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蓬莱阁传说 | 蓬莱阁旁! | 神话故事!首页
  2. 道家文化

中国传统的“夷夏观”:佛教和本土主导思想的冲突和艰难求生(中国传统运动)

在我们历史上,佛教是从西汉传入到中国的,历经了艰难曲折的过程,终于成为了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佛教的传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拥有灿烂而深厚的传统文化,而佛教是在和中国地域文化完全不同的背景下产生的意识形态,这种关系如果处理得好,那么就会得到双方共赢的结果,而一旦处理不好,佛教则可能会面临着巨大的灾难。

中国传统的“夷夏观”:佛教和本土主导思想的冲突和艰难求生

一,中国传统“夷夏观”的及其内涵

夷夏观念萌发于夏朝时期,然而,在西周文化崛起之前,华夷界限并不像后来那样泾渭分明,在夏朝时期,夷夏本为一家,夏人兴起于山东。

先夏时期,山东半岛有诸多的方国部族,这些方国皆称为“人”,即“夷”,夏人即其中之一。而这些方国逐步联合成酋邦制国家,首领方国的领袖即夏王。

到了商朝建立之后,将它所属的方国部族和敌对势力一律称为“方”,而在东方的夏朝移民不服商制,还称自己为“夷”,所以商朝便一致将这些部落称为“夷方”,有贬低和敌对之意。

而周武王伐东夷之际,“夷夏”之争才正式开始,双方陷入到了互相讨伐的境地,直到了567年,最后一个方夷东国莱被齐人所灭,将近五百年的“夷夏之争”最终以诸夏的胜利而告终。

中国传统的“夷夏观”:佛教和本土主导思想的冲突和艰难求生

春秋时期是传统的“夷夏之辨”成熟的时期,孔子曾经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夷夏之辨不仅指的是“诸夏”与“夷狄”的地区性差异,还有礼仪与非礼仪,道德与非道德,文明和野蛮的差距。

孔子虽然以是否尊重周礼作为评论夷夏的标准,但是他并不否认夷礼,也不抱有用周礼取代夷礼的强烈愿望,“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在华夏意识尚处于萌芽的阶段,周礼并不见得要比夷礼多出多少优势。

而随着华夏同一格局的形成,夷夏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日益突出,华夏民族在和周边民族的交往战争中,也看到了自身的优势,《左传·定公十年》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谓之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华夏一也。”

等到西汉礼制重建之后,以伦理道德为主要特色的理学备受推崇。是否尊重中华汉朝的礼仪文化典章也成为了区分夏夷文明的主要依据,是否尊重周礼也成为了区分夏夷行为的主要标准,自此,夏夷之间的文明差距逐渐扩大。

中国传统的“夷夏观”:佛教和本土主导思想的冲突和艰难求生

二,汉代佛教对于儒教的依附和两者的斗争

佛教最初传入到中国是在西汉时期,但是佛教的发展主要是在东汉明帝时期,皇帝潜使到了天竺求佛问法,天竺僧人竺法兰,伽叶摩腾进京,明帝为其修建白马寺开始的。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入到中国,必然要经历一番抵制和波折,刚开始,受到了本土文化的地址,据《高僧传》记载,“迦叶摩腾不惧疲苦,冒涉流沙。”在洛阳的时候,明帝虽然以礼相待,然而,士人学者多有讥讽之意,受到了种种阻挠。

为了能够在中国立足,佛教依附于当时流传较广的神仙道术,借此为其造势,而“黄老之学”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政治上失利,只能与“神仙方术”和“阴阳五行”相结合,转而形成了研究长生养性的养身之术。

中国传统的“夷夏观”:佛教和本土主导思想的冲突和艰难求生

但是因为社会大众对于外来文化的抵制和守旧,佛教虽然和黄老之学结合,但是也没有得到大众的结束,在明帝求法之后,佛教便无所闻见,只能作为方术之一。

汉魏时期,佛道两家相争尚且能够和睦相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士人仍然保有着“夷夏之辨”,认为佛教是“夷狄之教”,尚且不能完全接受,佛教势力甚微,不能和传统的文化相抗衡。

