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之《汉书》导读第九十讲：公孙弘传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历史#

公孙弘，菑川薛人也。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弘谢曰：“前已尝西，用不能罢，愿更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诏诸儒：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其悉意正议，详具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焉，靡有所隐。

【译】公孙弘，菑川国薛县人。年轻时做过狱吏。因犯了罪而被免职。由于家中贫寒，在海边放猪为生。四十多岁时才开始研习《春秋》及各家的杂论。汉武帝刚刚即位时，招选贤良文学之士，此时公孙弘六十岁，以贤良文学的身份作了博士。他出使匈奴，返朝汇报，不合皇上的心意，武帝很生气，认为他无能，于是公孙弘上书称病，免官回到故里。元光五年，汉武帝再次征选贤良文学之士，董卫回又一次推荐公主丛。公垂丛推辞说：“过去我曾西去入京，因为无能被免职，希望另选他人。”但国人坚持荐举他，于是公孙弘来到太常处。皇上下诏书策问众儒生：制书策写道：听说远古时代政治完善，对罪犯的惩罚只是在其衣帽上作出标志，让他们穿特殊的衣服，而百姓竟不犯法。那时阴阳和协，五谷丰登，六畜繁衍，天降甘露，风调雨顺，长出谷粒丰满的稻子，出现了红色的瑞草，山上覆盖着密林茂草，湖泽也不干涸。城郊湖泽中出没着麒麟、凤凰。池沼中游弋着龟龙，河出图，洛出书。儿子不会先父亲而亡，弟弟也不会死于兄长之前。那时北至渠搜，南到交渡，只要是车船能够到达、人能够走到的地方，一切生灵都各得其所。我很钦慕那个时代，现在如何治国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诸位研习先圣的法度，通晓君臣尊卑大义，议论起来很有见识，在当今都是很有名声的，敢问诸位：天人之道，最根本的是什么？吉凶征验，如何去预料呢？大禹、商汤时发生了水旱灾害，他们的过失是什么呢？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完善和协调仁、义、礼、智这四个方面？帝统的继承延续、生死的变化无常、上天授命的征兆，这一切的兴与衰是如何发生的？天文、地理、人事的法则，花是诸位所研究的。请把你们认为是论述全面，合乎正道的，详细写成文章，我将亲自阅览，不要有所隐瞒。　　

弘对曰：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常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上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业之即不争，理得则不怨，有礼则不暴，爱之则亲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则民亲而不暴。故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和之所赏，礼之所取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故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臣闻之，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臣闻尧遭洪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之余烈也。桀、纣行恶，受天之罚；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因此观之，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臣弘愚戆，不足以奉大对。

