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唐氏四系后裔考

文/周秦汉

摘要：陶唐氏是晋南的远古部族，亡于夏代，其后裔分化为异地独立并存的古唐国、刘累、唐尧和丹朱四系。直系后裔古唐国应是商周古文字姚姓“昜伯”之国，而非“子”之国。支裔“刘累—范氏”一系出居在外，夏孔甲时始封为御龙氏，商武丁时被封为豕韦氏，周宣王以前为唐杜氏，即祁姓杜氏，不应分为唐氏与杜氏。尧出于陶唐氏，早年活动于丹水。丹朱后裔在东周为狸姓傅氏。房国非丹朱之后。“尧为唐氏”说不晚于春秋晚期，“尧居晋地”说流传自战国三晋。“尧为祁姓伊氏”说是汉晋后起附会之说，不可信。汉室虽能追溯至刘累一系，出自陶唐氏，但并不能追溯至尧一系。汉人杂糅诸系，遂完成“汉承尧运”“汉为尧后”的政治神话。

帝尧与陶唐氏、古唐国的关系，早在民国“古史辨”运动时就已是学者们争议的主要论题之一。顾颉刚先生指出陶唐和有虞“明明白白是两个国，和夏后氏同存在的两个国，何尝在统一的国家之下互相禅让”，又言：“在《左传》上，舜没有姚姓，虞亦不言舜胤，尧没有唐号，唐亦不言尧后，或犹保存得一点唐虞二国的本相。”童书业先生在《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中认为陶唐氏乃古唐国的前身，两者与尧“丝毫没有关系”。后来杨宽先生又提出“陶唐即高阳”说。

基于陶唐氏非尧的前提下，前贤梳理出陶唐氏的世系。顾颉刚先生分“唐杜氏”为唐氏、杜氏，再认定唐氏即古唐国。童书业先生又将《左传》范宣子所言改订为“在虞为陶唐氏，在夏为豕韦氏，在商为唐氏，在周为杜氏”。顾先生尚保留两系，而童先生完全合为一系，现将两说总结如图1。

两说其实仍有未安之处，与先秦文献有所牴牾。后来陈泳超先生《尧舜传说研究》辟一小节专谈“尧的世系”，认为尧与陶唐氏的关系无法确信，相关史料颇有龃龉，多置之不论。前辈学者对此问题多随文论及，未充分展开。时至今日，卜辞中出现“（上庚下口）”与“昜”两地，青铜器也有涉及古唐国与叔虞之唐，曲沃北赵晋侯墓有记载昜人的玉环，郭店简《唐虞之道》明确以唐称尧，上博简《容成氏》“尧处于丹府与藋陵之间”是首次见到的重要史料。这些新材料拓展了该问题的研究空间，因此对于史料应涸泽而渔，然后有必要进行专文综合研究，重新审查考辨，还原其世系的先秦旧说，并清理其在后世的整合演变。

一、“刘累—范氏”世系通考

先秦文献对陶唐氏世系最系统的记载，见于春秋时期范宣子夸耀祖先之辞，其可与刘累御龙的记载相互参看，其文云：

第二段史料的主题是上古“扰龙”传统，从飂叔安的后裔董父记起。两相对读可大致梳理出豢龙氏的世系：董父在舜时被赐董姓、豢龙氏，其后有鬷夷氏。董父后裔的时代下限见于《国语·郑语》：“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桀时有关龙逢，《潜夫论·志氏姓》作“豢龙逢”。关是元部见母字，豢是元部匣母字，旁纽叠韵，古音极近。故关龙逢即豢龙逢，乃豢龙氏后裔在夏庭为臣，最终为桀所杀，豢龙氏遂绝祀。

“陶唐氏”见于《左传》五次，其中一次与《晋语》同文。此外在先秦文献中，仅见于《山海经·海内经》“陶唐之丘”、《吕氏春秋·古乐》载陶唐氏作舞、《世本》称“帝尧为陶唐氏”。

