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启伐有扈不是攻打亲族
文/杨栋《甘誓》是夏后氏与有扈氏作战之际的誓师词，作为夏部族的重要史实，经过口耳相传，至少在周初应该已经形成定本。有扈即东夷部族的“九扈”，其地在郑州一带。当夏族从晋南进入豫西时，与有扈势力发生冲突，遂在“甘”（今洛阳西南）发生了战争。古代
文/杨栋《甘誓》是夏后氏与有扈氏作战之际的誓师词，作为夏部族的重要史实，经过口耳相传，至少在周初应该已经形成定本。有扈即东夷部族的“九扈”，其地在郑州一带。当夏族从晋南进入豫西时，与有扈势力发生冲突，遂在“甘”（今洛阳西南）发生了战争。
古代史事传闻异辞容易发生分化，所以存在禹伐有扈和启伐有扈两种传说。
《甘誓》的成书年代《尚书·甘誓》记载了夏后氏伐有扈的传说，《史记·夏本纪》说：“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有扈氏被灭以后，已经没有可以和夏部族相抗衡的部落了，这对于增强禹的权势及夏部族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论述禹伐有扈之前，不得不对记载这场战争的《甘誓》作一番探讨。
《甘誓》存在三个版本，一是保存在《尚书·虞夏书》中；一是在《墨子·明鬼》中；一是在《史记·夏本纪》中。
《史记》中的《甘誓》实际上采自《尚书》，只是使用了当时汉代通用的语词对原文进行了一些改造。
这样的话只剩下两个版本，分别代表了儒、墨两家。
关于这两个本子，顾颉刚、刘起釪认为基本定型是在西周时期，“在春秋战国的传抄中，又分化成儒、墨两家互有异同的本子”。
《甘誓》在《尚书》中属于《虞夏书》部分，20世纪初期疑古派学者对包括《甘誓》在内的《虞夏书》产生了怀疑，多认为是晚出。
钱玄同认为：“《甘誓》似非伪史，但中有‘五行’、‘三正’两词，则也被儒家改窜了。
”顾颉刚在《五德终始下的政治与历史》中说，《甘誓》是与《墨子》同时代的作品，不在战国末，就在西汉初。
童书业在《五行说起源的讨论》中认为《甘誓》是春秋末战国初时候的作品。
杨向奎则说：“《甘誓》绝不是夏代作品，但也不至于晚到西汉初，由它这种‘五行’和‘三正’的意义来定，应当是出于战国。
”陈梦家认为晋有六卿，有五正之官，又居夏墟，故多夏世之传说，所以此篇当为战国时晋人所作。
钱穆认为：“《甘誓》、《汤誓》，以文体言，亦皆与《牧誓》不同，而转与《秦誓》相似，此亦可疑也。
”当然亦有学者不赞成晚出说。
郭沫若即云：“《甘誓》一篇，文字本来极简单，而且也没有什么大道理在里面，大约总不是伪作。
”王国维《古史新证》认为《甘誓》“文字稍平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
刘起釪认为“《甘誓》的写成文字，当在殷代或殷末到西周之间”。
还有学者持阙如态度，如李民先生认为：“《甘誓》是后世史官根据流传的启的言辞记录而成的，具体成书年代不详。
”我们认为对《甘誓》的成书年代不应过于保守，禹伐有扈的传说文献多有记载，必有一定的史影，对有扈发动战争算得上是夏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样的大事被后世普遍流传是可能的，因此当文字发明以后，被记述成篇的时代不应太晚。
金景芳、吕绍纲先生即认为：“《甘誓》写定成篇的时间当在西周，材料则出于夏启时，是研究夏史的重要史料。
”《甘誓》中有“今予为恭行天之罚”，与《牧誓》“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完全相同。
《甘誓》有可能是借用《牧誓》的文句，如果此说成立，那么《甘誓》的作者当时已见到《牧誓》，《甘誓》要稍后于《牧誓》，蒋善国据此说：“（甘誓）一定是周初以后根据传说编写的，至早成于西周中季，至晚成于战国初年。
”但是其对《牧誓》的成书年代主观定为周初，而没有给予考证。
现在，我们已有了这个条件，由新出土青铜器利簋铭文“征商，隹甲子朝岁”，与《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内容相合，可证《牧誓》为周初作品。
因此，《甘誓》的蓝本亦有可能成于周初。
且周初统治者为了安抚民心，大肆渲染周灭商是顺应天道，是“恭行天之罚”（《牧誓》），是“祗承上帝”、“恭天成命”（《武成》），是“天惟丧殷”、“天命不僭”。
“恭行天罚”于此时是非常盛行的，《甘誓》的编者取“恭行天罚”亦当是受此影响。
综上，《甘誓》所记载的夏族对有扈的战争是夏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夏族后裔肯定会世代口耳相传下来，当文字发明以后，这种族群记忆便有可能转化成文本记载，最初的《甘誓》蓝本可能在周初就已出现，至迟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基本写定。
禹伐还是启伐文献中有“禹伐有扈”和“启伐有扈”两种说法。
《墨子·明鬼下》、《庄子·人间世》、《吕氏春秋·召类》、《说苑·政理》篇都说是禹伐有扈。
陈梦家指出《墨子》所据之本较早，“伐扈者为启，似先秦不如此”，主张当为禹伐。
《吕氏春秋·先己篇》、《书序》、《史记·夏本纪》、《白虎通》则说是启伐有扈，高诱在注释《淮南子》时亦云启伐。
《史记》当是采自《书序》。
顾颉刚、刘起釪倾向于启伐，说：“我们从禹的历史传说还较分歧而开始建立夏王朝者实际是启这一点来看，倾向于《史记》这一说法。
”其实，禹启都可能对有扈进行过征伐，不能根据片面的有限的文献资料而坚持认为一定是禹或一定是启。
孙诒让提出“或禹、启皆有伐有扈之事”。
钱穆先生亦言：“舜、禹、启以来，虞、夏氏族驱逐苗民以固西陲，又攻有扈以扩东土也。
”杨筠如亦说：“《左传·昭公元年》：‘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
’以是言之，疑夏世之征扈，亦如《尧典》之再窜三苗，周代之屡征徐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