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到西南“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文/王献华东部亚洲方向，特别是我国境内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址，除耳熟能详的殷墟、二里头等之外，长江流域的良渚、盘龙城以及黄土高原带的陶寺、石峁等都是受到广泛关注的重大发现，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但也经常伴随着未必有建设性的争论。关于早期中国的考古与历史阐释，特别是一些国外学者对我国学者的指责经常以某种认识方式上有目的论嫌疑的王朝中心论为由，具体话题则通常集中在二里头是否夏都，石峁和陶寺与“三代”传统的关系等问题上。然而，正如考古学家加里·费曼（Gary Feinman）作为评议人最近在评议《今日人类学》（）的一篇关于石峁考古的反思性文章时所指出的那样，批评中国学者“三代”中心论的学者可能至少需要和中国同行们一起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的概念框架跟得上汹涌的实物发现吗？”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不无义愤地在对同一篇文章的评议中指出，当该文作者将“中国学者”作为群像来批评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的对象未必能够代表中国学者，例如李旻博士最近关于“三代”传统的研究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概念框架落后于实物发现的问题，正如一向重视理论工作的费曼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无疑随着三星堆的新发现而更加尖锐起来。

为解释“三代”传统特别是商文明的形成，李旻从时间上将阐释的起点放在公元前三千纪的龙山时代，从空间上则通盘考虑平原和高地，提出了“高地龙山社会”（highland Longshan society）的概念，得到罗泰教授的赞许。

“作为一个宽泛的框架，我用高地龙山社会这个概念来描述从太行山脉直到西部高地地区的广大地区内彼此联系、多孔状存在、杂糅而流动的各个龙山社群，包括与黄土高原北部的老虎山文化、山西中部的杏花村文化、关中盆地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西部高地一带的齐家文化、晋南盆地的陶寺文化等相关联的社群。

尽管在黄土高原的复杂地形中存在丰富的风格差异，这些地区传统之间有足够的共同特征，可以将它们看作高地龙山社会物质文化的分别表达。

”为描述“高地龙山社会”的动力学，理解具有多样化生业经济的各地社群，李旻还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由三个彼此交叉的文化互动区构成，即张光直（K. C. Chang）定义的史前中国文化互动区（Prehistoric Chinese Interaction Sphere），根据考尔（Kohl）对欧亚草原带和西伯利亚针叶林游猎采集人群的研究而定义的北亚文化互动区（North Asian Interaction Sphere），和格列高利·波瑟尔（Gregory Possehl）定义的中亚文化互动区（Middle Asian Interaction Sphere），后者包括从北方的中亚到南方的波斯湾和阿拉伯海这片地区”。

李旻所说的北亚和中亚文化互动区大体在我们提到的奥克瑟斯或妫水文明（影响区域西至里海东岸，东到吐鲁番地区）一带交错，而北亚和东亚文化互动区（应即“史前中国文化互动区”）的交错地带则在他所谓“高地龙山社会”的北方边界线上，地理上从阿尔泰地区一直延伸到渤海湾北岸。

这样，北亚文化互动区也就同时扮演了中亚文化互动区和东亚文化互动区之间连接桥梁的角色，“高地龙山社会”因此得以吸纳三大文化互动区的符号、技术与文化传统，为中国“三代”王权传统的成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符号准备。

李旻认为，理解在“三代”核心区域西方的“高地龙山社会”的新技术与新物质文化组合是理解“三代”王权传统的关键。

作为东亚文化互动区的一部分，“高地龙山社会”对出自东部地区的良渚玉器特别是玉琮进行综合运用，融汇出后来“三代”玉器传统的前奏，河西走廊的龙山玉器与祁连山玉矿的开发正是“高地龙山社会”创造性利用低地玉器传统的体现。

李旻说，他的分析框架是“对龙山时代研究和一般意义上早期中国研究传统框架相当可观的一种扩展”。

不过，从三星堆文明的角度看，这种以商文明为焦点对亚欧大陆文化互动格局的认识，可能还不足以用来作为“一般意义上早期中国研究”的分析框架。

这个分析框架还不够彻底和全面，至少无法直接用来解释三星堆文明。

李旻注意到，三星堆青铜器中没有用作炊具的三足鼎和三足鬲，显现出与龙山传统的某种区别，可见成都平原是“早期中国青铜时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舞台，在这里三星堆—金沙青铜文明与中原的‘三代’共同进化（co-evolved）”。

他认为三星堆与中原的“三代”传统共享高地龙山社会遗产，前者应该被看作后者的“政治同侪”（peer polity）。

站在中原地区“三代”传统的立场上，自然可以宽泛地接受这种对青铜时代三星堆文明的定位，但白马非马，仅仅解释“三代”传统不等于完成了追溯中华文明渊源的任务。

因为作为中华文明自我认识目标的早期中国，其时间深度和空间广度都不局限于“三代”以降的中原。

我们需要寻找一个真正具有一般意义的，能够解释中华文明深层逻辑的分析框架。

在我们看来，青铜时代亚欧大陆主要青铜文明的分布格局，其实已经提示出一种既可以用来解释商文明也可以用来解释三星堆文明的分析框架，需要的只是我们根据考古发现自行绘制文明地图，并以动态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分布格局。

