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氏/公元前后亚欧文明的桥梁及佛教文化的融合传播

支姓之先祖月氏族（国）

是传播亚欧文明的桥梁纽带

亦是丝绸之路上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更是佛教文化进入中国的最大贡献者

本文作者支登成在原作者支华彬宗亲撰文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以更简单明了的叙事方式综合述说我们支氏的前世今生及对世界的贡献。期望能让普通人也能一目了然看懂支姓渊源。

与匈奴东胡并存时期

支姓源于西域36国之月氏国（通俗的说），所以本文先从月氏族或国开始铺开记述：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对月支人“大月氏王朝、月氏之佛教”有着浓厚的兴趣，经过长达百多年之久的研究史料，多角度、多视角，特别是大月氏对汉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从政治经济技术、古希腊、罗马和波斯文化、犍陀罗艺术和佛教传入中国作出的巨大贡献，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

中西文化交流自汉代开始兴盛。而在这一过程中，大月氏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众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兼容并包的宗教文化政策，通过积极的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活动，沟通了中外交通，传播了中国文化，对汉代中外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大月氏的特殊地理位置的演变形成

据《史记》、《汉书》载，月氏故地在河西走廊‬之‬“敦煌祁连山间”，当时，在我国北方草原分布着许多游牧民族，其势力格局是东胡强而月氏盛”，月氏势力比较强大，鸟孙、康居、匈奴等都曾经受其奴役。直到匈奴头曼单于时，还以太子冒顿送给月氏做人质。冒顿单于自立后，于公元前177年至前174年时遣右贤王领兵，“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之后，老上单于（公元前174年至前161年在位）再攻之，杀其王，迫其背井离乡，远徙他地，然而，此时的月氏并没有从河西走廊全部迁走，《后汉书.西羌传》说：“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众分散，西逾葱岭，其赢弱者南人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为婚姻。”《史记.大宛列传》也记载；“其余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远徙的月氏人西迁入伊犁河流域，但并没有因此而过上安稳的生活，不久就受到宿敌乌孙的袭击。“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怒，遂西攻破大月氏”，迫使大月氏再次辗转西徙，“复西走，徙大夏地”最终征服大夏，“遂都妫水北”，占有了整个阿姆河、锡尔河流域。（支登成备注：简单理解就是被匈奴打败后一部分和现在的青海一带的羌族混居叫小月氏，融入中原也就是现在国内支姓大部分来源于此。而大月氏则最后‬去了现在的阿富汗和伊朗一带。）

侵占大夏地的大月氏不久便分裂为“五部翕候”：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高附，其中以贵霜部最强。经过一百多年的南征北战，到公元1世纪上半叶贵霜翕候丘就却征服其它四部翕候，自立为王，在大夏王国的废虚上建立了统一的贵霜帝国，并开始大规模对外扩张，西侵安息，占领喀布尔平原；南侵印度，兼并濮达、罽宾。到阎膏珍统治时期，贵霜帝国攻占了整个印度西北地区，并控制了恒河流域。《后汉书》说：“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到公元78年至120年的迦腻色迦王统治时期贵霜帝国达到极盛。其领土范围最大时东至葱岭，西抵伊朗高原，北达咸海、里海之滨，南部整个恒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直到中印度的文迪亚山，中部包括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成为拥有广大中亚领土的大帝国。其都城也由中亚的巴克特里亚迁到印度的福楼沙，成为当时与中国汉朝、安息、罗马并驾齐区的大帝国之一。

支姓先祖迁徙图

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地处中亚腹心位置，成为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它的建立对中亚及四邻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史的影响极为深远，它不仅与中国、西域各国以及波斯、罗马有着政治上的外交往来，而且还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起了重大作用。

