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日名与政绩有关
文/魏鸿雁摘要：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干支纪时的叙事结构。卜辞中普遍出现的干支记日说明商人对干支的重视。其中天干的地位更重要，不仅可以记时，而且成为商代帝王的名号。日名制的形成并非由商王的生卒日期决定，而是商王后代根据其在位时的
文/魏鸿雁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是中国最早的纪事文体。殷代的卜辞纪事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结构，在记述所发生事件时，先举事件发生的“日”，然后再记事件。甲骨卜辞绝大多数占卜的日期是非常明确的，而其纪日的方式一般是通过干支的组合明确祭祀的日期。
如“癸丑卜，贞今岁受年，弘吉”“己酉卜，黍年，有足雨”等。
殷人为何要用干支纪日，学者有多种推测，日本学者贝塚茂树认为与殷商人对太阳的崇拜有关。
由于太阳在殷商人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在卜辞中他们才将其置于辞首：其实不仅在殷商人心目中，太阳在世界许多民族先民那里同样地位至尊，甚至被作为图腾神，这在世界各地的原始遗址中随处可见。
只是在殷商人的认识世界里，“日”不仅是记述时间生命的符号，还是判断人的行为吉凶与否，进而指导人的生活的关键要素。
殷商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是由上天安排的，他们要通过卜问上天、先人来决定其行为是否可行。
这也许就是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早期的体现方式吧。
我们且不论干支纪日是否与太阳崇拜有关，殷商人把纪日与占卜紧紧结合在一起，就等于把时间与人的命运联系起来，时间与上天的旨意相联系。
由此，用来记时的干支符号当然就有了神圣的意义。
中国古人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了时间的重要性。
人们最初对时间的认识主要与自然相关。
古人最直观的时间意识是对季节气候的感知，在观察自然物候变化的经验基础上，人们产生了时令意识。
早期的岁时是古人依据自然变化的规律提炼岀来的时间系统。
但由于上古时期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他们往往会把自然力量神秘化，认为是来自上天的安排。
《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昊天无言，却掌握着时间的威权，安排着人事的秩序。
人的活动应当顺应天时：“故作大事，必顺天时。
”“敬天顺时”成为古代人事的通则，否则上天就会降下凶咎，使四季失序，星辰乱行。
在日常活动中，人们往往以时令祭礼以愉悦天神，襄助人事。
商代的周祭习俗中商王和王室贵族采用五种祀典对于其先祖轮番祭祀，遍祭一次以后再周而复始地进行下一轮的祭祀，其祭祀的日期就是严格依据天干来排定的。
对那些没有按既定时间进行祭祀的行为，还受到人们的批评，如商王纣灭亡的一条罪状就是他“祀用失时”。
上古岁时带有浓郁的原始宗教意味，“当时人们对自然的感受是神秘的，在人们的知觉中，节气时令往往代表了一种神秘的宇宙力量；人们所从事的岁时活动主要是宗教祭祀的内容。
祭祀是上古人们调节、联系、沟通人与神秘自然的重要形式。
”殷商人用干支纪日说明了干支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相比而言，“干”的地位更重要，在卜辞中必不可少。
而且，商代帝王多以十干纪日符号为名号来命名，这种制度通称日名制，天干成为一种特殊的系统符号。
关于日名制形成的来由，古今学者的考释结论多不相同，而旦随着甲骨考古的深入，异说越来越多，结论反而愈加不清晰。
概括起来这些观点主要有生日说、庙号说、祭名说、死日说、次序说、卜选说、庙主分类说、内婚制说等。
日名制的考证虽然众说纷纭，但从大的方面来说，其论证焦点主要集中在是根据商代帝王生卒日而立还是身后选定。
由于现有资料未有明确的相关记载，要探究日名制的来由只能从商代帝王世系、历史文献和甲骨卜辞中寻找依据。
观商代帝王世系，以日名为号者自上甲开始，其前的商王名号则没有什么规律。
王国维考证《史记》所记载的上甲之前的商王振就是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的王亥，如果此论确切，则王亥确实是商代帝王中最早以辰即地支为名号的王，之后就开始变成日名制了。
从上甲到太乙成汤七王，《史记》等史书记载的顺序依次是上甲、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太乙，王国维据卜辞致祭商先公先王的顺序，认为报丁顺序错误，应当在报丙之后。
上甲之后的七代商王则基本是按日名顺序排列。
如果这样的话，这些商王名号就不是商王本名，而是后世追号；因为如果按生日或死日为号的话，这些商王的生日或死日的顺序齢正好符合天干排列顺序，这近乎不可能。
据《竹书纪年》，商王大多有他们的本名。
如果《竹书纪年》所记属实，则商王的天干名号必非商王之名，但是由于古今学者多有怀疑《竹书纪年》的真伪，因此商王日名是否是商王之名也只能暂时存疑。
由此可知，商王以天干为号可能是从成汤开始，前面诸王可能是成汤追封，而这种追封可能上溯到上甲止。
殷人祭祀其先公可能是从上甲开始。
王国维引《鲁语》云：“上甲微能帅契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