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的民众动员策略与种族心态——以三份《讨满洲檄》的文本为讨论中心(辛亥革命属于什么性质的革命)

一提到《讨满洲檄》，我们首先会想到由章太炎执笔、发表于《天讨》的《讨满洲檄》。这篇檄文影响甚巨，为学界所熟知。而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讨满洲檄》，迄今未见在国内外书刊公开发表，也未见有学者引用。鉴于学界并无专文就各种《讨满洲檄》的文本予以研究，笔者拟就目前所见到的各种文本特别是日本档案本予以专门探讨，分析诸檄文的特点及其相互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对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的民众动员策略与种族心态略作探讨。

一

发布讨满檄文，是清末革命动员的重要手段之一。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兴中会在成立之初，就曾印刷过讨满檄文：“乙未兴中会曾预印讨满檄文及英文对外宣言，准备于发难时颁布中外。”檄文由朱淇起草，由于此役事泄，印刷品全部被党人毁弃。檄文底稿藏于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之石壁内，后亦丢失。[1]

影响最大、传阅最广的当属发表于《天讨》的《讨满洲檄》。《天讨》为《民报》临时增刊，由章太炎主编，初版于1907年4月25日；1928年，民智书局加以新式标点，收入“革命文库”。《讨满洲檄》为《天讨》首篇，以“军政府”名义落款，作者实为章太炎。《太炎文录》卷二收入该文，仅个别文字有更动。

除“军政府”的《讨满洲檄》，《天讨》还载有以各地行省冠名的檄文，如望帝的《四川讨满洲檄》、光武的《河南讨满洲檄》、朱小璋的《安徽讨满洲檄》、观鲁的《山东讨满洲檄》、金马的《云南讨满洲檄》等。

《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所收《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2]，并不以“讨满洲檄”题名，但其主体内容仍在宣传排满革命，实是一篇不折不扣的讨满檄文。而且，该文有一半以上篇幅直接沿用《天讨》本《讨满洲檄》的说法，完全雷同的文字多见。从内容推断，当作于武昌起义后不久，至于出自谁手，尚难以断定。

1911年10月底发布的《滇军政府讨满洲檄》是笔者所查到的较晚以“讨满洲檄”为名发布的檄文，见于《满夷猾夏始末记》第八编《灭亡迅速记》。该文可以说是《天讨》本与黎元洪《檄告天下文》的拼凑本。其中，第一段由《天讨》本稍加改造而成。第二段控诉清政府的七大罪状，系由《天讨》本所列十四条罪状合并而成。第三段“急起革命”的三条理由，则抄自《檄告天下文》。

经比对，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讨满洲檄》与上述诸文本不同，独立成篇。史料馆保存的应是印刷品原件，此印刷品系乙秘第1716号文件《关于印刷物发行者》的附件[3]。据东京警视厅向外务省的报告，此印刷品于明治44年10月18日从四川学生严骞处查得，原件来自上海。檄文开篇标明“中华开国四千六百零八年”，即1910年，也就是介于《天讨》本与《檄告天下文》之间的一个文本。

二

日档本《讨满洲檄》虽然独立成篇，但却并非完全孤立的文本。它与《天讨》本、《檄告天下文》一起，既反映了不同阶段的革命诉求，又相互照应，连为一体。综合起来考察，反而更容易看出日档本的特色与价值。

“讨满洲檄”以中华国民军政府名义颁布，其灵魂与指针是《军政府宣言》所提出的十六字纲领，尤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八字。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各檄文的具体目标和任务自当有所调整。

《天讨》本《讨满洲檄》的主旨在于控诉满清政府的罪行，论说革命排满的正当性。该文开宗明义，中华乃汉人之中华，满人盗我疆土，罪大当逐。檄文约用一半篇幅，胪列满清十四条罪状。这些罪状涉及到方方面面，每一条都直指满清统治的非法性。进而，又引朱一贵、林清、王三槐、洪秀全、张乐行等为例，号召民众同仇敌忾，发扬反清革命传统，共殄异族。遵照《孙中山年谱长编》的说法，中华国民军政府成立于1906年秋冬间。[4]又据《章太炎年谱长编》，该檄文撰于1906年，次年刊行。[5]可以推断，章太炎作为《军政府宣言》的制订者之一，在宣告军政府成立后，即开始酝酿此文。也就是说，该文极有可能是第一篇以最高权力机关军政府的名义发布的檄文。这就决定了它负有责任向天下人说明：军政府师出有名，排满符合道义。《天讨》本檄文回答了这些问题，就此而言，它顺应了时势需要，并为后来的檄文做了铺垫。