二、月氏在汉朝时

对亚欧交流融合中起的重大作用

大月氏在西迁前文化发展相对落后，“随畜移徙，与匈奴通俗”。但是居住在阿姆河流域和锡尔河流域的巴克特里亚人即大夏人具有较高的文化。巴克特里亚土地肥沃，位居东西交通要道，先后被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所征服，从而接受了文明程度发展较高的波斯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影响。大月氏虽然以武力征服了大夏，但由于其较低的文化水平，无力改变巴克特里亚固有的文化传统，逐渐被大夏文化所同化，成为一个包含了伊朗和希腊古典文明因子，并汇集了印度、中国文化特质的一个过渡性社会。在贵霜帝国时期，尤其是贵霜帝国迦腻色迦统治时代，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包、保护鼓励的方针，与中国、罗马、安息等帝国进行频繁的贸易，并且利用帝国在东西方交通中的枢纽地位，发挥了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站的作用，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三、打通了中国与亚州及欧州通道

大月氏与各民族政治经济上的往来

1、促使张骞出使西域的动因之一：中国与西域之间正式交通关系自汉武帝始，其目的是为对抗匈奴。而最初动机则是与大月氏联盟。公元前138年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希望能与月氏结成攻守同盟共同对付匈奴。《汉书.张骞传》载张骞达到大宛，“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可知张骞出使的最终目的地为大月氏。这一战斗谋略主要来自匈奴降人的启发，然而却因为大月氏已经西迁，“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最终陷于流产。张骞不得要领，于公元前122年回国。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然没有达到目标，但是中国从此开始了西域的交通。在这一过程中，大月氏是汉朝为了牵制匈奴而理想联络的第一个外族，间接地促使了汉朝与西域乃至 中亚地区的第一次直接联系和沟通，为后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源源不绝开通了道路。

2、中外经济技术交流之枢纽：大月氏所处之地乃横贯中亚的中心，扼“丝绸之路”之咽喉，其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中国与西方交往和贸易的一大对象的一大中介，它不仅与中国和其它欧亚各国有着政治上的外交往来，而且还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当时有大批的各民族商人来往于这条丝绸之路，贩运东西方的货物，络绎不绝，给大月氏王国带来了繁荣。在与欧亚各国进行通商贸易的过程中，大月氏成为中国的丝绸、 漆器、铁器，印度的珠宝、香料，埃及和西亚的玻璃制品，罗马的麻织品等贸易物资的中转站。张骞到大夏时就见到市场上出售从各地运来的货物。据史记载，除了中国的丝绸以外，有印度出产的“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这里的“大秦珍物”主要指金银奇货、夜光壁、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金缕罽、杂色绫、黄金涂、火浣布、细布等等，还有阿拉伯半岛的产品，如狮子、犀牛、孔雀、大雀（鸵鸟）等，甚至有中国的筇竹杖、蜀布。特别是大月氏国贵霜王朝时，由于政治上的统一，国势强盛，因而商业贸易非常繁荣兴盛。正如丹尼与哈恩指出：“贵霜时期，城市中心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加。在白沙瓦的主谷地，这类城市分布在喀布尔河以北，沿着来自塔克西拉的古通道，越过印度河而抵洪德或萨拉土雷，再至斯瓦特河与喀布尔河交汇处的布色羯逻伐底（今查尔沙达）。通道在此向不同方向岔开。假若我们计算一下今天在这些通道沿线的古城遗址，那么就会发现，即使现代巴基斯坦的城市化也尚未达到白沙瓦地区的程度。贵霜时期这一城市化的基础，即是工业的发展和转口贸易。为了适应商业贸易的需要，大月氏发行了大量钱币。《史记》记载其“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而焉”近代考古发掘到了当时各王的不少钱币，然而，从月氏故地出土的货币并不用巴克特里亚文，而用希腊文字，可以见之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国内通行，而且在于与东西各国进行往来贸易。（支登成备注：虽然冗长，但笔者舍不得删去细节，谅）

河西走廊

经济上的贸易往来，促使了制造技术的相互交流，我国的玻璃及其制造法即来自于此。《魏书.大月氏》记载：“世祖时，其国人商贩至京师，自至云能石为无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从埃及传入中国的证明。在这一技术的传入过程中。大月氏人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大月氏的西迁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他们举国迁徙，用自己的双脚在辽阔的中亚大地上，最早踏出了由中原通往中亚的道路，成为中西交通或者说亚欧之间的最早开拓者。