关于陶唐氏的存亡年代，仅有的线索是《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夏书》应是春秋及以前的“书”类文献，可信度较高。杜预注曰：“逸书言尧循天之常道。‘灭亡’谓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于不知大道故。”谓灭亡者是桀，这是受了汉人影响。汉人以陶唐为尧的专称，故杜预有此弥缝之说。童书业先生则以陶唐氏“为夏所灭”。细读此文，可知陶唐氏确实在夏代灭亡，但严格来讲未必为夏后氏所灭，或为它国所灭，亦或内乱自亡。《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又载刘累“事孔甲”，《昭公元年》载唐人“服事夏、商”，可知其遗民尚可臣服于他族。所谓“灭亡”并非言其族死尽，而是指丧失了作为独立国家政权的地位。综合来看，陶唐氏灭亡于夏代，其事发生在孔甲之前，其遗民服事夏商。

关于陶唐氏地望，可据《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载陶唐“有此冀方”，应出自春秋史料。早期“冀”的地望即在晋南。《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观乐，鲁乐工为季札歌《唐》，即周代的晋地之《风》。季札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此史料或撰于战国时期。可见东周时人即以晋国所处古唐国故地即上古陶唐氏之墟。两条材料并观，可知陶唐氏本居晋南。

后世学者有言“陶唐氏”之“陶”出自东方。《说文》载：“《夏书》曰：‘东至于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臣瓒曰：“尧初居于唐，后居陶，故曰陶唐也。”近代学者亦有以“陶”在东方。王国维先生言：“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吕思勉先生认为尧本居东方，后渐次西迁，晋南乃其后裔所在。童书业先生言：“陶唐在东方又有故墟在，大约就是《春秋》《禹贡》的陶丘。”然“陶丘”未必与陶唐氏有关，许慎与臣瓒年代较晚，其说于早期文献无据，可能是晚期弥缝之说。持“东方说”的学者多据汉代以后文献，甚至是年代较晚的地理志，可信度较低。故陶唐氏地望还应依《左传》《夏书》的“晋南说”为宜。

“豕韦氏”的记载较为纷杂，今按所述年代排列于下：

豕韦在商代早中期是彭姓，这是《郑语》明确记载的。旧儒贾逵、班昭、韦昭、杜预皆言武丁灭彭姓豕韦，封刘累之后、范氏之祖为新的豕韦氏，即汉人所谓“刘姓豕韦”。此说能与先秦旧说相融贯，当有可信的渊源。争议的焦点是，夏代豕韦和成汤所伐的韦国是否为彭姓。清代马瑞辰认为桀时韦国之姓已不可考，成汤灭韦，遂改封彭姓豕韦，是为商代豕韦。然《长发》只言汤“伐”韦，先秦文献未有“灭”韦或新分封的记载。反而郑笺明言：“韦，豕韦，彭姓也。”王国维先生也以为：“殷人所伐，不过韦、顾、昆吾，且豕韦之后仍为商伯”。旧注并无牴牾之处，且众口一辞，不应轻易否认。故成汤所伐之韦即夏代彭姓豕韦，《长发》四字成句，故用简称。《古今人表》分列“韦”与“豕韦”，是班昭从《长发》抄撮“韦”，又从《郑语》抄取“豕韦”，以阙疑态度，未加牵合。

至此可梳理出豕韦氏两姓的变迁：夏代彭姓豕韦氏至孔甲时已衰落。其后代民众一度被孔甲赐给御龙氏刘累。但后来刘累畏罪迁居鲁县，旋即失民，彭姓豕韦或借此得以复国。桀时，豕韦与夏王室关系密切，是夏的重要盟国，一度为成汤征服而削弱，但并未亡国。商代早中期，或因商王室中衰，豕韦作为地方诸侯，积攒实力，遂成为一方霸主。及至武丁中兴，扫荡障碍，遂灭彭姓豕韦。可能是因为刘累之族曾受赐豕韦之民，已有先例与根基，故武丁改封刘累之后再次为豕韦氏，即范氏的直系祖先。