日档本《讨满洲檄》着力论说满洲必败、汉族当兴，乃大势所趋。揆诸历史，1907-1908年间，同盟会在华南沿海沿边地区接连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光复会在浙江、安徽发动的起义，均以失败告终。1910年2月，倪映典等发动广州新军起义，再次受挫，加之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间矛盾激化甚至分裂，一部分革命党人出现悲观情绪，丧失信心：“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6]檄文所言“疑畏之徒，过事惶恐，僻远诸彦，莫知奋起”，指的正是革命低潮所出现的消极现象。檄文前半部分从满廷外强中干、汉臣离德、民心解体三方面论述满清异族统治失败的必然性，后半部分从民族大义、人权自由、保疆卫国三方面阐发汉族当兴的理由，字句铿锵，感情激昂，充满革命必胜的信念。“由鄂而湘而川，扶摇大风，卷地俱起，土崩之势已成，横流之决，可翘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汉族复命之会也。”这篇檄文气势如虹，鼓舞人心，催人奋进，非常有助于革命走出低谷、进入高潮。我们从中可见黄花岗起义前夕革命动员情况之一斑。

《檄告天下文》则反映了革命高潮到来后的要求，其宗旨在号召民众“急起革命”，共举义旗。武昌起义后，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以黎元洪名义，发表了大量文电，《檄告天下文》即属其一。武昌首义，尽管大快人心，但当时仅拥有士兵三四千人，远不能胜任战争的需要，亟需壮大队伍。《檄告天下文》前半部分，连续陈述三个“不可不急起革命”的理由，即在激化反满情绪，吸引更多的人起来排满革命。檄文后半部分是《天讨》本的重复，从中不难看出事发仓促，急急皇皇，缺乏充分的舆论宣传准备，亦可见斗争的激烈、紧张。

三篇檄文，恰体现出革命运动从动员、起义、失败，到再动员、再起义、再失败，直到走向革命高潮的曲折过程。如果把同盟会成立、武昌起义视做这一过程的两端，那么，日档本檄文正是考察革命受挫后社会动员状况的一份重要史料。

三

有些论者以为，“排满”在辛亥革命后期实现了升华，由狭隘的反对满族转变为推翻满人政府，由狭隘的民族主义转而提倡大民族主义，从而避免了种族仇杀。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讨满洲檄》作为最重要的“排满”宣传品之一，由军政府颁布，具有一定权威性和代表性，但从其文本看，“排满”话语并未出现大的变化，甚至于，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反对满族的情绪更趋偏激。

“排满”，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满族统治，而是把满人视作不同于中国人的外人，把他们赶回老家去。因此，无论在民族观念，还是在地理观念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都含有严重的狭隘大汉族主义。就此而言，三篇檄文无一不是以此作为讨伐满人的依据与宗旨，并加以大力鼓吹与渲染。

为达到宣传目的，鼓动种性，煽起仇恨，三篇檄文均以“夷狄”视满族，大量使用“犬羊之性”、“蕞尔东胡”、“逆胡”、“满奴”、“满贼”等诬蔑性语言。日档本声称：“以神明华胄，匍匐犬羊之下，横逆交逼，此诚不可一朝居也。”《天讨》本与《檄告天下文》则说：“豺狼之族不可不除，腥膻之气不可不涤”；并恐吓满人，如若顽抗，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京观。”把九世之仇、宗邦之义夸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尤为过者，《天讨》本最后一段有：“又尔满洲胡人，涵濡卵育于我中华之区域，且三百年，尺布粒米，何非资于我大国？尔自伏念，食土之毛，不怀旧德，反为寇仇，而与我大兵旅拒，以尔四体，膏我萧斧，尔抚尔膺，又谁怨？”《檄告天下文》抄用时，匪夷所思，竟把讨伐对象由满族进一步扩大到满、蒙、回、藏：“又尔蒙、回、藏人受我华之卵育者二百余年，尺布粒粟，何非资于我大国？尔自伏念，食土之毛，不怀旧德，反为寇仇，而与我大兵抗，以尔四体，膏我斧钺，抚尔膺，又谁怨？”种族情绪是何等偏激。

全面地看，辛亥革命过程中确曾发布过一些较为平等地对待满洲将士、民众的布告，孙中山、章太炎、黄兴等领袖人物也多次解释过“排满”革命不是仇满，更不是要杀尽满人；但从讨满檄文看，这些具有进步意义的主张并没能得以很好的落实。革命不只是理性，还需要激情，然而，一旦演化为铁与血的滚滚洪流，理性又往往不能驾驭激情，出现失控后的灾难。辛亥革命，赢了满人主导的清朝政府，却并未能真正赢得民主共和，与此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

[1]冯自由：《兴中会之讨满檄文》，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页。

[2]《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杨海清等编：《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

[3]《印刷物发行者ニ就イテ》，《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第一卷，乙秘第1716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

[4]陈锡祺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82页。

[5]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37页。

[6]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