四、月氏国加强了中欧在文化上的交流

1、月氏‬族‬是‬中国输入希腊和波斯等文化载体：中国史书中之大夏即巴克特里亚之地，土地丰饶，很早就已经被开发。初为波斯王国领地自亚力山大东征逐渐驱逐了波斯人的势力，从此阿姆河流域则沐浴在希腊文化当中，成为东方希腊文化的一个中心。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大力宣扬佛教，佛教传入此地。大月氏公元前2 世纪征服大夏，公元1世纪建立贵霜王朝，并南征印度迁都于福楼沙，犍陀罗成为贵霜王朝的中心地区。大月氏征服大夏以后，逐渐脱离游牧习俗习惯于城郭生活，迅速吸收当地的古波斯，希腊和印度文化，并和当地的塞迦文化因素相结合，使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佛教主题下的犍陀罗。

犍陀罗艺术主要是希腊艺术和佛教主题的一种结合，此外还向包含了罗马艺术，波斯和塞人的艺术遗产，其主风格首先集中表现在佛像雕塑上，其主要特点佛陀雕塑面相与希腊神像酷似，服饰则是罗马式的通肩大衣，具体希腊式的皱纹，而发鬓呈波浪形，体现出萨珊波斯的文化风格，犍陀罗的风格不仅体现在佛像雕塑上，还体现在佛教建筑方面。在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北地区一点）发掘的许多建筑和雕刻，都体现出这种混合风格。

大量考古资料表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混合着希腊、罗马、波斯、塞人等多种文化因素的犍陀罗艺术逐渐向东进入我国新疆和内地，如在塔里木盆地南部发现的举世闻名的米兰壁画是典型的希腊罗马式绘画。壁画中虽然佛教故事题材居多，但是印度色彩比较淡薄。画中的神像和人物具有闪族风貌，再现了波斯文化的格调，其中有一个带翼天使则完全是基督教艺术。另外喀什三仙洞赫孜尔哈、拜城克孜尔、库车库木吐拉、森木撒姆、焉耆西克辛、 玛札伯赫、吐峪伯孜克里克、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等都表现出明显的犍陀罗风格。以此为载体，希腊和波斯等西方文化也随之传入中国，被我国广泛采用和吸收，影响到我国的建筑、雕刻的绘画。如犍陀罗式的佛塔传入我国后被我国吸收改进，和中国固有的楼阁形式结合起来，形成常见的多层宝塔结构。在发现的吐鲁番壁画中除了仍带有浓厚的犍陀罗风格外，中国的唐式画法也开始渗入到希腊、罗马、印度的波斯式的画风格，“开始出现了一种即有罗马式的优美、印度式的柔和，中国式绚丽的新画风”。这种新画风的出现成为以后中国美术西传的信号。

希腊、罗马和波斯文化随着犍陀罗艺术传入中国，与中国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创造，促进了西方和中国文化的向前发展的进步，在这一过程中大月氏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2、月氏‬是‬中国文明传入南亚、中亚的欧洲之中介： 在接受外来文化因子影响的同时，中国也不断施展自已的文化影响，将自己的文明传播到西方。在这一过程中，大月氏成为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中介。正如德拉颇所说的那样，如果说欧洲的思想是巴克特里亚而传到远东，那么，亚洲的观念也是通过这里和经过同样的渠道传到欧洲的。

贵霜帝国

大月氏作为我国北方草原上的古老游牧民族，虽然在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与中原地区有过直接的文化交往，但无疑也受到中原文化的潜在影响。如果1978年在阿富汗西伯尔罕，前苏联的阿富汗学术考察团在“黄金之丘”发掘出大月氏王族墓葬，六号墓主人口中含有金币，胸前放有中国铜镜，这可能与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入殓含贝的习俗有关，说明大月氏已经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黄金之丘”遗物以中国龙的形象占显著地位，还发现了有翼天使、大雁纹、对兽纹等纹样，这体现大月氏所处之地已经成为沟通中国、波斯、印度和希腊的文化中介。在辗转西徙的过程中，在接受中亚文化、希腊文化的同时，大月氏不断把中国文化的因子传播给其他民族，通过民族迁徙的浪潮把中国文化的影响带到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地区。

