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考古学和历史文献

文/万物君

姬周王室的Y染色体数据基本上已经确定，为N-M128-F710-F1998。根据遗传学、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可以认为周族来自北方，后来向西南迁徙，在公刘时期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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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吉林大学论文（PengchengMaetal.,2021）的研究，两例山西黎城西关西周墓地样本均为N-F710，其中一例还能测出N-F1998（N-F710的下游）。

被检测的样本来自M6，属于小墓。M7、M8属于中型偏大墓。

2020年的《山西黎城西关墓地M7、M8发掘简报》对西关墓地有过介绍。西关墓地是一处周代封国墓地。已探明92座墓，发掘了其中的10座。M7、M8是该墓地保存完整、出土青铜器最丰富的两个墓葬。考古人员综合考虑，认为西关墓地M7与M8的年代都应在春秋早期。

M7与M8共出土有铭文器5件，根据铭文和人骨鉴定，研究人员认为，M7的主人为楷侯的家臣（宰），名“炊”，字“中考父”，M8为“楷侯宰中考父”的夫人季。

M8出土青铜器铭文“楷侯宰中作宝壶永用”

《简报》称，楷侯之“楷”读为“黎”，楷国就是两周时期的黎国。李零经过实地考证后，也认为古代的黎国大致就在这一带。

李学勤引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中主张黎国原在长治西南，春秋时徙于黎城的观点，指出两个地点相距不远，或许都曾在黎国境内也是可能的。

“长治西南”的这个地点，或是长子西南呈西周墓地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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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长治市长子西南呈西周墓地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墓葬108座。

复旦大学团队韦兰海等人对12座墓葬的遗骸进行了古DNA测试。根据其发布的《长子西南呈西周墓地遗骸古DNA研究报告》，7例男性样本有4例测出N-M128（N-F1998上游），其中包括M18大墓的墓主。其他三例分别为：1个Q1a-Y642（古代戎狄人群），1个C2a1-CTS2428（农牧交错地带人群），1个N1b2e-M1846（汉藏语始祖人群）。

考古发掘者认为，西南呈墓地可能是西周中晚期黎国的墓地，M18大墓的墓主可能就是黎国的国君。

清华简《耆夜》记载了武王八年征伐耆国的史事。《尚书·西伯戡黎》的“黎”又作“耆”，地望当在上党，即今山西长治西南。

李学勤结合清华简《耆夜》篇的记载，提出该篇简文主要叙述戡黎还师饮酒庆功的情景，参加者除武王外，有毕公、召公、周公、吕尚父等人，而以“毕公高为客”。饮酒间，武王、周公都先酬毕公，这显然是由于毕公是伐黎的主将，功绩最高。这样就不难理解，周朝建立以后，将毕公一子分封到毕公征服过的黎国，并不是偶然的。

韩巍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称，楷国（黎国）是成康时期从毕氏分出的，其始封君楷伯应是毕公高的长子。

综上，可以认为，武王戡黎后，把异母弟毕公高的后裔封到黎国，初封在长治西南，后迁徙到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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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三门峡虢国周文王弟弟虢叔墓、平顶山市新华区滍阳镇周武王第四子应国应侯墓，其遗骸的父系单倍群都是N-M128-F710-F1998。

图中标红色的表示目前已经拿到了古DNA样本

结合长治市长子西南呈西周墓地和黎城西关墓地的情况，基本上可以确定，西周王族的父系单倍群为N-M128-F710-F1998。

根据《史记》，周族兴于公刘：

“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脩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

由公刘到武王共13世，大约三、四百年年，这意味着公刘生活在3400年前，而N-M128-F710恰好形成于此时，所以，N-M128-F710很可能是公刘。

简言之，N-F710为商朝时周族王室，N1a2b1a1a2-F1998为西周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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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族的起源，主要有两个说法：关中说和晋南说。

关中说认为，后稷及其母姜嫄世居陕西武功附近，不窋末年因“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而“奔戎狄之间”，公刘之时，又迁居至豳。

晋南说最早由钱穆提出，认为禹、稷同仕虞廷。禹都安邑，稷封有邰，在今闻喜县。不少知名学者认同此说，提出了很多论点，具体如下：一、晋南有不少与周先公先王有关的地名和传说；二、周人为夏族后裔，而史称晋南为夏墟；三、《诗经·大雅·绵》中“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中的“土”为土方，在晋西南石楼一带，表明周人认为晋南为其发祥之地；四、认为先周文化与山西光社文化有渊源关系。