【译】公孙弘回答说：我听说远古尧、舜的时代，不重视爵位的封赏，百姓却努力向善；不崇尚施用严刑重罚，百姓却不轻易犯法，这是因为尧舜自身行正，对待百姓有信义。衰亡的时代。重视封爵，厚加赏赐，百姓却并不因此受到勉励而向善；施以严刑重罚，却不能制止邪恶的事情发生，这是因为君王自身不正，对待百姓没有信义。必须对待百姓有信义，否则，丰厚的奖赏、酷烈的刑罚，也不足以鼓励良善而禁止犯罪。因此，按才干高低授予宫职，官吏就能各掌其职而达到政治清明；不听无用的议论，那么事情就可以办成；不做无用的器物，就可以减少赋敛；不耽误农作之时，不损害民力，那么百姓就能富裕起来；提拔有德行的人，贬斥无德的人，那么朝廷就能够树立起威信；提升有功的人，贬退无功劳的人，那么群臣就不会竞相争夺权位；犯罪的得到恰如其分的惩罚，那么奸诈邪恶的事情就会被制止；贤良之人得到适当的奖赏，那么官吏们就会受到勉励。总括这八条，是治理百姓的根本方略。百姓各得其业就不会相争，使他们能各申其理就不会产生抱怨，待之以礼，百姓就不会有暴慢，爱民如子，百姓就会对皇上信任而亲近，这些是作为天子的当务之急。所以法度不违背义，百姓才会信服而不叛离；所倡导的礼仪而不违于礼，百姓才会亲附而不暴慢。所以，法制所惩罚的，也是义所不容的；提倡奖励的，一定是礼所崇尚的。百姓信服的是礼义，如果赏罚都顺应礼义，那么百姓就不会犯法：远古时代仅仅用“画衣冠，异章服”这种象征性的惩罚，便使得百姓不犯法，就是因为那时一贯遵行礼义。我听说，志趣相投才能相随，声音相近才能相应和。现在皇上实行德政于上，百姓同心同德于下，因此同心同德便会志向一致，志向一致便会行动统一，行动统一便会有协调的言论。言论协调那么天地之间的和合便会与之相应和。阴阳和协，风调雨顺，天降甘露，五谷丰登，六畜繁衍，长出谷粒丰满的嘉稻，生出红色的瑞草，山林茂密，湖泽水满，这些都是和协之至所产生的景象。身体协调不会生病，没有疾病便不会夭折，父亲不会失去儿子，哥哥也不会因为弟弟早亡而哭泣。圣王的恩德天高地广，与日月同辉，于是吉祥的麒麟、凤凰便出现了，郊外湖泽也会出现吉祥的龟、龙，河出图，洛出书，远方的国家无不钦慕，派遣使者，携带着礼品前来臣服觐见，这是和协的顶点了。我听说，仁就是爱，义就是适于时宜，礼就是履行礼仪的精神，智慧则是治术的本源。兴利除害，不论亲疏而爱天下之人，称为仁。明辨是非，明断可否，称为义。进退有分寸，尊卑有所区别，称为礼。独揽生杀之权，开通堵塞之路，权衡轻重缓急，探讨得失之道，使周围及远方的真实、伪诈之事都暴露出来，称为术。以上四条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全都应制定实施，不可荒废。掌握其要领，就会天下安乐太平，刑法虽设立，却因无人犯法而不使用；不能掌握这些方法，那么皇帝就将受到蒙蔽，官吏就会作乱。这些事情的得失利害，是继承、延续祖先业绩的根本。我听说，尧那个时代有洪水之灾，派去禹去治理，没有听说大禹治理天下时有水灾。至于商汤时代的旱灾，那是夏桀的余孽造成的。夏桀、商纣实行恶政，受到天的惩罚；大禹、商汤行善积德，因此而称王天下。由此看来，上天并无个人的亲疏好恶，顺应天德，便和协兴旺，倒行逆施，灾害就会降临。造就是天文、地理、人事的法则。我愚昧鲁莽，回答皇上的责问实不胜任。

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弘复上疏曰：“陛下有先圣之位而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民而无先圣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异也。臣闻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书奏，天子以册书答曰：“问：弘称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视孰与周公贤？”弘对曰：“愚臣浅薄，安敢比材于周公！虽然，愚心晓然见治道之可以然也。去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臣闻揉曲术者不累日，销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恶，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期年而变，臣弘尚窃迟之。”上异其言。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一岁中至左内史。