3、大月氏是‬佛教传入中国之中间‬媒介：中国之有佛教，与大月氏有着很深的渊源，可称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媒介。梁启超认为：“中国月氏之交通，即中国印度之交通也。考中国佛教最古之史迹三，而皆与月氏有关系。其一，中国佛教最初知有佛教乃来自于大月氏。汉武帝时，”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教；其二，初来中国传播佛教之使臣来自于大月氏。《魏书》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其三，中国成最早求法者所到之地乃为大月氏。明帝夜梦金人，太史毅附会为西方之佛，帝乃遣蔡愔、秦景等十余人往求，至月氏，得沙门若干人及佛像经卷，载以白马，共还洛阳，还洛阳之后以白马载佛像经卷建白马寺。笔者支登成备注：现在看很多佛经作者什么竺法护等皆为月氏族人，不一定为支姓，毫不夸张的说汉朝前后几百年，佛教传播主体就是月氏国，没有之一。

佛教传入中国的演变过程

佛教是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半岛创立的一种宗教，最初仅流行于中印度恒河上游地区。

两三百年后，大约是在公元前321年，有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孔雀(一说出身首陀罗，一说出身刹帝利)的人统率印度西北部人民赶走了入侵的马其顿人，推翻难陀王朝而建立了孔雀王朝。孔雀王的版图从印度半岛西海岸直到东海岸，横跨北印度整个平原。后来孔雀王同婆罗门僧侣逐渐增长的权力发生了冲突。他从正在传播的佛教教义里看出了反对僧权和种姓发展的同盟军。于是他支持、资助了佛教这个宗教团体，并且鼓励宣传它的教义。到了他的孙子阿育王时代(公元前273一前232年)，则将印度半岛除南端以外，北起喜玛拉雅山，南到迈索尔，东抵阿萨姆西界，西达兴都库什山的广大地区，都并入孔雀王朝的地域，形成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幅员广大的统一帝国。孔雀王朝阿育王时竭力弘布佛教，佛教开始逐渐向外传播，“其广被之区域，远及于印度境外之波斯及巴克特里亚犹不止也，更进而包括希腊、埃及，皆有王所遣派之使臣”。公元91年，大月氏臣服巴克特里亚（即大夏），在公元前后渡过乌浒河进入巴克特里亚之地，并浴佛陀之法水，佛教开始渐渐兴隆，成为大雪山以北各地佛教中心，具有“小王舍城”之称。

　　阿育王在征服羯陵伽(约前261年)后，即信奉佛教，宣布佛教为国教，在全国建起84000座寺塔。他还在境内很多地方或开凿岩壁，或树立石柱，上面刊刻诏令，宣称征服不应假手于战争，而应当依靠佛法。约在公元前253年，阿育王召集佛教僧侣，在华氏城举行佛教史上第三次"结集"，编纂整理经、律、论三藏经典，解决各派之间的争论。这时印度同许多邻国如缅甸、锡兰等以至叙利亚、埃及都有联系，阿育王不断派僧侣到邻近国家宣扬佛教，将佛教传播到四面八方。

西迁之大月氏

大月氏人先前从印度人那里接受了佛教，到了迦腻色迦时期，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将印度作为统治中心及佛教的中心，佛教鼎盛达到极点。传说迦腻色迦曾在公元2世纪初期在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地区）召开佛教第四次"结集"，集中了当时许多高僧，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大家知道，早期佛教着重伦理教诲，不拜偶像，认为宇宙中没有什么最高主宰，释迦牟尼也只是教主而不是神;主张众生自救，佛只指出途径;修行能人涅磐，但不能人人成佛。在哲学上大体主张"我空法有"，认为所有的物质与精神现象，都是若干种微粒在一定条件，以不同形式合成的，它们刹那（所谓一弹指所需时的1/16）间生灭，所以任何追求都是虚幻的，人生在世不必有什么留恋的;否定主观的存在而倾向于客观唯心论。公元1世纪前后（约相当于大月氏在中亚开始建立贵霜帝国之际）从中分化出一个派别来，这个派别因受婆罗门教影响而宣扬神异，崇拜偶像，开始砷化释迦牟尼，称为"如来佛"，把他看成是大慈大悲、法力无边的众神之主;同时又言佛有许多化身，说三世十万有无数佛，造出各种菩萨来;并积极宣传只要虚诚信仰，则众生皆能成佛。其哲学思想也有发展，出现"法我皆空"的学说，唯心论哲学体系亦更趋完整严密，认为不但山水鸟兽等事物实际是不存在的，就连所谓微粒也从不存在。现实世界的一切物质与精神现象都是假象，都是空的，唯有涅磐境界是真实的。这个派别以后又分成中观派（空宗）和瑜珈行派（有宗）两大学派。佛教的这种新起教派自称Mahayana,梵文读音为"摩诃衍那","摩诃"意为"大"，“衍那”意为"乘载"（如车、船）或"道路"，所以汉语呼之为"大乘"。大乘佛教贬抑原教派为"小乘";但后者却并不接受这个称号，而自称上座部佛教。

