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林则徐肝胆相照，自缢于圆明园，逝后81天香港割让

俗话说“文死谏，武死战”，古人将这两点视为评定大臣是否忠君爱国的最高标准之一。倘若一个朝代有几位这样文臣武将，则是十分幸运的事。再遇到明主，自是遇合之美，留下一段君臣佳话，国运昌隆也指日可待。倘若遇到糊涂的帝王，那便只能自叹明珠暗投，即使比干复生，也逃不了什么好下场，更于国计民生无补。

这不，在政局糜烂、官场贪墨成风的清朝，就有这么一位清正廉洁、忠君爱国的清官、好官。他官居一品大员，恪守职责四十多年，最终因对朝局糜烂的极端失望，在75岁高龄时以死相谏，自缢于圆明园。这个人就是两朝元老、道光帝帝师、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王鼎。奈何王鼎虽有大才，却无力扭转乾坤，因为他遇到的是虽有宽仁之量却才略有限的道光帝。这位皇帝以仁厚著称，但既勤奋又昏庸，在治国理政上却没什么建树，还成为清朝第一位割地求和的皇帝。

王鼎，字定九，号省厓、槐荫山人，陕西蒲城人。虽然少年时家境贫寒，但他勤奋好学，28岁中进士后进入仕途。当时同乡同族王杰时任宰相，但他却处处避着王杰，几乎到了绕着走的地步，从不依人上爬，堪为自律表率。王鼎曾任除兵部之外的其他五部侍郎、尚书，工作能力非常突出。也因他的实干和坦荡，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都有深交，互为知己。

道光年间，鸦片泛滥已成国家大患。王鼎力主禁烟，支持钦差大臣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王支持抵抗派，同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进行抗争。随着战争逐渐对中国不利，道光帝开始妥协动摇，最终将抵抗派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充军。

道光二十一年(1841)夏天，黄河在河南省府开封地带又一次大决口，当时朝廷有一部分人认为水势泛滥，抢修耗费巨资且成效有限，不如迁移省府，放弃开封。王鼎十分反感这种弃百姓于水火之中的消极行为，不顾身家性命之忧，立下“军令状”，声言如不能按期完工，愿受制裁。此后，他奉旨前往救灾和治理，任东河河道总督，组织民夫抢修河堤，整治洪水。为赶工期，这位已经患病、74岁高龄的一品大员，不避严冬，与民夫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曾八日不返公寓，困了就和衣在轿中眯一会，连春节也在工地度过，吃饭时就买民夫食物充饥。

当时林则徐受贬发配伊犁，王鼎一贯支持林则徐禁烟抗英的爱国行动，对林遭革职和遣戍愤慨不平，不愿让林则徐身陷边地，远离朝廷，便以林熟知水利为由，保荐林协办河工，以便使林则徐能有机会再起，挽救国家危局。两人住宿在工地，躬率吏卒昼夜巡护，督促民工抢救河堤，保全了开封城，仅用六个月就完成了全部修复工程，还节省了大笔费用。

还在王治河期间，鸦片战争已处于打打谈谈之中，等他功成回朝，中方失败已成定局，对英和议在即，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将要签订。工程完成后，王鼎立即上奏道光帝，说林则徐襄办河工有功，可以将功折罪，重新起用。但是这时的道光帝，已经被投降派所包围，急于与英国媾和，更怕洋大人追究，仍命将林则徐发往伊犁。

王鼎因治河有效，朝廷晋升他为太子太师。但他不顾疾病，昼夜兼程进京，向道光慷慨陈辞，坚决反对与英国议和，力荐林则徐，还置生死于度外，面叱穆彰阿为祸国的秦桧、严嵩，要求惩办投降派。琦善因在对英交涉中获罪被革职锁拿进京，王鼎奉旨审理。他在上奏中说：“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坚持对琦善的党羽一一制裁。

但道光帝决意向帝国主义屈服，对王鼎的意见不加理睬。次日，王鼎又当面廷诤，道光仍不听，转身便走。王鼎拉着道光的衣服哭着喊道：“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道光气急败坏的甩袍下殿。

面对这腐烂透顶的朝政，王鼎气愤到了极点，也深深绝望到了极点。在廷谏、哭谏均告失败的情况下，他决心效法春秋时卫国史鱼尸谏故事，以“尸谏回天听”。

1842年6月8日深夜，怀惴“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的遗疏，75岁的王鼎怀着一腔悲愤，自缢于圆明园。
王鼎死后，穆彰阿的亲信、军机章京陈孚恩赶到王家，骗得遗书，又对王鼎之子王沆威胁利诱，并“代为改草遗疏”。最终遗疏被穆彰阿的党羽陈孚恩查抄焚毁，未能上达道光帝。昏庸的道光被奸臣蒙骗，隔绝内外，王鼎自缢于圆明园这样一件轰动的事，天下人人皆知，唯独道光被瞒的死死的，压根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的老师是暴病身亡。

远在新疆的林则徐听到王鼎尸谏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写了《哭故相王文恪公》诗两首，赞王鼎“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1845年，林则徐被招还北京时，特地转路到蒲城，泪撒王鼎故居，并亲到王氏的坟莹祭奠。

王鼎一生勤奋好学，也擅长书画，但他仕途50年，始终清正廉洁，从不售卖自己的书画，以至于死后“廪无余粟，椸无新衣”（《清史稿·王鼎传》）。王鼎逝后81天，清朝签订《南京条约》，从此香港被割让，满清掀开了近代史上屈辱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