【译】当时对敕策的有一百多人，太常上奏对策成绩时，公孙弘位居下等。策简呈给皇帝后，天子将公孙弘的对策选拔为第一。公孙弘被召入见，天子见他一表人才，于是任命为博士，待韶金马盟。公孙弘再次上疏说：“陛下有先圣的位置而没有先圣的名声，有先圣的名声而又没有先圣的官吏，所以陛下现在所处的情势与先圣相同，但治理的结果却不一样。过去那个时代的官吏清正，所以百姓忠实；现在的官吏贪邪，所以百姓粗鄙。有弊端的政治得不到推行，令人憎恶的法令不会被听从。任用贪邪的官吏去推行弊政，用令人憎恶的法令去治理粗鄙的百姓，百姓不可能被教化，造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治理结果。我听说周公治理天下，一年就发生了变化，三年百姓受到教化，五年便天下太平。这是陛下向往追求的。”奏疏呈上后，天子用册书答覆：“问：公孙弘盛赞周公之治，那么你认为自己与周公相比，谁的才能更高呢？”公孙弘回答说：“我的见识浅薄，怎么敢与周公相比！虽然如此，我还是明白现在实行治道就可以达到先圣的治理境界。虎豹马牛，这些都是难以号令的野兽，等到它们被教练驯服后，便可驾驭使用，让它听从人的命令。我听说，数日之内燥工就可以将直木烘曲，数月之内金石便可被销熔，人对于利害的好恶认识，岂是禽兽木石所能相比的？我认为，用一年时间才使国家发生变化，太慢了。”皇上对他的话很诧异。当时刚刚与西南夷交往，巴蜀两郡苦于供奉劳作，皇上下诏派公孙弘去视察。回朝汇报时，他极力反对交通西南夷，认为没有用处，皇上没有听从他的意见。每当朝会议政的时候，公孙弘都将自己的意见陈述出来，让皇帝自己选择，而不肯在朝堂上当面反驳、争论。由此皇帝看出他行为谨慎忠厚，辩论时留有余地，熟悉文书法令及官吏公务，又以儒术加以文饰，所以非常喜欢他，一年之内就将其提拔为左内史。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常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上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指。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弘为人谈笑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为内史数年，迁御史大夫。时又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上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已。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专奉朔方。”上乃许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僣于君。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亦下比于民。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黯言。且无黯，陛下安闻此言？”上以为有让，愈益贤之。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先是，汉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上于是下诏曰：“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译】公孙弘上朝奏事，有认为不对的事，也不当庭争辩。他常与主爵都尉汲黯先后去见皇上，汲黯先提出问题，公孙弘随后进行推究阐述，皇上常常很高兴，听从他所说的一切，公孙弘因此而越来越受到宠信。他曾与公卿相约提出某些建议，可是到了皇帝面前，又完全背弃约定，顺着皇帝的意图说。汲黯当庭责问公孙弘：“齐人多伪诈而不老实，先与臣等提出以上建议，现在又完全背弃前约，这是对君不忠。”皇上询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了解臣的人认为臣是忠君的，不了解臣的人认为臣是不忠的。”皇上认为他的话有道理。皇帝左右的宠臣诋毁公孙弘，但皇上却越来越厚待他。公孙弘善于言谈，见多识广，常说君主怕的是不能宽弘大度，为臣子怕的是不能节俭。他奉养后母恭谨孝顺，后母去世，他服了三年丧。作了几年内史后，公孙弘升为御史大夫。当时又在东方新设置了苍海郡，在北面筑起朔方郡城。公孙弘几次劝谏，认为这是劳民伤财去经营无用之地，不值得使中原地区为此疲敝不堪，希望停止。皇上于是命朱买臣等驳斥公孙弘，论证设置朔方郡的必要性。朱买臣等提出十个问题，公孙弘一条也驳不倒。于是他向皇上谢罪说：“我是山东粗鄙之人，不了解设朔方郡如此有利，希望罢去西南夷、苍海郡，而专一经营朔方郡。”皇上这才应允了他的请求。汲黯说：“公孙弘位列三公，俸禄很多，但却用布做被子，这是伪诈。”皇上询问公孙弘，他谢罪说：“有这样的事。九卿中与我交情好的没有比得过汲黯的，可是今天他当庭责问我，实在是说中了我的弱点。身为三公之一而用布被子，的确是伪饰欺诈，想要沽名钓誉。我听说管仲作齐国的相，娶了三位不同姓的女子为妻，其奢侈程度可与君主相比，齐桓公依靠他的辅佐而称霸，不过他是对上僭越国君。晏婴作齐景公的相，一餐不吃两份肉菜，他的小妾不穿丝织的衣服，齐国也治理得很好，他是向下比照着平民。现在我公孙弘作御史大夫，用布被子，是使九卿以下至小吏都没有了贵贱的差别。确如汲黯所言。再说没有汲黯，陛下如何能听到我这番话？”皇上认为他能礼让，越发尊敬他。元朔年间，公孙弘取代薛泽成为丞相。原先汉王朝一般以列侯为丞相，祇有公孙弘没有爵位，皇上于足下诏说：“我钦慕先圣治国之道，广开门路，宣招四方的贤士。古代按其贤能安排职位高低，衡量其才干授予不同的官职，功劳大的人俸禄丰厚，德行高的人爵位尊显，所以立有武功的得到升迁，有文德的得到褒奖。兹令将高成县平津乡的六百五十户封给丞相公孙弘，封其为平津侯。”其后便以此为制度。官至丞相而封侯，是从公孙弘开始的。　