应该说，大乘佛教的理想更有诱惑力。小乘佛教只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迸入不再轮回的涅磐;小乘信徒所理想的最高果位是阿罗汉。而大乘佛教主张救渡一切众生，宣扬大慈大悲，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将建立佛国净土作为最高目标。很显然，大乘佛教的普渡众生比小乘佛教的追求个人自我解脱更有高尚的利他主义色彩，其西万极乐世界也比不再轮回更具有诱惑性。

佛教在北印度的兴盛拉开了佛教东传之帷幕。为了弘扬佛教，北印度的一些佛教僧侣开始流布到更远的地方，积极从事传教大业。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布教之僧侣，有安息、康居、天竺等国之佛僧，其中以大月氏僧人来中国最早而且最多。“哀帝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乃中国正史上第一次佛经传入中国之记载。目前，在我国新疆塔木盆地北边的库车也发现了大量的用吐火罗语即大月氏民族语言所写的佛经佛典。特别是经过了迦腻色迦王统治以后佛教达到极盛，许多著名的佛教僧侣从大月氏来到中国内地传播佛教和翻译佛经。

汉朝到魏晋时期

几代月支人佛学家、佛经翻译家

在汉桓帝建和三年（公元147年），月氏佛僧支谶又名支娄迦谶来到洛阳布道传教，支娄迦谶又是后汉西域月氏族人，又同为我国翻译佛经事业的先驱者、创始者。

就译籍种类而言，支谶所译是大乘经，他译经的年代是在汉灵帝光和、中平年间(178—189)传译梵文，他通晓汉语，学问广博，思致幽微，操行淳深， 性度开敏，亶持戒法，讽诵群经，志存宣法，以精勤著称，比安世高稍迟（笔者注：安世高是否月氏人？），时间与安世高仅是前脚后脚之差，俩人基本上是同时的，安世高译籍小乘佛教，支谶译籍的种类恰恰和当时安世高所译的相反，译籍基本全上属大乘，可说是大乘典籍在汉土翻译的开端。内容在洛阳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

后有沙门支曜，于汉灵帝、献帝年间来洛阳，曜《译成具定意》、《小本起》等。虽然在《高僧传》中没有注明支曜的国籍，但那时从大月氏国来到中国传布佛教者，一般都贯以支姓，因为月氏一名又可写作月支，入中原作为姓氏时就以支姓代替，所以一看其姓，就可知道其国籍所属。汉朝时期月氏僧东来传播佛教的热潮一直波及到魏晋时期，继支曜以后又有支亮、支谦等在公元3世纪中叶来到中国从事翻译佛教经典工作。

支谦三国时佛经翻译家，又名支越，字恭明，本月氏人，其祖父法度于汉灵帝时率国人数百移居中国，支谦随之俱来。受业于支谶门人支亮，深通梵典，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谓。他从小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精通汉文，后又兼学梵书，受业于同族学者支亮，通达大乘佛教理论。他对从前那些过分朴质以致隐晦义理的译本很不满意。

