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史说“摇黄”

“摇黄”其实就是土匪。它在大明王朝土崩瓦解的最后几年里，发挥了不可一势的重要作用，不亚于李自成、张献忠在正面战场对大明几十万军队的打击与冲击力度。

我研究明清历史二十多年，关于“摇黄”,我专心致志研究了近一年。“摇黄”的诞生、兴起、活动规律、甚至行走路线我都深入探究，也曾在当年“摇黄”活动地域走访老农户，询问以前的老地名、历史典故等。汉中的川、陕交界处是当年“摇黄”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域。我曾买了一份陕西地图，将图的下半部分川、陕交界处放大复制，挂在墙上，拿上放大镜整日观看川陕部分地域。对“摇黄”当年导致的川陕交界处的州县十城九空的历史真象认真探究、思考与联想。

其实，“摇黄”的兴起始于崇祯初年。真正的事实是：崇祯二年（1629年），陕北闹饥荒，高迎祥领着安塞县同村和附近村子里的七八十个年轻后生,来到陕南的汉中府打短工、汉江码头扛活。笫二年,汉中也闹起了饥荒，在汉中府周边农村打短工的营生也渐渐萧敞，码头活计也少了。为了生存，为了活下去，陕北后生就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一伙,聚集在汉中南山的川、陕交界处,拿上棍棒,抢劫过往的商队、山客。三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汉中农村骂人就有一句：“把你个棒客、土匪球日的”难听话。可见,“摇黄”的历史影响是多么的久远。

我在我的长篇历史小说《最后的王爷》中对“摇黄”有详尽的描写。我这样描述：

崇祯元年，陕西饥民初起之时，高迎祥与王大梁一股流窜到汉中地界。后来王大梁败死，高迎祥也于崇祯三年逃回陕北，剩下几个小头目分率残部匿入汉中南山之中，过着打家劫舍的绿林生活。他们兵器不足，多拿棍棒，故人们称为“棒贼”。他们经常三五成群在栈道口和川、陕一带掠劫过山旅客与散落人家。后来偶遇小股官军也袭击，渐渐夺得一些刀矛，裹胁一部分民众，势力增大起来，各自成了十多人和几十人的大股，依老林内破败庙宇和空房为巢。进攻村落邑寨。如此愈抢劫愈富，裹胁之人愈多，骚扰的面亦愈宽。至今川、陕一带仍把拦路抢劫者称为“棒客”。有些出色的头领声名渐大，部众渐多，于是，各自创立名号，以资招聚。其中最著名的有摇天动姚章儒，中斗星黄龙，整齐王张显，夺世王王友进，争天王袁韬，争世王杨秉允，行十万呼九思，逼反王刘维明，震天王白蛟龙，黑虎王王高，顺天王梁时正，黄鹞子景可勤，小汉王赵多多，小秦王王光兴，活阎王马朝等。十五个头目人中，以摇天动姚章儒和中斗星黄龙二人势力最大，各自掌领着三四千人的队伍。其余十三股均听他俩指挥，故被称为“摇黄”。

自崇祯五年起，摇黄利用官军追剿义军，疲于奔命之机，渐渐出山骚扰汉中及四川的大巴山各地，但尚未攻掠城池。这一带的城池，距川、陕省城甚远，管理地面又宽，粮赋收入不很多。做州、县官的，皆时只顾升官发财，不管民之疾苦，且十分贪心，大多敷衍任内无事，一味钻营升迁，那能顾到兴利除弊，保境安民。虽然山林之中盗贼横行，民众受抢前来告状。他却命黑笔师爷写出一纸渝告，道是：“查县境向称风俗淳美，道不拾遗。近来邻境多事，每有盗贼。本官早饬该保甲等，整练民丁，妥为防范。如何办事不力，致令盗匪窜入？竞有某月某日抢劫某地某家之事。除密派捕快人役严拿主犯究办外，仰该保甲人等督率乡丁协辑，务获归案。切切此谕！”如此便将捕盗之责，轻轻加在保甲身上。你若催案，他便办你。弄得保甲人员再也不具报本地劫案。那被害之家奔走呼号。请求保甲报案，保甲总是苦劝道：“年来遍地匪案，报进城去，何曾捕得一人？枉自化了许多盘缠，几份门包。即使请得差役下乡，烟菜酒食，一行一动，无不要你花钱，结果是花钱受气，毫无好处。这叫失财不足，勘经补数。劝你还是忍气的好”！受害之人，申告无门，安全不保，多有索性投入摇黄者，也干起那无本的买卖来了。因此，那摇黄的势焰，便在大巴山中渐渐壮大起来。到了崇祯六年冬季，高迎祥大股义军自山西渡河袭扰河南、湖广各地。摇黄诸家闻知高迎祥为义军十三家之首领，遂派人前往均州纳款，尊奉迎祥为主。高迎祥得知摇黄作大头领的乃是昔日部下姚章儒、黄龙等人，心下自然高兴。

崇祯九年七月，高迎祥与刘维明同在周至县的黑水谷被孙传庭擒获，解进京城被杀。高迎祥死后，陕西群雄共推李自成为闯王，于崇祯十年十月，自凤翔、汉中一路，攻入四川。十月初，破了宁羌州，驻兵黄坝驿。李自成曾派人前往大巴山中，联络袁韬、呼九恩、王友进、白蛟龙等股摇黄分道进攻四川。