时，上方兴功业，娄举贤良。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弘身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然其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常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胶西，皆弘力也。后淮南、衡山谋反，治党与方急，弘病甚，自以为无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诸侯有叛逆之计，此大臣奉职不称也。恐病死无以塞责，乃上书曰：“臣闻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问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后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监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徕四方之士，任贤序位，量能授官，将以厉百姓劝贤材也。今臣愚驽，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称，加有负薪之疾，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愿归侯，乞骸骨，避贤者路。”上报曰：“古者赏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几，获承至尊，惧不能宁，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盖君子善善及后世，若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闲，君其存精神，止念虑，辅助医药以自恃。”因赐告牛、酒、杂帛。居数月，有瘳，视事。凡为丞相御史六岁，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弘子度嗣侯，为山阳太守十余岁，诏征巨野令史成诣公车，度留不遣，坐论为城旦。元始中，修功臣后，下诏曰：“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奉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余，可谓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与内厚富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世厉俗，圣王之也。其赐弘后子孙之次见为適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译】当时皇上正在兴功立业之际，一再选拔贤良。公孙弘就因对策第一而出人头地的，他起白布衣，几年后就官至宰相并封侯。止因为此，他营建客馆，打开束门招请贤士，并与他们共同研讨议事。公孙弘本人每餐只吃一个肉菜和糙米，其亲朋及宾客都依靠他供给衣食，他的俸禄因此而全部拿了出来，家中无所剩余。但他性情好猜忌，表面宽和而内心深藏。那些与公孙弘有过嫌隙的，无论近远，虽然表面上他都与其友善，最终总要报复。杀主父偃，贬董仲舒到胶西，都是公孙弘的主意。后来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朝廷正在严厉追查其党羽的时候，公孙弘得了重病，他感到自己无功而封侯，官居宰相之位，应该辅佐圣明的皇帝平定安抚国家，使得人们都遵循作臣子的道义。现在诸侯王中出现了叛逆，这是作大臣的不称职所致。他怕病死无法交待，于是上书说：“我听说天下的常道有五个方面，用以实行的又有三条。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交，这五个方面是天下的常道；仁、智、勇是实行常道的三德。所以说‘有疑则问近于智，身体力行近于仁，知道廉耻近于勇。懂得这三条，便知道如何修身自律；才会知道如何治理百姓。’没有不能自律而能治理百姓的。陛下亲行孝悌，借鉴三王，建立周朝那样的政令，兼有文王之德武王之才，招揽四方之士，选贤任职，量能授官，这是能够激励百姓劝勉贤才的做法。而今臣下我愚鲁无才，又无汗马之劳，陛下过分看重从卒伍之中将我提拔起来，封为列侯，位至三公。我的德行才能不足与这样高的官爵相称，加上有病在身，恐怕要先于狗马葬身沟壑，最终都无法报答皇上的恩德，也无法尽忠职守。我想归还列侯爵位，辞职退休，给贤才让路。”皇上答覆说：“自古奖赏有功劳的，表彰有德行的，守成时崇尚文治，逢乱世崇尚武功，这个原则从未改变过。我朝夕努力以求成才，获承皇位，心怀忧惧，不能安宁，衹想与诸位大臣共同努力治理天下，而您是通晓治国之道的。君子赞美良善，他的善举福及后代，你若照此行事，我心裹是会常常想到的。您不幸身染小病，何愁不愈？竟上书辞归侯爵并要退休辞官，这是显露我无德啊。现在朝中事情不多，您可保养精神，不要挂念思虑，请医吃药以恢复身体。”于是，赐予休假，又赏赐牛酒及各类丝帛。过了几个月，公孙弘病愈，上朝理事。公孙弘共作了六年丞相、御史大夫，八十岁时死在丞相任上。在他后面，李蔡、严青翟、趟周、石庆、公孙贺、刘屈牦相继作了丞相。从李蔡开始到石庆时止，丞相府的客馆已荒凉残破，到了公孙贺、刘屈牦时，客馆破败，改为马厩、车库和奴婢的住房。这些人中衹有石庆敦厚严谨，继公孙弘之后寿终于丞相任上，其余的全都获罪被斩。公孙弘的儿子公孙度继承了侯爵，作了十余年的山阳郡太守，皇帝征召钜野县令史成，让他到公车待命，公孙度却挽留他不让上路，于是被论罪，被判服四年劳役。元始年间，褒奖功臣的后代，皇帝下诏说：“汉朝兴邦立国以来，股肱大臣中，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公孙弘，能够在任职期间力行节俭，轻财重义。他官居宰相且封侯，但却盖布被子，吃糙米饭，将俸禄拿出来供给故旧宾客，以致无所剩余。他享受的衣食都在制度所规定的标准以下。可称得上是以自身为表率来促使民风朴实，与那些内藏财富而表面衣着俭朴以钓取虚名的人完全不一样。用表彰德行义举来引导，勉励世俗民风的转变，这是圣王的法度。赐公孙弘后代子孙中的嫡系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