大小月氏

汉献帝末年，洛阳一带发生兵乱，他随族人避乱南渡到东吴，迁居吴地。因聪明超众，时人称为“智囊”。吴主孙权拜其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从吴孙权黄武二年到孙亮建兴二年（公元223-253年），约三十年间，搜集了各种原本和译本，未译的补译，已译的订正。特别是对支谶的重要译本如《道行》、《首楞严》等，意加以重译。在这期间译出佛经《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为安世高、支谶以后译经大师。同时他又帮助从印度来华的维祇难和竺将炎翻译。传说他到东吴后曾得到吴主孙权的信任，叫他辅导太子孙登：后来太子死了，他就去穹隆山过隐居生活，年六十岁卒于山中。他虽不是僧人，但对佛教的贡献却十分伟大。

支遁（314-366），字道林，世称支公，也称林公，别称支硎。本姓关（笔者注：看下历史背景就可以知道，支遁就是月氏人，支氏五胡乱华，借个汉姓蒙混而已，看另记载他举支姓一族避乱江南就是例证），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人，或说河东林虑（今河南林县）人。东晋高僧、佛学家、文学家。约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他出生在一个佛教徒的家庭里。幼年时期即流寓江南。在京城建康时，他同一些名士如王蒙、殷融等有来往，并备受赏识。在馀杭山隐居时，他研究《道行般若》等经典。二十五岁出家。其後他回到吴地建立了支山寺。

魏晋时代老庄的玄学极盛行，佛教僧侣有的也加入了清谈的行列，佛经也成了名士们的清谈之资，而支遁几乎是这种风气的代表人物。因而支遁一生交往的名士很多，名士也喜欢和他来往，并且非常推崇他。在以记载清谈家言行为主的《世说新语》中，关于支遁的记载就有四十多条。支遁是一位典型的具有清谈家条件杂揉老释的僧人，他对於清谈家最为宗奉的典籍《庄子》更有独到的见释。对于《庄子》的《逍遥游》篇尤能独抒己见，曾为当时名士王羲之等所欣赏。

晚些时候，支遁又移居石城山，修建栖光寺。闲居山寺，游心禅院丝林；食野果，饮溪水，浪志无生。在这期间，他注释了《安般经》、《四禅经》等经文，并著《即色游玄论》、《圣不辩知论》、《道行旨归》、《学道戒》等著作。支遁在佛学方面的功力，可与古印度佛教理论家、佛教诗人马鸣(公元一～二世纪在世)和古印度佛教哲学家龙树(公元二～三世纪在世)相媲美。太和元年（366年）去世，年五十三岁。

每年农历四月初四恭逢晋代支遁法师圆寂纪念日。

更有公元373年，优婆塞支施仑从月氏国来到凉州传译佛典，大约10年以后又有昙摩难提由大月氏来长安传译经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也属大月氏，梁释慧皎撰《高僧传》云：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原来以支为姓，八岁依竺高座出家，以后从师姓竺。他博学强记，刻苦践行，深感当时（曹魏末）佛教徒只重视寺庙图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经典的传译，因此决心宏法，随师西游。他通晓西域各国三十六种语言文字，搜集到大量经典原本，回到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译出了一百五十九余部经论、三百零九卷。武帝末年，他曾一度隐居山中，随后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声名远扬，各地僧俗从学的达千余人。他又去各地宏化，并随处译经。晚年，行踪不详。据说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去世。法护因原居敦煌，化洽各处，时人又称他为敦煌菩萨。

支敏度，东晋成帝豫章山沙门。为般若学派六家七宗之一心无宗之创始者。永嘉之乱，南渡避兵。成帝时，与康僧渊、康法畅共游江南，世有聪哲之誉支愍度学说考。其人总校古今群经，对支谶、支亮、支谦支遁、竺法护等所译经典进行合本。敏度又撰别录一部。《出三藏记集》七有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卷八有敏度法师《合维摩诘经序》。（僧佑《出三藏记集》二云：合《维摩诘经》五卷。（合支谦、竺法护、竺叔兰所出《维摩诘》三本，合为一部。）合《首楞严经》八卷。（合支谶、支谦、竺法护、竺叔兰所出《首楞严》四本，合为一部 ，或为五卷。）。据以上所徵引，凡支愍度之事迹及着述，今日所可考见者，大概止此 。且皆世人所习知也，又撰别录一部。兹就（一）何谓心无义?（二）心无义与“格义”之关系，（三）心无义之 传授，（四）“格义”与“合本”之异同等问题，分为数章，依次讨论之。