对于“唐杜氏”族属的认定，历代学者主要有新旧两说。旧说认为唐、杜为两氏，刘累之后的豕韦氏在商末被改封为唐氏，亦即古唐国，为成王所灭，遂迁于杜。韦昭、杜预、孔颖达、顾炎武皆主此说，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八年亦载：“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此说似为汉晋普遍观点，但并无确凿证据，弥缝牵合痕迹明显。今本《纪年》基本被定为伪书，不可不加考辨地采信，其更与先秦文献相矛盾。《左传·昭公元年》载唐人“服事夏、商”，始终居晋南大夏，而范氏之祖在夏、商两代为御龙氏、豕韦氏，且一度迁居鲁县，两系的地望与氏名皆不相合。亦可见今本《纪年》收撮了后世经师弥缝晚出之说。此外，武王去世，古唐国作乱，旋为周公诛灭，遂封唐叔虞。古唐国存于周初至多四年，时间极短。倘若古唐国为范氏直系先祖，范宣子应将其归于商代，言“在商为豕韦氏、唐氏”，而不应归于周代。

新说则认为“唐杜氏”并非两氏，而即西周杜氏，与晋南大夏的古唐国乃独立并行的两系。隋代刘炫指出唐人“居于大夏子孙，终商不灭，非累子孙，是其同族等类耳”，但不为孔颖达等学者认同。及至清代孙诒让作《唐杜氏考》，言：“范氏为杜伯之后，自述家世，但数杜氏足矣，何必更援唐耶……成王所灭以封叔虞者，自为晋阳之唐；刘累之后所封者，自为杜县之唐杜。窃意杜本唐之别名，若楚之亦言荆也。”又据《史记·秦本纪》“蕩社”言“盖即唐杜也。庚声与昜声古音同部……杜与社同从土得声。”今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皆有唐、昜相通之例。此说一出，相关记载尽可融贯，旧说牴牾之处涣然冰释。唐杜氏简称杜氏，理同陶唐氏简称唐氏。关中杜地自有土著部族，陶唐氏后裔自晋南侨居此地，为了与土著部族相区分，故称“唐杜氏”。

文献记载西周杜氏甚少。最著名的事件是杜伯射宣王，详见于《墨子·明鬼下》“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的政治斗争，其中原因已不详。此后杜伯之子隰叔出奔晋国，或因晋地乃其先祖陶唐氏旧居，有远房同族，易于立足。历经三代辗转迁徙的范氏一系终于回归先祖故地。其后世系可见于《国语·晋语八》，杜隰叔之子士蒍担任士师，别为以职官为氏，即士氏，其后又受封范氏，兹不赘述。

至此，重读范宣子的夸辞，所言御龙氏服事夏庭，豕韦氏邻近殷墟，杜氏靠近宗周，范氏权倾晋国。范宣子的潜台词是自夸其族不论朝代更替，世代都能与天子、霸主维持密切政治联系，成为一大势力。而刘累畏罪迁居、杜伯被杀这些负面事件，则不为范宣子提及。

关于杜氏之姓，《左传·文公六年》有晋襄公配偶杜祁。金文有杜伯鬲。二重证据可知杜氏祁姓。三器年代皆在西周晚期，其中杜伯盨出土于陕西韩城与澄城交界处，或能说明杜伯之子隰叔出奔后，部分族人仍零散居于西土。

及至春秋初年，杜氏余民可能已随平王东迁，唐杜氏旧居已为戎人占据。《史记·秦本纪》载：“宁公二年，公徙居平阳。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十二年，伐荡氏，取之。”徐广曰：“社，一作杜。”亳僭称王，失败后又奔戎，知其应属西戎。亳王可能是趁西周灭亡之际，随大股西戎攻入王畿，遂占据丰镐附近的荡社，后为东进的秦宁公所驱逐。

至此可梳理出“刘累—范氏”一系的变迁：陶唐氏后裔之一的刘累服事夏庭，养龙有功，被孔甲封为御龙氏，成为始封君。由于刘累出居在外，又为夏庭微臣，故无甚统属，御龙氏有名无民，孔甲遂赐之以彭姓豕韦之民，刘累方能临民治事。刘累并不是在夏庭为官的古唐国君长，而是陶唐氏散落于外地的支裔，故不能以唐为氏，需另立新氏，随世而变。刘累得罪孔甲后，避迁鲁县，彭姓豕韦遂得以在夏代晚期复国，但在商代晚期为武丁所灭。武丁重封刘累后裔为豕韦氏。豕韦氏在周代转为唐杜氏的具体情况，史籍阙载，已不得而知，大抵与商末周初的政治变动有关。杜氏在西周晚期与宣王发生政治斗争，其族出奔晋国，后遂有晋国范氏之族。

