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900年的社会大崩溃

文 / 张莉

摘要：考古学是通过物质材料探讨古代历史的重要途径，有着独立于文献之外的自身推演逻辑。本文通过综合分析夏代（考古学体系中的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的考古材料，探讨一系列不见于文献记录的夏代史迹：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导致了大范围的社会崩溃和突变，整个黄河流域仅额济纳河交流区和黄土高原两处得以延续原先的龙山传统；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嵩山南北地区则以此为契机在二里头时代（夏代后期）崛起，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重组与变革，并奠定了早期中国政治和思想基础。

古代典籍中的夏代历史是早期中国社会顶层设计理念的重要源头，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关键参照物，也是中国古史研究的一大热点。

然而，夏代作为三代的肇始王朝，其相关文字记载相对缺乏，即便是在春秋时期，孔子已有夏史“不足征……文献不足故也”（《论语·八佾》）的感慨；至太史公之时，则以《史记·夏本纪》通篇不过三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夏代四百余年的历程，更多的夏史信息早已湮灭于历史的烟云。

而即使是有幸保留于文字记录的夏史内容也多语焉不详，如刘绪先生即洞见文献典籍中的夏积年与夏世系明显不匹配，存在已知夏王平均在位时间过长的现象；李旻先生则指出文献中的夏王名表在少康之前可能有着相当的缺失，自少康以降，夏王世系的记录才开始翔实。

另一方面，通过文献流传至今的夏史记录也有着明显的共性。

孙庆伟先生将见于文字记载的夏史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茫茫禹迹”“禅让与世袭”“失国与中兴”“孔甲乱夏与桀放南巢”。

其中，“禹迹”，尤其是其中大禹成功治水的相关记载，在夏代相关史料中颇为突出，后者不仅是《禹贡》的核心内容，在《史记·夏本纪》中亦占据了过半篇幅。

另一方面，典籍所载录的夏史也符合早期中国文献的普遍规律，即记载内容与权力活动紧密相关、以腹心地区统治者的视角为中心、集中于宫廷史、并强调一脉相承，此外的夏代史事则基本绝迹于文献记录。

鉴于文字所载夏史的“不完整性”和“片面性”，是否还有可能还原更为全面的夏代历史？是否存在文献以外的、探索夏代史迹的可能呢？考古学是通过物质材料探讨古代历史的重要途径，正如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所言：“考古学即为历史学另一种方式的延续……考古学就是历史学。

”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后被赋予了“证经补史”的重任，上世纪初“疑古”思潮中对大禹事迹等夏代相关文献记载可信性的质疑，更是促使寻找和印证传世文献所见夏代史事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另一方面，就方法论而言，基于物质材料的考古学研究同基于文字记载的文献研究是本质上客观对等的、探索古代历史的另一条路径，有着独立于文献之外的自身推演逻辑。

即便在完全没有相关出土或传世文字记载的情况下，考古学研究也可以自成体系地提供关于古代历史的多方面信息，甚至可以进一步成为检视文献文本的参照物。

而考古学独立于文献之外的研究体系，对于探索文字记录匮乏的夏代历史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除了用于文献所记夏史的按图索骥，考古材料更能够自成体系地、较为客观全面地呈现不见于文字记录的夏代史迹。

因此，本文拟通过梳理相关出土材料，以期重现不见于文献记录的夏代社会嬗替。

夏代所对应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1世纪到前16世纪之间，最新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时代的肇始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左右，本文所取二里头时代的年代据二里头遗址附近的灰嘴遗址最新测年结果，因此，本文对夏代史迹的考古学探索集中于二里头时代及其之前的龙山时代晚期。

考古材料所见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夏代前后期之交）的社会大崩溃文献所记载的大禹治水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1世纪，属于考古学年代框架中的“龙山时代”。

虽然传世文献对水患之巨、治水之艰着墨颇多，这场大规模自然灾害最终还是被人力所驯服，“告成功于天下”（《史记·夏本纪》）。

但值得玩味的是，尽管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都未见只言片语，考古学物质材料却清晰记录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在早期中国空前绝后的大范围社会崩溃。

这一崩溃事件发生的时间落在文献所载夏代纪年的范围之内，其相关灾难的破坏程度远超文字所载大禹所面对的水患。

本文以其为分水岭将文献记载的夏代分为两段：崩溃事件之前为夏代前期，崩溃之后为夏代后期。

夏代前后期之交的社会大崩溃及其原因这一大范围社会崩溃发生于考古学体系中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的转折，即公元前1900年左右。

其考古材料的证据主要来自于两方面：聚落数据和陶器传统。

聚落数据基于第二次文物普查聚落材料进行的研究表明，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聚落总面积从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