崇祯十一年以来，摇黄的势力愈来愈大，川、陕一带被摇黄闹的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汉中府紧靠大巴山的州县和四川除成都平原及川西坝子外，无不遭受过摇黄的掠劫。于是许多乡绅、豪霸，见天下大乱、纷纷前来参加。一些市井无赖、流氓、亡命之徒，也都乘机混入，教唆奸淫烧杀之技。故而摇黄成份极为复杂，恰似社会肌体腐烂之处流出的脓血。只是使这肌体更污秽罢了。正因为如此，象李自成、张献忠等胸有大志的义军都对摇黄存有戒心，并不敢十分信任。除万不得一，只不过利用他们的破坏力量，骚扰官军而己。

摇黄势力虽大，却并无一定政治目标，只知劫掠金银妇女，不知安抚人心，保据城池以建大业。因此，所掠之地，丁壮被掳，妇女被淫，田园荒芜，村落成墟。崇祯九年，把个南江、通江等县，弄得赤地千里，只剩几座空城。官军来剿，他们便退入深山老林；官军去后，他们又照常出来抢劫。加以当时中原大乱，全国上下只注意到中州的流军，少有顾川北之摇黄。故川省官兵只靠北守广元，东守巴巫与十三隘口，搪塞功令，阻其进入川西坝子。这川北地方本来地瘠田少，摇黄不事生产，专一破坏，致使本来尚可维持生计的广大民众，也都难以生存了。迨到崇祯未年，张献忠建国成都之际，这川东北地方早巳残破不堪，贫困已甚，人民死于饥饿和战祸者不计其数。此皆摇黄和战争所致，实于张献忠滥杀无关。不过正因为摇黄的摧残，四川人民才欢迎张献忠入蜀。

其实，川陕一带，特别是川北地域“十城九空”除了战争和摇黄的骚挠和破坏外，还有一条重要的因素是病灾，即“瘟疫”。瘟疫死人是相当快的，它可使一夜之间，几个村镇数百户人家病倒七八成人员，三日之内尸骨遍野，冒烟的村户所剩无几。顺治初年，一种叫“大头瘟”的瘟疫由李自成的农民军从京城河北一带传到山西，又碾转传到川陕一带，给川陕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流行于华北地区的鼠疫，其表现症状叫\"大头瘟\"，有的地方称\"大头风\"，实即为鼠疫患者因颈部或耳后淋巴肿大的别称。这种大头瘟的死亡率极高，如见之于河北真定府武强县的记载说：\"瘟疫大作，人有肿脖者，三日即死，亲友不敢吊，吊遂传染。甚至有死绝其门者，远近大骇，号为大头瘟。

总之，大明王朝的灭亡是天灾、人祸、匪患遇齐了，才导致大明276年江山毁于一旦。据史料记载，摇黄（土匪）在汉中南山持续活动了近三百年，直到共和国成立之后，土匪才在陕南消声灭迹。我的朋友，作家爱琴海先生曾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写过一个中篇小说《沉默的玄武岩》，描写的就是三十年代，威镇川、陕、鄂、豫四省的大土匪王三春。王三春，四川巴中人，生于光绪十年（1884年）。1939年被国民政府抓获，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底在镇巴县被抢决。他盘踞镇巴35年之久，杀人无数，坏事做绝，对抗四川军阀，打国军也打红军，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我认为，民国年代的王三春这个大土匪，莫不是明末“摇黄”的继承与延续……

在探究和书写关于摇黄历史的过程中，有时我也在思考当年那种国势和摇黄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的人被逼无奈，不得不加入摇黄这个大团体，不求吃香喝辣，只求保住性命。我在即将出版的姊妹篇《最后的王妃》一书中，写了一个篇章就是摇黄残余500多人金盆洗手，再不干杀人越贷的营生。书中写道：当年姚章儒的老部下苏敬三，因打仗负伤在山里养伤，伤愈后已改朝换代了，姚章儒（摇黄之首）的大部队已随农民军去打官军，最后被清军入关打得农民军、明军和摇黄的鸟合之众落花流水，剩余的残部陆续逃回山里。苏敬三本是姚章儒手下的一名干将，因受伤未能随大部队出去打仗，才幸免遇难。苏敬三收拾五六百人的摇黄残部继续在川、陕一带打家劫舍。

当时他们盘踞在四川境内的桃源镇西侧鼓城坝。明朝末年，令人恐怖的流行性瘟疫，由山西、北直隶北部的长城一线起源，一直流行到了川、陕一带。陕西汉中与四川山水相连，是明末农民军两支主力李自成、张献忠进入四川的门户。两支农民军曾多次由陕南攻入四川，在瘟疫区纵横驰骋的这两支军队，都可能成为瘟疫的带菌者和传播者。因此，苏敬三的营盘被传染，导致五十八人被染病致死，其中包括他两年前被抢来的漂亮女人和八个月大的儿子。一怒之下，他一把火烧了鼓城坝营坝，迁居到120多里地的陕西南郑县境内的麻柳沟。

麻柳沟是一条十里长沟，两面呈缓坡状，大本营在沟顶，进退方便，是一处最理想的营盘。也许是良心发现，自从媳妇和儿子死了后，他杀人越货、图财害命的坏事做得少多了。他头脑里经常闪现的是“遭报应”“不得好死”这几个字。偶而一天，他站在寨门口，望着寨外两边的缓坡地，想道：何不开荒种地，自己养活自己，再不干缺德和断子绝孙的土匪营生。他找来手下四个心腹在聚义厅商议，四弟兄众口同意，于是，五百多人的摇黄残余，在深山里自耕自种，自己丰衣足食。摇黄队伍啥人都有，有种粮种菜的，有瓦匠、木匠、杀猪匠、铁匠、石匠、蔑匠、骟匠、郎中、兽医等能人。他们在深山老林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历程……

摇黄的这段历史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微不足道，但它却给人的印象中留下的是憎恨与伤痛，它更是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难忘历史。我很赞赏黄仁宇老先生的一句话，他说：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去检讨历史……

二0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晚 18.28分落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