二、古唐国即商周古文字“昜”

夏代刘累与夏商时的古唐国为独立并行的两系，但两系同出自虞夏以前的陶唐氏。陶唐氏居于晋南，上文已据《左传》证之，古唐国亦居晋南。《左传·昭公元年》载后帝“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昭公十五年》亦言“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古唐国与陶唐氏为一系的最早最直接证据是《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言晋地《唐风》“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即认为晋国统治的唐墟土著民众是上古陶唐氏的遗民。至于陶唐氏后裔简称“唐”，东汉荀悦以为：“陶，发声也。”称“唐尧”，而不称“陶唐尧”，或亦因此。陶唐氏与古唐国的氏名与地望皆相合，古唐国为陶唐氏的直系遗民。

商代金文与甲骨文皆有“（上庚下口）”字，旧释为“唐”。商代晚期有唐子且乙觶(《集成》6367)、唐子且乙爵，可知其君长称子。卜辞中的“唐”向商王纳贡，参与征伐，还有“贞，作大邑于唐土”的记载。卜辞中“作邑”常见，但“作大邑”罕见。“唐土”与商都并称“大邑”，可能是商朝重镇，有相当的地位。

商代甲骨文另有“昜”国，首领称伯，有“昜白”之称。李学勤先生考证为姚姓。昜国向商王纳贡，参与征伐，与商王关系友好。卜辞载“王比昜白”或正合于《左传》所载唐人“服事夏商”之说。

关于古文字的“昜”与传世文献的“唐”，清代孙诒让曾推测：“或唐叔之‘唐’，当以‘O’为正体，亦未可定。”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31出土所谓“文王玉环”，李学勤先生考释为：“文王卜曰：我及昜人弘战贾人。”陈斯鹏先生认为此字与叔虞鼎铭文的O皆为象形的“觴”，与觴姬簋盖、觴仲多壶的“觴”皆读为“唐”，即古唐国。孙亚冰先生又结合（左上口左下爻右見）公簋与晋公（上奠下皿）所见叔虞之国号皆从昜，又以昜、唐可通，提出：“晋国始封地名‘昜’，它可以追溯到商代卜辞中的‘昜’国，与卜辞或金文中的‘唐’国无关。”先前一些学者未能注意到“昜”，遂将卜辞的“（上庚下口）”径视为古唐国。然传世文献的“唐”氏在西周春秋金文与战国文字中皆从“昜”，不作“（上庚下口）”。古文字材料的证据链完整，故古唐国、叔虞之唐应即卜辞的“昜”，汉代传抄时才改写作音近的“唐”。故商王室“作大邑”的“（上庚下口）”，可能是一座受商王控制程度较高的城邑，其君称“子”，亦与地方诸侯多称“伯”的政治地位不同，故应非晋南方国。

至此可梳理出古唐国的变迁史：陶唐氏是虞夏以前的晋南古族，其虽灭亡于夏代，但直系遗民世代以“唐”为氏，仍居晋地大夏，服事夏、商两代的中原王朝。古唐人与中央王朝关系良好，不断积攒实力，可能在商代复国，成为一重要的地方势力。根据所谓文王玉环，周人兴起后，古唐国一度转附文王。李学勤先生推言：“唐国在文王时是周的盟友，其所以能存留到成王时，可能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故武王翦商，未触及唐国，遂使其保存实力。但周人征伐四方，势力逼人。唐人又长年服事商王室，晚近才迫于形势归附周人。周人未必信任，唐人未必顺服。武王方卒，唐人遂趁势反叛，可见其有相当实力。最终古唐国为成王与周公所灭，唐叔虞受封于此，才有了后来的晋国。

