公崇拜在全国各地的普遍推广。

孔子曾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关公最初只是山西人普遍崇奉的乡土神，庇佑着山西土地上人物咸宁，家宅兴旺。随着晋商的发展，晋商与关公的天然地域情结也使得关公一跃成为晋商的精神偶像，晋商诸多行业的行业祖师爷及商业神。

明清时期，晋商走到哪里，就会把会馆（关帝庙）建到哪里。以关帝像、关帝殿为主要特征的“山西会馆”、“山陕会馆”、“山陕甘会馆”，是晋商、秦商以及陇商们聚会、祭祀、议事、处理商务的场所，也是精诚团结和扶助接济弱小同乡的地方，更是恭奉关公，进行忠义诚信教育的殿堂。

目前，我国遗存的工商会馆中，由晋商、秦商牵头修建的晋商会馆（关帝庙）、山陕会馆（关帝庙）达到了全部会馆的三分之一多，而这些会馆中的的石刻碑文、戏台题壁等，都详细记载了晋商的关公崇拜、文化活动、经营情况、以及商号捐资等史实，其本身就是晋商与关公文化影响力的见证，是长期保存在全国各地的“晋商与关公文化博物馆”。

晋商发展过程中，成就最大，最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山西票号，山西票号也是现代银行业、金融业的雏形。晋商经营的钱庄、当铺、票号、理财及金融等行业都敬奉关公为本行业祖师爷。究其缘由：一是，民间传说，中国会计师的祖师爷之一便是关公。据说关公生前非常善于理财，长于会计业务，曾设笔记法，发明了明日清簿，这种计算方法设有原、收、出、存四项，对于记账非常详明清楚，所以后世有的财务及会计专员便奉关公为祖师爷。

《三国志·关羽传》、《三国演义》均有记载：关公进曹营后，曹操对关公礼遇甚厚，不仅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还又备绫锦及金银器皿相送。等关公得知刘备的下落后，想要追寻刘备而去。几次找曹操告辞，曹操、张辽都闭门不见，无奈之下，关公一面作书辞曹，“一面将累次所受金银，一一封置库中，悬汉寿亭侯印于堂上”，护送二位皇嫂奔刘备而去。

民间传说不仅仅是封在库中，关公还有一本账册，详细记录了曹操的赏赐，而且记账的方法是按“原、收、出、存”四项来进行记录的。这种记账方法非常详细清楚，后世商人便按此方法开始了商业的会计核算。“原、收、出、存”的记账方法，与后来宋朝的四柱清算法有极其类似之处。四柱清算法是按照“旧管、新收、开除、见在”进行核算的。原，对应旧管；收，对应新收；出，对应开除；存，对应见在。关羽发明的记账方法就成为了我国古代会计核算的四柱清算法雏形。

二是票号作生意，讲究的就是“信义”二字。山西票号对外承诺的是无限责任。票号对顾客必须做到言而有信，即使损失再大，甚至破产，也在所不惜。所有票号，从日升昌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只要储户手拿汇票，不管何时何地，都必须无条件兑换。晋商讲诚信，在当时是很出名的。正是这种诚信，推动了晋商的发展和票号的兴旺。究其根本，这就是山西票号让西方人很难理解的一种行为习惯：所有票号，都要供奉关公，视关公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和价值圭臬。在所有的票商心目中，关公就是诚信的化身。只有关公的信义精神，才能解释票号“无限责任”的内涵。

晋商走西口，跨大漠，涉北疆，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在直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让晋商虔敬的关公信仰在当地落地生根。

包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句俗谚至今仍流传在包头的城市记忆中。晋商在包头的“九行十六社”都有出色的经营者。[7]“九行”是商业的行会组织，“十六社”是手工业的行会组织。包头的许多商业行业也纷纷将关公视为本行业的祖师爷，来加以祭祀、供奉、崇拜。

