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臣史皇作图,战国人认为文字创制时代在大禹之时
文/原昊《世本·作篇》载:“史皇作图。”宋衷注:“史皇,黄帝臣也。图谓画物象也。”《作篇》此则记载论及图画的起源。宋衷认为史皇是黄帝之臣,便将图画的起源追溯至黄帝时期。纵观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大量制作为绘画的产生提供了需要,也为绘画的发展提供
文/原昊《世本·作篇》载:“史皇作图。”宋衷注:“史皇,黄帝臣也。
”《作篇》此则记载论及图画的起源。
宋衷认为史皇是黄帝之臣,便将图画的起源追溯至黄帝时期。
纵观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大量制作为绘画的产生提供了需要,也为绘画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从考古发现中所见陶瓷器皿上新石器时代的绘画及纹饰中可见一斑。
出土于陕西西安的半坡陶盆“人面鱼纹盆”是仰韶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河南汝州的“鹳鱼石斧图”是庙底沟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青海省大通的“舞蹈纹彩陶盆”是马家窑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
近年来原始岩画、地画的发现,使我国绘画产生的时间大大前提。
《世本·作篇》中,图画的产生归于史皇。
其他传世文献也略载史皇之事,如《吕氏春秋·勿躬》:“史皇作图。
”《淮南子·修务训》:“史皇产而能书。
”高诱注:“史皇,苍颉。
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
”汉儒高诱在注释中认为史皇就是仓颉。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良臣》记载了黄帝至春秋时期的著名良臣,按照顺序进行编排,叙及夏代之时有“史皇”之载:
尧之相焌=(舜,舜)又(有)禹=(禹,禹)又(有)白(伯)(夷),又(有)嗌(益),又(有)史皇,又(有)咎囡(囚)。
《良臣》全篇除了人物名号之外都极其简略,开篇在叙及女和等黄帝师之后便叙及舜为尧之良臣,禹为舜之良臣,而对禹的良臣提及四位:伯夷、益、史皇和咎囚。
这是极其珍贵的出土史料,因为以往传世的《世本》《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先秦两汉文献中提及的史皇均与图画的发明相联系。
但除了三国时期宋衷在《世本》注中将史皇归于黄帝之臣,其他文献未提及史皇的时代归属。
清华简《良臣》则明确将史皇的时代归属定为大禹之时,这对文字的发明创制也十分重要。
郭永秉先生精辟归纳道:“禹臣有史皇,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字的创制起源时代,提供了一条东周人观念中的可贵史料……似从来没有见到将‘仓颉’或‘史皇’至于夏代始祖禹麾下为臣的说法,《良臣》此条材料的重要性、特异性可见……至少反映出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人心目中,文字的创制时代大概在夏初。
”对于史皇为臣,《吕氏春秋·勿躬》在讲述圣王不用事必躬亲,使臣子各尽其才、各司其职便可治天下这一道理的时候,列举了二十则例证,其中一则即为“史皇作图”。
《淮南子·修务训》提及史皇,因其生来能书。
《淮南子》虽为汉代之书,但此则记载对“产”字的应用,显系从古书中沿袭下来的先秦旧说。
虽然史皇与仓颉是否为一人无法确考,但可知最迟战国秦汉时期便流传史皇发明图文之说。
而根据《世本·作篇》另载“仓颉作书。
沮诵苍颉作书”,可以推知仓颉与史皇应非一人。
《作篇》将发明创制之功常归功于一人,显然并非客观事实,但如此做法一定有其缘由,即某一人物在某方面的独特造诣。
正如《荀子·解蔽篇》所言:“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
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
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
”将文字创制之功归于仓颉,将图画创制之功归于史皇,其缔造思维是一致的。
至于《世本·作篇》宋衷注文中所言史皇为黄帝臣子,这种观念或形成于战国后期,而此时也是《世本·作篇》《大戴礼·帝系》等篇所主要表现的黄帝大一统世系形成的关键时期。
大到帝系传承的共同源头,小到制度器物的发明创造,都被依附于黄帝,这种依附源于文化认同的追溯与记忆附加的需要。
根据《良臣》之载,战国早期及中期,史皇被视为禹的臣子。
至战国晚期,伴随着黄帝大一统思潮的席卷,史皇或被视为黄帝的臣子,与沮诵、苍颉同阶。
至汉代,史皇其人其事并不昭著,故而逐渐被淡忘。
甚至基于文字与图画关系极为紧密,无需强行分开并细致区分,出现以史皇与仓颉为一人的说法。
史皇并非大禹诸多臣子中的重要史官,但也在战国末期的造神运动中被依附于黄帝麾下,成为黄帝臣子,其所处时代也随之前移。
此外,《良臣》载禹臣益,也是极为重要的记载。
关于益,《世本·作篇》载:“化益作井。
”宋衷曰:“化益,伯益也,尧臣。
”《吕氏春秋·勿躬》载:“伯益作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