以上支氏族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佛学家、佛经翻译家，为佛学文化传播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佛教文化一进入中国他们借用道教思想概念来传播，把握诸法真知，与老庄的某些思想是相通的，魏晋时代老庄的玄学极盛行，以《庄子》的玄学、清谈家《逍遥游》篇等思想注入，使得佛教一进入中国就住入了中国文化元素，体现了中国文化经典与智慧，从而使佛教与儒家、道家形成了中国灿烂文化的主体。

西域胡人（含月氏）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在争鸣的时候，那么多的学派，它们因为争鸣，所以呈现出来的都是积极的一面，但到了汉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学派失去了竞争对手，因为失去了竞争对手，儒家自身的魔性――儒家学派内部的消极因素、负面的内容――就迅速地表现了出来，没有竞争对手就没有活力，它就必须得寻一个对手来，这时候佛教传入中国，之所以当时佛教传入中国，其内涵应该是因为儒家魔性显现。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学马上就出现了两种趋势，一种是研习儒家经学以沉冗繁琐为时尚，另一种是董仲舒开的头儿，他以人天感应观念比附《春秋》，使得经学家们争相把儒家经典《礼》、《诗》、《易》等都披上神学外衣，这就是儒家魔性。汉武帝之后汉朝就开始走下坡路，愈演愈烈，虽然来了一下光武中兴，但从总体上来说，国运不好，这种状况越来越不可收拾，竟然一直弄到皇帝有名无实的地步，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人们强烈的震动和深刻的反省。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府……盖禄利之路也”（《汉书》卷八十八中），也就是说，儒家已经发现是因为自己缺少竟争对手，丧失了活力，魔性已经显现。儒家在物色对手时，对于中国固有的其他学派心存戒蒂，因之挑选了印度的佛教（儒家以为，在自己的地盘上佛教是不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佛教最先是在上层文化圈中传播，“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国使伊存口授浮屠经”（《魏书·释老志》）。儒家没有想到，它们挑选了佛教，却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坟墓。佛教迅速地传播开了。 汉朝后期社会的动荡使人们感到了切肤的苦。汉朝乱后没有稳定多久，西晋五十二年（西晋是265年至317年），只这么短暂的统一、稳定了一下，马上又是南北朝时代，皇帝走马灯的换，社会更加不稳定，人们流离失所、痛苦异常，在这种背景下，佛教兴盛了起来（佛教最基本的教义就是苦、集、灭、道，尤其是苦在当时确确实实人们尝到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南朝四百八十寺”等，这就是佛教当时的状况。这时候可以说，佛教把儒家已经挤得靠边儿了，别说魔性显现了，积极因素也让他出不来。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它的重要性也是随着其使命的完成而下降――他的使命就是消解儒家意识形态里的魔性。在刚传入中国时，佛教的正面、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因为它要消解儒家的魔性（在同时还有魏晋玄学等来消解儒家魔性，但因魏晋玄学理论有其先天的不足，所以没能象佛教一样红火）。可是，在儒家凄苦之后，佛教没有能够把握住度，它要鹊巢鸠占，占据儒家的地位，想一霸天下，想成为官方正统哲学。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与梁武帝萧衍的佞佛。两相比较，梁武帝更甚，他连“国歌”也要用佛教音乐。我们可以把竟陵王萧子良与梁武帝萧衍的佞佛认为是佛教向官方意识形态冲击的尝试，向正统哲学挑战的标志。这里毕竟是中国，中国人怎么可能让你印度哲学来做为中国的官方哲学呢？何况佛教在印度也不是主流哲学――印度的主流哲学是婆罗门――怎么可能让佛教来中国称王称霸呢？这就出现了446年和574年的灭法事件。法难当然有其直接原因，可在佛教史书上说的什么因为道士寇谦之、张宾，其实这只是表面原因，其深层内涵应该是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狙击。当然，北方的法难是少数民族发动的，不过当时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它们对汉文化有一种敬畏，它要讨好汉文化－－虽然汉文化此时已经不再显赫，但与佛教比起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这两次狙击呢，因为当时汉文化在儒家没落后还没有过硬的东西，所以很不彻底。 在南北朝的混乱之后，中国迎来了隋、唐的统一。社会稳定了，汉文化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建工作。这时实际上是三家争锋，在这三家之中佛教文化理论最强大，又因为南北朝时代佛教的基本原则已然被公众接纳并熔入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现实中，所以三家之中，佛教的生命力最旺盛。道教因有李姓皇帝的政权支持，所以表现得很不可一世（当然，中间也出了武曌这么一个例外，但她的当政与整个唐朝比起来时间还是短了）。儒家呢，因为曾经有过汉朝时的魔性显现，所以人们还记着它的坏，它也就翻不了身。在南北朝时，外来的佛教曾表现出要占据官方意识形态的态势，所以中国文化就尽力地排斥它，这种态势，终于使佛教明白了：中国文化内部各家的争锋，因为人家是兄弟，打破脑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有外来的佛教参与时，中国文化就会联合起来对付你，何况佛教还想占据主流意识形态。中国文化对付佛教的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发现对付不了佛教的理论强势攻击时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对付佛教――在唐朝还有会昌法难、五代时有后周世宗法难。其实佛教内部的清醒者早就意识到了应该与中国文化合作，比如道安大师传中的“（逢此凶岁）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教创宗立派的大师们把佛教中国化等等等等，高层僧侣大师们如此，但因为华夏民族的犬儒心态，使得事实上总体形势并不这样，依然是争锋。 三家的争锋结果，没有一个胜利者，是三败俱伤，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双赢，它们斗到最后，物极必反，竟然热烈地拥抱在一起，都失去了自己固有的特性，出现了变种：华化佛教、宋明理学、全真道。三家各自标榜还是佛教、儒家、道教，实际上骨子里早已不是佛教、儒家、道教，严格来说其实是伪佛、伪道、伪儒，反佛、反道、反儒，它们只是还披着一层佛教、儒家、道教的华丽外衣而已。最后三家共同构成了中国灿烂文化的主体。