从上文的回顾可以看出，亚欧大陆公元前两千纪的主要青铜文明和考古学意义上重要的青铜文化，包括这个时期已经联通一气的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后哈拉帕时代的印度次大陆（特别是今古吉拉特邦沿海一带）、中亚的奥克瑟斯文明和北亚草原带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以及更早一些的辛塔什塔文化），无一例外都分布在主要由地理与气候条件限定的文化与人群交通线附近。

从我国东北大兴安岭、小兴安岭所在的黑龙江流域经贝加尔湖，一直到近代被划入欧洲的乌克兰草原和匈牙利草原，自古以来就是被称作欧亚草原带的文化与人群交通线。

公元前两千纪无论是安德罗诺沃文化还是蒙古高原、乌拉尔山一带的文化留存，都在这条亚欧大动脉之上或左近。

而所谓的奥克瑟斯文明，正处在所谓的“内亚山地走廊”（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附近，这条穿越山地季节性游牧区域的山地走廊，至少在青铜时代已经承担起联通文明的任务。

正是在这里，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提出的“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在我们看来，拥有了一种特殊的文明史意义。

大体上东起大兴安岭南段，北以长城为界，西抵河湟地区再折向南方，沿青藏高原东部直达云南西北部，童先生注意到，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直至铜器时代，这一带状区域中众多的人群留下了许多共同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相似之处是如此的明显，以至难以全部用‘偶合’来解释”。

童先生同时指出，沿着这一带状区域从东北到西南行进的话，海拔高度大体从1000米递增至3000米，与纬度的高低形成反向互补关系，结果便是该带状地区内的太阳年辐射量、年平均温度、农作物生长期、年降雨量、湿润程度、植被特征等自然条件都十分相近。

这种相近的自然条件之外，童先生还提到促使这个带状区域成为文明大动脉的社会方面的原因。

当青铜时代的北方或西南边陲在生业经济上与相邻农业人群形成共生关系的人群需要迁徙时，由于无法迁入农业人群占据的农耕地区，这条自然环境相近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也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童先生相当详细地解释了这个带状区域作为人群与文化的交通线与传播带的理由，也相当详尽地描述了其走向和路线。

然而，也许是从表面上看来，这条传播带似乎非常反常识地横切我国境内的多条大江大河，因此这条大动脉的文明史意义长期以来被低估了，极少学者注意到其作为文明大动脉的意义而不仅仅是考古文化分布区域的作用。

我们注意到，青铜时代三星堆文明和“三代”传统出现的地方，都在这条传播带附近，这是个不应该被低估的事实。

这条“半月形传播带”的一侧是高原和高地，从一马平川的蒙古高原到连山而成的山坡草地，另一侧是河谷和近海平原，从东北、华北直到东南，尽管有山海关、黄河、淮河、长江等阻隔，同样有着类似高原的交通效果，而由这两翼构成的整体，正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舞台。

一旦将“半月形传播带”当作文明大动脉看待，这个舞台便一下子生动起来，一个以“半月形传播带”为主轴，从东北的大兴安岭到西南的横断山脉，由我国东部平原与西部高地共同组成的力量场（field of force）显现出来。

在这个力量场中，西出阳关的河西走廊、黄河长江及其支流形成的河谷通道、发散性的平原和高原通道，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彼此交错，种种通道的重叠度最高的地方正在关洛地区。

这可能才是我国历史上“三代”传统滥觞于中原而终于汇聚天下，延续中华文明五千年伟业的深层次文明逻辑，因此也应该是我们构建中华文明自我认识概念框架的起点。

根据这样的理解，一种文明传统的成型与成熟，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面，也不能单以人力来解释。

虽然具体关心的问题不同，最近罗森教授对殷墟马车和俯身葬的研究以颇为戏剧性的方式为“半月形传播带”作为文明大动脉的意义和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可以用来说明青铜时代中华文明力量场中的文明动力学。

三星堆—金沙时代的成都平原虽然有马齿的发现，至今还没有出现过辐轮战车的留存，虽然有可能是出于考古发现的偶然，还是与安阳殷墟形成某种鲜明的对照。

一般认为，使用车的证据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四千纪的两河流域。

到公元前两千纪开始的时候，在车的使用上发生了一种重要的技术更新，那就是以辐轮代替实木车轮，另外便是使用被驯化的马来作为动力。

这个技术革新可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三千纪后期的辛塔什塔或邻近地区，一些学者认为是早期印欧人的贡献。

到了青铜时代中后期，这种新的综合性技术成为欧亚草原带的标志性技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