三、尧及丹朱后裔的族姓与地望

在讨论尧与陶唐氏关系之前，需先考察尧、丹朱及其后裔的地望与姓氏。文献有记载尧、丹朱与丹水有关：

先秦文献几乎没有记载尧为天子之前的情况，《容成氏》所言更是前所未见。整理者李零先生认为“丹府与藋陵之间”即“丹陵”的合称。王晖先生则考证“‘丹府’是指丹城宫府，应在今丹水流域一带”，“丹陵、丹水流域的丹朱故城是尧部族故地。‘藋陵’是指阳翟丘陵一带”。综此可知，尧早年居于今河南中南部，曾作为南方君长讨伐有苗一族，在丹水流域作战有功，这也是其子丹朱被封于丹水的原因之一。至于流放说与封国说，并不违背。舜远封丹朱，可能是为了使其疲于应付苗民，不能直接干预中原政治，实质上略同于流放。舜封象同理，连孟子都承认既是分封又可视为流放。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之事亦如是。

尧后裔封国仅见于“武王克商分封古帝后裔”的记载，其最早出处见下：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

武王胜殷，入殷，未下舆，命封黄帝之后于铸，封帝尧之后于黎，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舆，命封夏后之后于杞，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

这个记载的可信度与史料价值有疑。一方面，言武王封宋，明显悖于史实。另一方面，《乐记》载黄帝之后封于蓟，与召公奭的燕国共处一地。唐人张守节言：“蓟、燕二国俱武王立……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李学勤先生认为这是“维护《乐记》所说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而认为燕的初封在今蓟县境”。唐人陆德明又以蓟即“今涿郡蓟县是也，即燕国之都也……黄帝姓姬，君奭盖其后也。或黄帝之后封蓟者灭绝而更封燕郡乎？疑不能明也”。此又属经师弥缝之说。张守节与陆德明两说皆难通，这可能是由于此记载本非西周旧说流传，而是出自战国人的总结创说，故不可径信。但此乃尧后裔封国的仅有记载，姑且论之。此记载又见于两汉文献，相关异文如表1。

黎、蓟、音近可通。铸、祝音近可通。黄帝、尧的后裔封国为铸、蓟，只是文献记载的对应关系错乱。蓟在燕地，或为姬姓，或不可考。《世本》载铸国为任姓，铸公簠作“妊”姓，二重证据，殆无疑义。据郭沫若先生考证，铸国辗转迁徙，皆在今山东省一带。两国地望与晋南古唐国、西土祁姓杜氏相隔甚远。

丹朱后裔可考实者仅东周狸姓傅氏。《国语·周语上》载丹朱之神降临于虢土，并被视为尧之胄裔。周内史建议“使太宰以祝、史帅狸姓，奉牺牲、粢盛、玉帛往献焉”，于是“王使太宰忌父帅傅氏及祝、史”。韦注曰：“狸姓，丹朱之后也。神不歆非类，故帅以往焉……傅氏，狸姓也，在周为傅氏。”傅氏似为王室大夫，可能居于东周王室一带。

中古以降有“房国为丹朱后裔”之说。然考诸先秦两汉文献，皆无此说。丹朱与房并载，仅见于《国语·周语上》：“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以仪之，生穆王焉。”全然看不出房后与丹朱有族属关系。唐兰先生言：“既然是丹朱的神灵与房后交配而生穆王，则房后必非丹朱的后裔。”房国在今河南遂平县。丹朱与房国有关的最早记载，见于今本《竹书纪年》沈约注云：“帝子丹朱避舜房陵，舜让不克，朱遂封于房。”已是南朝之说。房国祁姓更是唐宋以来之说，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郑樵《通志》等，皆属后世标榜门楣的牵连附会之说。唐兰先生也指出“姓氏书都不大可靠”；“说房氏出祁姓的话是完全无据的”。今又有金文补证，唐先生又言：“今昭王时铜器有王姜，则房国当亦是姜姓。”此与丹朱后裔狸姓不合。王姜是否即房后，尚未定论，有待考证。目前可确知的是，在早期文献中，甚至晚至汉晋时，都从未有房国为丹朱后裔的记载。