沈长云认为，上述两说都有问题，其中晋南说问题更大。理由简述如下：

一、仅根据晋南有姜嫄墓、后稷庙等判定后稷和姜嫄生于此，证据薄弱，因古人迁徙无常；二、说周族为夏人后裔，实出于误会；三、周出自土方说迂曲难通；四、所谓光社文化与先周文化的渊源关系，亦不得作为周族出自晋南的依据。

周族既非起源于晋南，是否就是关中渭水流域的土著呢？沈长云认为也不是。他引用徐中舒的观点称，居住于有邰的姜姓是公亶父的妻家，为当地土著，属于郑家坡文化。公亶父率领族人进入渭水流域后，与当地土著融合，接受了郑家坡文化，而非郑家坡文化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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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郑家坡文化、刘家文化和碾子坡文化的关系，涉及到先周文化的来源，这里有必要澄清下。

邹衡曾在《论先周文化》那篇名文中提出过一个影响很大的观点，即晚商时期关中地区以联裆鬲为代表的遗存是姬姓周人的文化，而以高领袋足鬲为代表的遗存是姜姓戎人的文化。

然而考古学家在歧山王家嘴遗址的发现却证明，在殷墟三期商文化撤出周原以后，这里占据主体地位的考古学文化不是联裆鬲类遗存（即郑家坡文化），而是袋足鬲类遗存（即碾子坡文化和刘家文化），这就对邹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高领袋足鬲。周灭商以前与周族有同盟关系的姜戎族的典型器物之一。

韩巍认为，王家嘴遗址的遗存来自泾水上游的碾子坡文化，属于姬姓周人集团，刘家墓地遗存属于关中西部的姜姓集团。这两种文化都以高领袋足鬲为主要炊器，但葬俗截然不同。两种文化在殷墟三期商文化撤出后同时进入周原。

他们在公亶父之后逐渐向关中东部扩张，征服、吸纳了使用联裆鬲的以郑家坡文化为代表的族群。由于后者的人数远远超过姬姜联盟，使得姬姜联盟在较短时间内放弃了原先使用的袋足鬲，改用了被征服者的联裆鬲。

据此，可以认为，后稷族生活于晋南，后来西迁到武功一带，与其他族群一起创立了郑家坡文化。当时周人生活在泾水一带，其与后稷没有血缘关系。当他们南下征服郑家坡文化人群后，便以其祖先后稷为自己的祖先。

可能，很多人不太认可这点。

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倘若周人是后稷的直系后裔，很难理解他们从关中平原北上跑到庆阳那么远的地方，然后又从庆阳到豳地，从豳地到麟游，从麟游到周原。

假如他们本来就居住在北方，然后一步步地南下，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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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文献，与周人同姓的白狄居于北方；姬姓的黄帝与炎帝战于北方的涿鹿，陵墓在阳周（今子长县北）。据此可以认为，周人也来自北边。

公元前2000年到前1500年，气候变得干冷起来，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的朱开沟文化区人群南下，发展成李家崖文化。

李家崖文化即鬼方文化，其统治阶层的父系单倍群主要是Q系。作为朱开沟文化人群的后裔，李家崖文化的主体人群为N系和O系，在Q系统治N系和O系的过程中，部分人不甘于被统治，于是向西南地区迁徙，他们就是先周族群。

先周族群最先活动于庆阳一带，不久之后公刘迁居豳地。根据《诗经·大雅·绵》中“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可知，八九代之后他们已是从豳地南迁到“土”地，即麟游县。公亶父时，他们“自土沮漆”，来到岐地的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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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从遗传学方面来证明上述观点。

依前文所述，公刘的单倍群很可能是N-M128-F710。

N-F710的上游为N-M128，其在甘肃省的占比为4.81%，其中在陇南占比33.33%；其在陕西占比2.4%，在内蒙占比1.98%，在山西占比1.78%。

再往前推溯，相关单倍群的人群主要分布在山西、内蒙一带。

由此可以认为，周人祖先的确来自北方，然后向西南迁移。其中的一支，即公刘族，发展壮大，建立周朝。公刘的兄弟族则主要居住在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