据《九行十六社》载，民国年间，包头的皮坊和成衣局联合组成“威镇社”，“每年三月十八日在关帝庙过会，供关云长为祖师”。“威镇社”的名称，就取自关公的封号“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包头厨业奉关公为祖师。《九行十六社》载：包头的饭店、酒馆、烧麦馆和单干的厨师组织了“公义仙翁社”：“每年八月十七日在关帝庙过会，供关公为祖师”。厨业奉关公为祖师，据闻因厨事用刀，关公也用刀。包头由屠户和肉铺组成的得胜社，“每年二月二十九在关帝庙过会，供关公为祖师”。奉关公为祖师，也是因屠宰、卖肉用刀，关公也用刀。包头糕点业供奉关公的理由，有多种说法：有说供奉关公是因关公为武财神，为求发财而祀之。也有说是因烙制糕点的吊炉形如蟠龙，号为“青龙”，而关公所用兵器是青龙刀，故祀之。

从宋代开始，关公崇拜的日益浓厚，漕运业、物流运输业的兴旺发达，关帝庙、会馆的星罗云布，晋商商帮的成功，都引起了全国各个商业行业的纷纷关注及效仿。关公作为诸多行业的祖师爷，许多最初都是作为保护神、财神来崇祀的，行业从业者祈求关公保护行业人员生命财产的安全，然后引申出庇佑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的职能，并在关帝神职不断扩展中，视关公为本行业祖师爷，以求达到对内团结同行，对外共同进退，规范行业秩序，整肃行内风气，培育德才兼备的行业精英，以及借关公信义以自警自律，诚信经营、提升品牌价值等作用。

晋商的关公崇拜是一种儒学信仰

晋商对关公的普遍偶像崇拜，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上是对儒家关于经商之道的一种信仰，如：利者，义之合也；义在利先，以义制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关公的“忠、信、仁、义”的良好形象和人格特性，正是晋商所普遍推崇和信奉的经商之道的最好代表。晋商把关公神格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民俗文化具有了中国传统宗教的凝聚力和吸附力。[8]晋商活动不仅把宗教伦理入世精神化为强大的实践理性，且将关公提升为塑造商业伦理的精神准则。

晋商是践行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的典范，儒学信仰对晋商来说有着很强的道德指导作用。晋商对父母尽孝，对社会施仁，经商中行义，这些均与其儒学信仰密切相关。晋商的特色也是以儒道经商，即按儒家的道德规范来行事，形成“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经营观念，和儒家思想中的“五常”观念相符合。[10]“五常”之“仁”对晋商道德规范的完善有着启示作用。

《论语》有云：“仁者，爱人也。”这样仁爱的观念亦为晋商所实行，他们在财富的使用方面，有着仁义之心，国有灾难，民有灾荒，以及社会公益事业活动时，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五常”之“义”亦对晋商影响深刻。孔子要求人们“见利思义”，晋商在商业交往或人际交往过程亦是从道义角度出发，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在商业竞争中遵纪守法，趁人之危为他们所不齿。“五常”之“信”更是晋商经商道德的标准。

比如：晋商乔家还以儒学思想为基础的家规、商训来约束自己、教育后人，[11]乔致庸经常这样对乔家第五代传人乔映霞说：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挣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这些教诲，对乔家的第五代传人乔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响的。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

乔家家规始立于乔氏发家始祖乔贵发，完善于把乔家发展至巅峰的乔致庸，为乔氏族内口口相传。乔致庸临终前，向后辈口述了“六不准”家规：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吸毒；不准虐仆；不准酗酒。乔家家训主要是乔致庸借用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的《朱子家训》和自古流传民间的修身格言等，择其要作为家训，如“有补于天地者曰功，有益于世教者曰名；有学问曰富，有廉耻曰贵，是谓功名富贵”，告诫子孙勤学养德，行善于世。

综上所述，晋商关公崇拜的核心是儒家文化，晋商为了更好地宣传和巩固这一文化核心，他们通过关公崇拜的方式，进一步对儒家文化形象化、人格化，将其升格为终身信仰，从而自觉地把儒学中的“儒德”和“儒贾”运用于经商活动，成为具有“士魂”的“商才”，[12]这是他们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样，这也是晋商以及其他中国商帮在明清时期迅速崛起，成为近代商界的中流砥柱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传统文化仍然具有普适价值的指导意义，中国现代商人应积极汲取商帮文化中的优秀养分，尤其是要继承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信仰，做有信仰的商人，努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由此才能续写中华商业文化新的篇章。

来源：北工大王瑞、关公

原标题：论晋商对关公的偶像崇拜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