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韵答致政欧阳少师退居述怀其二翻译

次韵答致政欧阳少师退居述怀其二翻译

次韵答致政欧阳少师退居述怀其二翻译如下：

凡俗人希勇退高，什么时候把痕迹混合耕种樵夫。神交不间川涂宽，直道很难因年老有病消化。北魏境内流民河抹岸，颖湖春早柳绕桥。跟着谁来自浮邱袖子，左在弹琴读书满酒瓢。

次韵答致政欧阳少师退居述怀其二作者简介

韩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8日），字稚圭，号赣叟。相州安阳县（今河南省安阳市）人。北宋政治家、词人。

韩琦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历任将作监丞、开封府推官、右司谏等职，曾一次奏罢宰执四人，还奉命救济四川饥民。

宋夏战争爆发后，他出任陕西安抚使，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颇有声望，人称韩范。西夏请和以后，入朝升任枢密副使，与范仲淹、富弼等主持“庆历新政”。

新政失败后，自请出外，历知扬州、定州、并州。在并州时收回辽朝冒占的土地，立石为界，并加强防御。仁宗末年再度入朝，迭任枢密使、宰相。宋英宗时，参与调和帝后矛盾，确立储嗣之位。

宋神宗即位后，坚辞相位，连判永兴军、相州等地。王安石变法后，他屡次上疏反对。累官永兴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封爵魏国公。熙宁八年（1075年），韩琦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神宗亲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追赠其为尚书令，谥号“忠献”，并准其配享英宗庙庭。宋徽宗时追封魏郡王。至清代，更先后从祀历代帝王庙及孔庙。

韩琦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为北宋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与富弼并称“富韩”。欧阳修赞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名相韩琦的兴衰成败：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

四相簪花

北宋庆历五年，时任扬州太守的韩琦发现自己家后院的"金带围"开了花，便邀请同在扬州的王安石、王珪前来赏花。

"金带围"是一种芍药，素来有名，传说中只要开花，城中便要出宰相，而韩琦院中的花开了四朵，朵朵大红花瓣围绕金黄花蕊，极尽富贵之相。

因开花四朵，韩琦便想着再邀请一人，碰巧其人身体不适，转而请当时路过扬州的陈升之参加，其与王安石、王珪同在大理寺供职，便也相熟。

换盏赏花之间，韩琦兴致一起，便摘下四朵花，在每人头上插了一朵，也许是命运使然，在余后的三十年里，这四人都在不同的机缘巧合之下登堂为相。便成了著名的"四相簪花"

在这四相中，我们最为熟知的是王安石，但今天笔者却想聊聊韩琦，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韩琦确是历经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仍能尽显其能，

有人说：宋时四杰者曰韩、范、富、欧阳，而韩冠其守。

韩琦到底有怎样传奇的一生。

韩琦其人：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作为北宋中期政治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韩琦的一生大起大落，可谓曲折，能在百年之后得一句大相公，实为英杰。欧阳修称其：" 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谏官本色、不惧权威；劝谏帝王、痛斥中书

韩琦为国忧民最早体现在其出任谏官时，当宋仁宗沉迷后宫，略耽朝政，他劝谏皇帝："选其无用之人放令出外，以消阴盛之变。"一方面是让皇帝忠于朝政，另一方面也给了宫中众多宫女一条生路，为皇帝博了美名。

而当仁宗耽于礼乐玩乐，韩琦当下便看到了其中的弊端，劝诫皇帝不可浮于表面，纵然礼乐为皇家之仪，可彰显皇家风范，但也不可失了分寸，西北边防未平，还需多忧心。

若说这些对于谏官来讲都是分内之事，那么一朝罢免朝中四位老臣，与大势力为敌，就不可不赞一声敢作敢为、大公无私了。

他上书弹劾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痛陈其过，说宰相老病、参知政事无能，在其位不能谋其政。王随虽为宰相，不但不忧国民、做实事，反而信奉巫神之道，称病不上朝；陈尧佐以权谋私，以官位养老；韩亿以权谋私，为其子升换官职；而石中立不适合政治，只能做文书一类工作。四人皆德不配位，

为此事，韩琦连上四次梳陈，一时之间，朝野震荡，百官皆敬佩其勇气，为国为民与权力中枢为敌，是多大的勇气，最终，仁宗无奈，一朝罢免四人。

韩琦的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谏官产生了影响，朝中谏官不再畏首畏尾，而是能够真正站在国家百姓的角度上，针砭时弊、痛陈朝中错漏。而对于韩琦个人来讲，这更是其从"俗吏"到"帅臣"的一场转变。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转变

北宋政治冗杂，土地兼并严重，"三冗"、"两积"状况不减，中央政府财政吃紧，再加上西北边防未定，内忧外患之下，国家风雨飘摇，百姓生活艰苦。

在这样的条件下，若不大刀阔斧的改革，国家之根基就会遭到动摇。

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虽历时不长，终以失败告终，但在北宋历史上却至关重要，更为王安石变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其拉开序幕。

韩琦在庆历新政中虽不是主要角色，但在其个人政治生涯中，庆历新政确实是重要的一个阶段。

韩琦其人在这一阶段中提出体现的革新精神十分鲜明，而其在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两场改革中所持态度的不同，也十分耐人寻味。

庆历三年，范仲淹向仁宗提交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等十项改革措施，意图整顿吏治、节省钱财。

韩琦时任陕西宣抚使，在陕南镇压因干旱而爆发的农民起义，正是因为如此，即便韩琦在庆历新政中属于激进派，但最终由于并未参与太多，并没有成为反对派打击的主要目标，仅是略有牵连。