月氏与中原关系

儒、释、道三家思想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的必修课，儒家修身治世、道家治身避世、佛家治心出世。“养生的最高境界是养形、养气、养心，做人的最高境界是治世、治身、治心，正好对应儒家、道家、佛家。常人都以为三家之中，只有儒家入世治国，其实不是，道家和佛家都入世，只不过相比儒家的时时入世，道家中在大乱时期才会有重要人物现身。如果仔细研究那些历史故事，就会发现每当天下大乱时，必定会有一两个神秘人物出世，平定天下后，就会功成身退，隐姓埋名，从此不再出世。而太平盛世时，就是儒家大兴之时”。

所谓“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定天下的思想做人做事，以道家的平定天下功成身退的思想避世，以佛家济世为怀，万法皆空的思想出世，从而达到人生的圆满境界。

如果一个人恰逢太平盛世，以儒家思想怀揣治国平天下的想法成就一番事业；以道家思想功成名就之后，悄然身退；又以佛家慈悲为怀，广行善事，最后功德圆满，则是完美无缺的人生。

支姓是一个了不起的姓氏，以上资料的演变过程显示，支姓从汉代开始直到魏晋时期为中国文化佛教文化作出了重巨大贡献。

痞支备注：参考文献部分《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敦煌学辑刊》等 四川泸州支华彬撰文，支登成修正补充备注等，献予全国17.3万支氏宗族及爱好姓氏文化的各位老师，望拾补一二，请头条留言，谢谢。

月氏大致迁徙脉络

【作者简介】：笔名痞支，实名支登成，浙江义乌支氏苗裔，布衣一枚。好文史，《支氏渊源》一书作者；喜书法及爱写诗，醉茶艺，乌伤茶庄创始人。本头条作者分类板块标题如：支氏/诗文/旅游/感悟/茶道/文史/生活花絮等等，请亲友爱粉按喜好阅读。头条内容均为作者原创，缘是天意，份在人为，欢迎读者跟帖互动，别忘了点赞，关注哦！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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