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为禹后”的可能性
文/叶岗 陈民镇 王海雷关于於越族源的问题，历来有不少争议。现当代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自1937年吴越史地研究会结集《吴越文化论丛》以来一直延续至今。概言之，大抵有“越为夏裔”说、“越为土著”说、“楚越同源”说、“三苗后裔”说等观点，歧
文/叶岗 陈民镇 王海雷关于於越族源的问题，历来有不少争议。现当代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自1937年吴越史地研究会结集《吴越文化论丛》以来一直延续至今。概言之，大抵有“越为夏裔”说、“越为土著”说、“楚越同源”说、“三苗后裔”说等观点，歧见迭出。
目前学术界大多认为“越为夏裔”是古人的谬说，“越为土著”的认识逐渐成为主流。
事实上，问题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
伴随着分子人类学的新进展、越地考古的新发现，我们得以更清晰地认识百越族群的发生以及於越的演变。
同时，过去“一刀切”式的族源观也很难说合乎实际。
基于这些新材料和新认识，我们拟对於越族源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总体来看，於越的族源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百越集团的血缘特征，可以追溯到距今2万年前的北部湾地区，是为百越的祖源；二是东南越人的血缘特征，形成于距今8000年左右，稍迟于本区域出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间，因此，若单从血缘看，於越是距今8000年左右本土起源的；三是从代表历史时期越国文化的民族共同体看，於越在马桥文化阶段以后在越地逐渐形成。
若将於越族源问题追溯到第一层次，不免求之过远；追溯至第二层次，则无可厚非；追溯至第三层次，或许更合乎实际。
需要指出的是，古史茫昧，文献阙如，加之民族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问题尚未到真正解决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便是结合新材料从新的角度对於越的族源提出初步的看法。
分子人类学的认识与於越民族的本土发生现代人类是多元起源抑或是同出一源，这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话题。
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发现说明东亚的人类演进有大致的连续性线索，吴新智先生便强调东亚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并以前者为趋势，后者则与时俱增。
与此不同，一些学者相信，早前从非洲扩散到旧大陆的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因气候等原因逐渐灭绝（这一点表现为古人类化石的断层），现代人的祖先是十多万年前在东非新崛起的一群人。
随着分子人类学研究的深入，晚期智人“走出非洲”的观点有了愈加坚实的证据。
通过对线粒体DNA（mtDNA）的研究，我们能追溯人类的母系遗传，将现代人的祖先追溯到非洲的同一个“祖母”，得出了著名的“夏娃理论”。
由于mtDNA突变速度过快，且母系基因的交流过于频繁，这一理论招致了不少质疑。
而Y染色体DNA由于是严格父系遗传的，其单核苷酸突变（SNP）稳定可靠，为我们探究古今人群的演变提供了目前为止最可凭信的标尺。
通过对Y-DNA的研究，我们同样将现代人共同的“祖父”追溯到非洲，是为“亚当理论”。
至此，晚期智人“走出非洲”的说法有了更为严密的证明。
金力、宿兵、柯越海等学者的研究则表明，中国南方人群的多态性明显高于北方人群，提示现代人类自南方进入中国，随后由南向北逐渐迁移；并同时对携带南北人群共同的单倍型个体在3个Y染色体微卫星标记位点进行了基因组分型，据此估算了现代人类进入中国的时间大致在18000～60000年以前；并推测非洲起源的现代人约在60000年前从南方进入东亚，在以后的数万年中逐渐向北迁移，遍及中国。
此后的研究续有拓展，具体时间标尺或有细化与微调，但基本框架仍然是坚实的。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现代人群总体来说都是同源的。
如此，我们便遇到一个问题：既然都是同源的，那么我们在追溯一个族群的源头时，究竟需要追溯到哪个阶段？换言之，既然大家都是从非洲“走出”的，归根结蒂都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土著”，我们又该如何追溯族群发生的上限？遗传学能提供某种遗传特征形成的线索，但代表性遗传特征的形成并不能等同于作为共同体的民族的形成。
因为一个民族的形成需要地域、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同质性，这些因素的定型，才能说明一个民族的“形成”。
於越是百越的一支，百越遗留到现在的后代，主要是壮侗语系的民族。
这些民族，大多分布在今天中国的西南地区，包括壮侗语系壮傣语族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水语族的侗族、水族、毛南族、仫佬族，黎语族的黎族，仡央语族的仡佬族等。
从习俗看，百越先民“断发文身”、崇蛇、崇鸟等习俗亦为他们所继承。
而现代汉族的大多数人群则与氐羌一系的民族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汉语族与同属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具有同源关系，从传统的体质人类学角度看，现代的华北地区人群与新石器时代甘青地区的先民相当接近，可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相参证。
而广泛分布于华南地区的百越族群从血缘、语言等方面看，均与中国北方人群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
在古代，百越作为一个大的集团活跃于中国的南部，其内部各族群的共性与异性究竟如何，尚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在李辉等先生的努力下，包括百越在内的澳泰族群的遗传谱系研究已经取得重大突破，为我们看待於越乃至百越的族源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直接依据。
而目前研究越文化的论著大多对此无甚关注，无疑是令人遗憾的。
此前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地的新石器时代人群，普遍带有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特点，与同时代北方人群相比存在较大差异。
这些地域的人群体质特征趋同，大抵相当于百越。
李辉先生则通过对百越后裔Y染色体DNA的研究，指出百越的遗传结构存在东越、西越一元二分的现象，即均有大量的M11M110或M9M88突变，为其他族群所缺乏，所有的百越群体首先是有整体性的，共性是最主要的。
李辉先生后来进一步指出，大约3万年前，蒙古人种的一支——澳泰群体走越南—广西路线，在北部湾一带孕育了很长时间，O1单倍群就是2万多年前在此出现的；后来广西内陆的山地群体和北部湾沿岸的群体发生了差异，14000多年前，沿海群体向东迁徙，散布到了整个广东和台湾的海岸线上；在大约10000年前，广东西部的群体和东部的群体发生了差异，大约8000多年前，广东东部的某一个部族中开始萌发新石器文化和农业文明，并迅速扩张开来，江浙越人祖先的遗传特征便形成于8000多年前。
可以说，北部湾地区是百越集团的“祖庭”，这里属于凌纯声先生所说的“亚洲地中海”沿岸。
如果将於越的族源追溯于此，或许也无可厚非。
於越遗传特征的形成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前，不过严格来说，作为民族的於越的形成应该在此之后。
李辉先生所说的“东越”，其Y-SNP单倍型以O1-M119（H9）为特征，西越则以O2a1*-M95（H11）为特征。
根据对良渚文化马桥、新地里两个遗址人类遗骸样本的研究，良渚文化先民Y-SNP单倍型即以O1-M119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