另外一方面,这个时期道教刚刚产生,需要从佛教中汲取营养,充实自身。比如被道教尊为太上老君的老子,生而能行,步步莲花,行走九步,便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说:“天下天下,唯我独尊。”这都来源于佛教中的理念和说法,而道教中的“承负说”也来源于佛教的“因果报应”。

到了西晋中期,佛教的势力渐盛,《弘明集后序》中记载 “汉魏法微,晋代始盛”,佛教开始和道教相抗衡,佛教徒对于道教徒的“老子化胡说”已经不能再容忍,而是在与之争辩。

备注:《老子化胡经》是道教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主要记载老子出关教化外国人,创立外国宗教(包括佛教、摩尼教等),历时千余年。

中国传统的“夷夏观”:佛教和本土主导思想的冲突和艰难求生

两者的争论愈演愈烈,甚至不顾事实,伪造历史,将自己的祖先生年越提越早,越来越神话,形成了两者对峙的激烈局面。

佛家与政治统治的冲突

北魏武帝灭佛

说到武帝的灭佛,主要是因为佛教的过度开发对北魏政权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以及太武帝和崔浩进行政治改革的需要,所以将佛教当做牺牲品来回归儒家的正统,而佛教在发展中所暴露出的弊端来加速了北魏时期被废灭的命运。

在公元446年,武帝帅军讨伐叛军失利之后,从平城来到了长安,并且反攻大破盖吴于杏城,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武帝没有返回平城,而是暂时留到了长安。

长安历来都是政治、文化的中心,这里文化繁盛,佛教昌盛,聚集了大量的僧人和寺庙。武帝闲暇时分,在寺中观马,发现部分僧侣正在饮酒作乐,纵情歌舞,随即命令检查寺庙,发现大量的弓箭矛盾藏匿其中,于是大怒,封其庙产,尽皆诛杀。

僧人自身的不检点也成为了武帝灭佛的直接导火线,太武帝遂下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

武帝此举拉开了自佛教传入到中国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灭佛序幕。等到诏书下达之后,北魏境内开始了全面的灭佛行动。

中国传统的“夷夏观”:佛教和本土主导思想的冲突和艰难求生

北周武帝灭佛

北周武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北周和北齐境内发动的灭佛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的废佛行动之一,而作为一代英主的周武帝主废佛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首先,北周武帝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深知,想要统一天下,就必须使用儒家的正统和治世思想。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鲜卑文化已经逐渐被汉化,本周武帝虽然不承认自己的五胡,但是说到根源上还是属于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为了摆脱自己非中原正统的尴尬身份,划清夷夏界限,证明自己是“夏”,而不是“夷”,又想要实现大一统的志向,所以只能废除佛法,尊崇儒术。

中国传统的“夷夏观”:佛教和本土主导思想的冲突和艰难求生

其次,佛家的过度发展也侵占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北魏太武帝虽然采取了大规模的灭佛行为,让北魏境内的佛教近乎灭绝,然而,在太武帝之后,诸帝都信任甚至迷恋佛教,所以佛教又开始盛行,据史书《魏书,释老志》记载,在北魏末年,仅东京洛阳寺庙就有五百多座。

他们不向政府纳税服役,还要占用大量的土地,人力,僧尼以及社会资源,对于国小民寡的北周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同时,寺庙经济的发展还严重损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

周武帝雄才大略,致力于天下一统的思想,他不能允许这样庞大的僧尼队伍成为前进的绊脚石,如果将这些资源用于战争和其他劳动中,战斗力必然会得到补充和增强。

中国传统的“夷夏观”:佛教和本土主导思想的冲突和艰难求生

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种意识形态的命运是由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其自身的力量是微小的。北朝利用政权力量行废佛之举,也加速了儒,佛,道三教融合的力度和速度,为中国的佛教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左传·定公十年》

2,《魏书,释老志》

3,《弘明集后序》

4,《高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