综上诸考，尧后裔、丹朱后裔的地望、姓氏与古唐国、刘累两系皆不合，说明这四系是独立并行的。在西周时期，尧后裔封国与晋地古唐国、西土祁姓杜氏分立并存。

四、尧与陶唐氏关系重辨

“陶唐氏本与尧无关”是近代“古史辨”运动的主要观点之一，此说认为两者发生关系乃是刘歆、王莽排列整齐古史系统的结果。顾颉刚先生言：“我寻求禹和夏、尧和唐、舜和虞所以发生关系之故，以为这是战国的伪史家维持信用的长技。他们觉得尧舜禹都是冥漠中独立的个人，非各装在一个着实的地方，不足以使得他们的地位巩固。”童书业先生称汉人“造出了一个整个的古帝王名号系统……因着新、汉(东汉)两代帝王的威权，得到了世人的公认，于是‘帝尧’的头和‘陶唐氏’的脚便安牢了，永远连成一体了”。细绎其说，似未能定论。现备集史料，试重新考辨。

“尧为唐氏”最早见于春秋末期以来的孔门诸子。《论语·泰伯》言“唐虞之际”。《孟子·万章上》载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然童书业先生将此两者皆视为后世窜入，并言唐与尧结合“早则战国末，迟或竟在汉代”。陈泳超先生也认为《论语》是“春秋之际亦唯见此一条‘唐虞’连称的孤证”。但郭店简《唐虞之道》以“湯(唐)”指尧，其年代上接孔子，下近孟子，使得证据连贯起来，故知“尧为唐氏”说并不晚于春秋末期。

“尧的传说”被书于竹帛，不晚于春秋时期，见于《尧典》《左传》《国语》及清华简《保训》等早期文献。陶唐氏的记载亦见于春秋晚期，即《左传》襄、昭、哀三世，且其中一则还引自《夏书》。《左传·襄公九年》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昭公元年》载：“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左传》记阏伯仅此两条，皆与天文有关，皆言商人承之，或属同一传说。后帝命其迁于商丘，其遂担任陶唐氏火正。又有《国语·楚语》言颛顼能“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以“绝地天通”。上古能任命有司观象授时者皆是帝王，故陶唐氏很可能即后帝。陶唐氏中能为帝者仅尧而已。故杜预、孔颖达、崔述、郭沫若、杨宽等先生皆以后帝即尧，或非虚言。

今本《吕氏春秋·古乐》历述上古帝王音乐，以朱襄氏、葛天氏、陶唐氏、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舜、禹为序。颜师古以《古今人表》有阴康氏，认为高诱妄改《吕氏春秋》。但童书业先生据《上林赋》“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证今本《吕氏春秋》不误，进而推论尧与陶唐氏无关。但即便《古乐》并举陶唐氏与尧，也无法证明两者无关。因为陶唐乃远古部族氏名，其族世代相传某种舞蹈。尧是私名，出自陶唐氏，命臣下制作乐篇。两者并不矛盾。《古乐》原文不论是“陶唐氏”还是“阴康氏”，都无法直接证明陶唐氏与尧的关系，故这条史料不能作为证据。

陶唐氏居于晋南，首章已据《左传》证之。而“尧居晋地”之说，先秦文献失载。徐旭生先生言：“后人多信尧、舜、禹均建都于今山西省的西南境，但西汉人尚无此说。”又指出《汉书·地理志》仅言祠，不言都；东汉末应劭最早言尧都平阳，“说尧、舜、禹都在这一带建都，大约最先是皇甫谧”。此外，郑玄《诗谱·唐谱》亦云：“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徐先生搜集史料有阙，目前所见最早言“尧居晋地”实为《唐风》诗小序：“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皮锡瑞曾言：“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毛诗序证明至晚在西汉时已明确有“尧居晋地”之说，不必晚至东汉末年。

