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珍贵的纪年文物，见证洛阳桥近千年的历史：“月光菩萨”神像

据载，洛阳桥古有：一石、一坊、一阁，二镇风，三城，四介士，五井，六朝，七亭，八景，九塔，十三进万安桥院，二十八兽（宿），四十六墩，八十一菩萨，三百六十丈，五百栏杆……至明代，桥两翼曾增加两座镇风塔。如今，我们还能在洛阳桥上的宝箧印塔看到“月光菩萨”神像，这是一件弥足珍贵的纪年文物，见证了洛阳桥近千年的历史。

该塔为宝箧印经式石塔，高3.5米，双层须弥座，塔身四方形，塔刹为复钵基座、五级相轮、宝葫芦形刹顶，根据专家的考证，确定是宝箧印经式塔（缺失蕉叶山花）。宝箧印经式塔（又称阿育王塔）因其塔身形似藏经宝箧得名，因坚固不坏故云“印”。史载五代吴越王钱弘俶效仿阿育王建造了八万四千座宝箧印塔，内藏《宝箧印心经咒》，并将五百宝箧印塔颁至海外祈求海潮、水患平息。目前石构的大型宝箧印经式塔仅存于浙、闽、粤三省沿海，特别是闽南一带，建于宋元两朝。

塔的南北面刻有汉传佛语；西面雕月光菩萨头像，并刻有“月光菩萨，巳亥岁造”字样，据此，可知佛教僧人大量参与洛阳桥修建，这是除石碑之外，全桥唯一罕见纪年文物，准确无误地记载了古桥的竣工时间，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

宝箧印经式石塔通常有佛教典故浮雕，而洛阳桥侧的却仅雕刻有“月光菩萨”头像；从佛教造像方式分析，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作为药师佛的协侍，理应是左右并列，由此可见洛阳桥上“落单”的月光菩萨像应另有深意。

早在公元三世纪，中国人就逐渐将月亮视为潮汐的主要影响因素，从汉代王充《论衡》书虚篇中所述“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唐代窦叔蒙《海涛志》指出“潮汐作涛，必符于月”，至北宋燕肃《海潮论》指出“故潮依之于月也”，均可看出北宋时期沿海居民早已明了月球与潮汐的关联。

也许是基于对自然潮汐的敬畏，古泉州沿海地区极有可能将月光菩萨联系为“月神”，进而演化为“祈求海潮平息”的神化象征物，并雕刻于宝箧印经式塔身。石塔上的月光菩萨像面西，肩颈部隐约有海云纹装饰，又恰恰是月亮升起、海潮涌动的方向。这一切的“不谋而合”，或许可以推论出洛阳桥上的月光菩萨也许是被世俗化的我国古代另类月神，海神（潮汐）神祇崇拜的唯一遗存实证。

四方形塔身的西面雕月光菩萨头像，南北两面刻佛教偈语，东面为梵文，德宇处雕有花卉图案。仔细核对梵文书写体，确认其是以梵文悉昙体为主的唐代密教金刚界五方佛种子字（即中央毗卢遮那佛、东方阿閦佛、西方阿弥陀佛、南方宝生佛、北方不空成就佛），梵文种子字残留的外圆圈可做“月轮”解（每字以圆形围绕），从而构成法曼荼罗图样，有“消灾与护佑”之意。而有趣的是“不空成就佛”的梵文种子字却是梵文城体（字体上的变异也许就是造成石塔梵文难以识别的主要原因），但这恰好吻合梵文字体流传至中国，并于唐末宋初渐变成一种介于悉昙体与城体间书写体的演化史。由此可见石塔上的梵文图样具有典型的唐密风格，不仅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北宋时期法曼荼罗石刻，亦是难得一见的古代梵文字体演变史“活化石”。

塔的北面有石刻：涅槃经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已灭为乐，常住三宝。石刻描述的是何开元寺东塔须弥座上的佛本生故事——《童子求偈》。

如果我们把石塔与泉州开元寺遗存至今的唐密五方佛像关联思考（《泉州开元寺志》所记:“玄宗改额开元，仍赐佛像。后毁。897年，检校工部尚书王审邽重建，塑四佛像，中尊是先有御赐像。”），是否可以推论出唐代密教在古泉州地区一带流传至北宋时期，由此唐代密教在闽流行时间将从原来判定的到晚唐为止，又向后推延了约200年。极有可能，泉州是唐代密教在汉地的最后消逝地，“泉南佛国”此言不虚！

一件珍贵的纪年文物，见证洛阳桥近千年的历史：“月光菩萨”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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