改革遭到朝中反对派的阻挠，到了庆历四年九月，改革派在朝中的势力已消退殆尽，只有范仲淹及几个拥趸苦苦支撑。

最终改革派被扣以"朋党"的帽子，彻底失败，流放入狱外放，韩琦在其中不断周旋，保全力量，最终也外放扬州。

到了王安石变法时，韩琦已在地方历练多年，行事稳重许多，他并未因为庆历新政的失败而气馁，而是从中吸取了更多的教训。

熙宁二年，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改革，在经济、军事、教育三方面着手，以青苗法、保甲法和保马法为主，兼顾人才选拔和科举制改革，与前次不同的是，韩琦在这次变法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改革派，他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虽然能够将钱财收归国库，但百姓却会变穷，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民才是根本，所以最终韩琦上书与王安石针锋相对，反对青苗法。

除此之外，韩琦对于免役法和市易法也不禁赞同，他从百姓角度出发， 认为这些措施于民弊大于利。

但反对归反对，韩琦的一切意见都不是出于私利，在具体实行时，并为加以阻挠，而是帮助改革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外任一方，造福一地：只思民尽适，守鬓忘霜侵。

自庆历五年开始的十几年间，韩琦先后在扬州、郓州、成德军、定州、并州和相州做官。每到一地，他都尽心尽力，造福一方百姓。

在扬州执政时，他发现当地将用来救济百姓的义仓粮食无偿放进官仓，这对百姓生计不利，于是立即上书朝廷，启用常平仓，将义仓内的粮食拨进常平仓，用以备不时之需。

于郓州抓捕盗贼、于定州救治水灾饥荒，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宋仁宗感其政绩，给予嘉评"朕甚嘉之"。

到了至和二年，常年病中的韩琦请求回乡任职，按律例，官员只有在辞官后才能回乡，为了防止其以权谋私，惠及亲戚，更是为了防止其勾结地方势力形成割据。但最终皇帝却答应了韩琦这个请求，可见其威望。

"只思民尽适，守鬓忘霜侵。"这是韩琦自己所做的诗，只期盼着百姓都能安居乐业，自己两鬓斑白也全然不觉，这便是韩琦的心系百姓之心。

君王更替下的大智慧：一心为国，十年为相，历经三朝

嘉祐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中的高光时刻，为相十年。

但高峰即面临挑战，时宋仁宗三子早亡，皇嗣问题即家国之重，迟迟没有继承人对于国家来说，即意味着不稳定，在君主身体欠佳之时，立嗣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边是急于立皇嗣固国家根本的臣子，一面是刚痛失亲子、年迈老弱的皇帝，危急存亡之时，宋仁宗还幻想着后宫能再有子嗣，这就拖了五六年。

但韩琦为相，自然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他当机立断，趁着朝中局势平缓向宋仁宗进言，建议其尽快立嗣："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有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甚至联合朝臣欧阳修、曾公亮一起劝说，宋仁宗终于退步同意立堂兄之子赵宗实为嗣，立中宫太子。

后仁宗去世，英宗即位，病弱之下由曹太后垂帘听政，但两权并立，迟早会有矛盾，更何况英宗与韩太后并非亲生，后母与嗣子之间更难相处，再加上左右朝臣与拥趸为了权力不断进献谗言，致使两宫心离。

而韩琦看出其中不妥，不断在两宫之间周旋，委婉劝说，不断撮合，才使朝纲正、人心齐。

后来英宗身体见好，韩琦又向韩太后请奏还政于英宗，正是因为如此，即便改朝换代，宋英宗掌权之后还是十分倚重韩琦。

但韩琦并没有止步于此，凭着宋英宗的倚重安于现状，而是进一步的考虑了国家，时宋英宗体弱多病，韩琦又开始考虑起了立嗣问题，他先后向曹太后、宋英宗进言，将自身置之度外，即便两面得罪，也要为社稷着想。

治平四年，宋英宗病逝，宋神宗即位，此时的韩琦在朝中颇有威望，得三代皇帝重用，十年为相，但也树了不少政敌，正值改朝换代之时，便有人上奏弹劾其广结朋党、专横跋扈。宋神宗其实并不相信，但韩琦早就有退隐之心，借此辞官归乡，神宗挽留不住，便只能答应。

自此，一代名相告老还乡，

真正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

。

结语

韩琦在北宋政治史上的地位自不必多说。

他刚正不阿，以天下为己任，从庆历新政失败后下任扬州，到王安石变法中据理力争，他从来都是以百姓为己任，造福一方。

而从朝堂政治来看，他进谏宋仁宗立嗣，以求天下安生，在曹太后与宋英宗产生矛盾时，又能从中缓和、调护两宫；英宗身体渐好，他便劝说太后放权于天子，正当宋英宗器重于他，他却能居安思危，要英宗早早立嗣。果不其然，英宗病重，神宗即位，韩琦便告老还乡。这一步步便是韩琦能为相十载、辅佐三朝的立身处世之本。

从他的种种做法来看，韩琦从来都是以家国为先，而非谋一己私利，他虽不同意王安石变法，但仅仅是在讨论阶段陈述自己的观点，在实际推行中并没有横加阻拦，可见，韩琦乃真丈夫也。

从个人来看，韩琦也确是个刚正不阿的真君子，他正衣冠，注重外表，与王安石同朝为官时，曾因王安石不拘小节而颇有微词，认为其彻夜玩乐，不重外表，实际上王安石是彻夜读书导致来不及洗漱上朝。但即便如此，王安石对韩琦其人仍十分敬佩。在对夏战争中，范仲淹与韩琦也曾政见不合、当面争吵，但过后仍能精诚合作，不以私利而对公事。

由以上可见韩琦其人对家国百姓之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