目前所见“尧居晋地”的最早记载是“汲冢书”，其文云：“舜囚(放)尧于平阳。”若此辑佚不误，毛诗序属战国旧说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传闻毛诗出自赵人毛亨、毛苌。《汉书·艺文志》载：“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可见毛诗出自三晋之学。《世本》可能是战国末期的赵国人所作，其明确记载“帝尧为陶唐氏”，亦相当于“尧居晋地”之说。汲冢书出自魏墓，其古史多有三晋地域特征。毛诗序、汲冢书与《世本》三者皆出自三晋，都传“尧居晋地”，其依据可能就是流传于晋地的旧说，有一定可信度。故“尧居晋地”之说应该本是从战国三晋之地流传而来的。

顾颉刚、童书业两位先生将尧与陶唐氏产生关系的年代定在刘歆、王莽时，现在看来稍嫌太晚。“尧为唐氏”与陶唐氏的记载皆见于春秋文献，两者氏号与地望相合亦属先秦旧说。故尧乃陶唐氏后裔，古唐国与唐尧之“唐”同出自“陶唐氏”之“唐”。

综上可知，陶唐氏乃唐尧、丹朱、古唐国、刘累四系的共祖，四系在三代时期异地独立并存，其世系是多线性的，可列为上文图2。

古史辨派曾据“范宣子夸耀先祖言陶唐氏而不言尧”推论陶唐氏与尧无关，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范氏与唐尧乃不同支系，尧非范氏直系先祖，故范氏不祖尧。战国末期的《世本》虽属“黄帝一元古史系统”，但其所谓“帝尧为陶唐氏”只是言尧出自陶唐一族，并非将“陶唐”作为尧的专称。但在汉代主流古史观中，一些支脉被摒弃与遗忘，尧、古唐国、范氏三系被编联整齐为一系：

帝尧陶唐氏──古唐国(含刘累、唐氏)──杜氏──范氏──刘氏

由此，在汉代文献中，陶唐成为了尧的专号。不止于此，汉晋时期，经过学者的整齐编联，尧的姓氏记载变得更多了。“尧为伊氏”最早见于西汉末期。扬雄《元后诔》言“禅受伊唐”。《汉书·王莽传》亦载：“国师刘歆子叠为伊休侯，奉尧后。”“伊氏”之说可能出自刘歆、王莽时期，当时是整齐古史系统的重要阶段。可能是有人将尧与《礼记·明堂位》的伊耆氏牵连起来。此外，东汉王符《潜夫论·五德志》载：“庆都与龙合婚，生伊尧。”撮取纬书的感生说，谶纬多造作故事，应非先秦旧说。《帝王世纪》言尧“或从母姓伊氏”，尧寄放于伊长孺之家，故得其氏。年代太晚，未敢为据。

“尧为祁姓”说的出现更要晚至西晋皇甫谧时，魏晋是整齐古史系统的另一重要阶段。《潜夫论·志氏姓》汇集杂糅上古人物姓氏材料，唯独不言尧姓。而辑本《帝王世纪》众说纷纭，或言伊，或言祁，或言伊祁。魏晋时人承汉代古史观，将杜氏的祁姓径视为尧的姓，又结合王莽时“伊尧”之称，遂有“姓伊祁氏”说，这是尧姓在汉晋间从无到有的发生过程。《国语·晋语四》言“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别为十二姓”。陶唐氏的诸支后裔，有祁姓、狸姓、姚姓，也可能有任姓或姬姓。杜氏之姓不能等同于陶唐氏之姓，更不能等同于另一支裔唐尧之姓。

古史辨派敏锐地指出，汉代人整理古史系统有宣扬“汉承尧运”“汉为尧后”的动机，这是一个卓识。现在重新审视，依先秦旧说，汉家只能追溯到刘累一系，出自陶唐氏，而不能追溯至尧一系。唯有将三系杂糅为一系，陶唐成为尧的专号，“汉为尧后”的说法才能牢牢确立。这实际上已超出学术范畴，而关乎政权合法性，故罕有人敢犯禁。西汉末的王莽假托为舜后，以此要求汉家禅让。东汉光武帝刘秀亦承认而利用此说。此说遂得到两汉之际各方政治势力的肯定与强化，成为后世定说。至此，汉以来的陶唐氏世系遂与先秦旧说产生了相当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