换言之，二里头时期黄河中下游聚落总数量仅为龙山时期的10.78%左右，其聚落总面积也缩小至龙山时期的21.45%左右。

虽然第二次文物普查的聚落材料并非全覆盖式系统调查所得，相关数据势必有不够精准的地方；然而，考虑到以上大数据研究样本量之巨以及前后两个时代差异之显著，即使是存在误差的前提下，也可明确指示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转折的节点上发生了大范围的聚落总数量和面积的锐减。

聚落是人类生活的直接空间载体，而人类生活方式（如建筑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活动方式）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并不曾出现太大变化。

有鉴于此，以上两阶段聚落考古数据显示的鸿沟揭示出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定居点的大幅度下降以及社会总人口的锐减，是夏代前后期之际社会断裂在空间物化载体的直接反映。

张弛先生基于各个地理单元聚落材料的分析亦表明龙山时代之后早期中国出现了大范围聚落锐减。

鉴于山东域内大部分地区都开展过全覆盖式系统聚落调查，其相关数据可以认为是龙山到二里头时代聚落变化较为精准的反映；因此，此处以山东地区分析为例：山东地区全境的聚落总数从龙山时代的677处骤减至二里头时期的44处，龙山之后锐减幅度高达先前聚落的9350%；另一方面，在龙山时代之后，山东地区多处龙山时期的超大型聚落也消失殆尽，如两城镇（面积256万平方米）、尧王城（面积300万平方米）、桐林（面积200万平方米）等，取而代之的二里头时代面积最大的聚落仅在10万平方米上下。

彼时人口数量及社会组织方式在龙山时代之后的崩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黄河中下游在龙山时代之后大范围崩溃的社会图景中，还有一处区域的衰落程度异常显著，那就是以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为主的晋南地区。

近年来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分别开展了全覆盖式系统调查，对其聚落考古数据的统计亦可较明确地反映大时代的社会变化。

龙山时期的晋南地区是当时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分布着陶寺（面积280万平方米）、周家庄（495.4万平方米）、方城（200万平方米）、县底（110万平方米）、南柴（110万平方米）等一系列大型聚落；龙山时代结束后，这一地区的最大聚落骤减至30万平方米左右。

另一方面，这一区域二里头时代早期的聚落大致集中于运城盆地，计算整个晋南地区的聚落总面积，可知其从龙山中晚期近2000万平方米骤降至二里头时代早期不足300万平方米，收缩幅度高达85%左右，是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代转折节点人口急剧衰落和社会崩溃的又一力证。

陶器传统聚落材料所见龙山时代后的社会断裂同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陶器传统的大规模突变相辅相成，共同见证了公元前1900年前后的大崩溃现象。

陶器是古代社会烹饪、饮食和储藏等生活的直接载体，陶器传统的稳定性同制造陶器的陶工以及陶器使用人群的稳定性紧密相关。

在社会变化相对较为平缓的情况下，不同阶段的陶器传统以“渐变式”演进，即在陶器风格、功能和技术的主脉络得以传承延续的基础上有所改变。

然而，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陶器传统的变化模式却落在了常见的“渐变式”框架之外。

刘绪先生早年即基于对东下冯遗址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早期陶器的观察指出，东下冯二里头时代早期的陶器较之于前一时段，出现了制作技术骤然下滑以及陶器风格、组合截然不同的剧烈变革；并将记录于东下冯陶器传统的这一现象置于整个黄河中下游的大规模、长序列考古学材料中进行对比，指出龙山时代之后黄河中下游各地区普遍出现与之前迥然相异的新陶器传统，前后两个时代之间的陶器传统发生了考古学突变，而并不存在传统的“过渡期”模式来完成中间的传承和渐变。

近年来，伴随着考古材料的进一步丰富，更是证明了“突变式”陶器传统变化模式的存在。

通过对洛阳盆地、郑州周边等嵩山南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早期陶器传统的对比分析，可以明显观察到后者虽然可见部分龙山陶器器类的传承，但整体而言在陶质、陶色、器类组合等各个方面出现了突变，前后两个阶段的陶器传统差别巨大。

此外，嵩山南北地区之外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可普遍观察到龙山时代之后陶器传统骤变，较之于嵩山南北地区呈现出的时代差异甚至更为显著，如：关中东部以及陕西南部商洛地区，龙山时代的客省庄二期陶器传统于二里头时代突变为老牛坡传统（或称东龙山传统）和以南沙村为代表的二里头传统；山东地区龙山时代以技术高超、造型优美、器类丰富的山东龙山陶器传统著称，其中不乏蛋壳黑陶这种工艺和审美登峰造极的陶器，但在龙山时代之后则突变为岳石陶器传统，不仅制陶技术低下而且器物形制简单粗砺，同先前同一区域陶器传统相比出现了断崖式下滑；太行山两麓地区在龙山时代之后也可看到一致的陶器传统突变现象。

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陶器传统的断裂性“突变模式”的普遍存在，是彼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时代共性，与上文聚落材料反映的人口断崖式衰减彼此印证，都是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转折节点（亦即文献体系中的夏代前后期之交）社会大崩溃的考古学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