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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人巴国:春秋时活跃于江汉

文/段渝一巴国,是指以姬姓巴王族为主体,并包括版图内的其他族群,在先后以陕东南和四川盆地东部及鄂西为中心,而其四至因时而异的地域范围内所建立的国家。在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代,古代文明的一些要素开始在峡江巴地出现,成为巴地古代文明的曙光。到商周

巴人巴国:春秋时活跃于江汉文/段渝一巴国,是指以姬姓巴王族为主体,并包括版图内的其他族群,在先后以陕东南和四川盆地东部及鄂西为中心,而其四至因时而异的地域范围内所建立的国家。在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代,古代文明的一些要素开始在峡江巴地出现,成为巴地古代文明的曙光。到商周时代,早期青铜文化开始在渝东长江干流地区萌芽,昭示着早期文明的起源。

东周时期,由于巴国文明的南移、进入与推动,巴地的青铜文明进入全盛时代。

历史文献上所记载的巴国,是指与西周王室同姓的姬姓巴国。

早在殷商时代,巴国已见称于世,殷墟甲骨文称为“巴方”,是商代很活跃的一个方国。

商代末年,周武王率西土之师东伐殷纣王,巴师充当前锋,勇锐无敌,歌舞以凌,致使殷人前徒倒戈,对西周王朝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所以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周武王分封宗姬于巴,成为最早受周王室分封的姬姓诸侯之一。

在西周的外服诸侯制中,巴国班列男服,对周王室有职有贡。

其职守为镇抚南国,捍卫王室,其贡献主要是农产品。

《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在春秋时期仍“班侔秦、楚,示甸、卫也”,甸即甸服,“治田入谷”之义,卫即“卫服”,“为王捍卫”之义,甸、卫于是成为巴国对周王室的职贡所系。

春秋时代,王纲解纽,诸侯逾制,巴国“虽奉王职,与秦、楚、邓为比”,但在周王室礼崩乐坏的形势下,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也急剧膨胀,图谋东岀汉东,扩张江汉,因而一度与楚结成联盟,扫荡江汉间小国。

后来盟约破裂,巴、楚反目为仇,数相攻伐,巴慑于楚之锋芒,被迫放弃汉水上游的故土,南下长江流域,转入渝东长江干流和四川盆地东部,重建统治。

巴人巴国:春秋时活跃于江汉战国时代,巴在四川盆地东部地区五易其都,先后在江州(今重庆)、垫江(今重庆合川)、平都(今重庆丰都)、阆中(今四川阆中)、枳(今重庆涪陵)建立都城。

巴国五次迁都,都同当时政治军事局势的急剧变化直接相关,每次迁都都更加远离战场。

到战国中期,随着楚国军事力量向长江上游的大力推进,巴国在渝东长江干流的版图几乎完全被楚鲸吞,巴王室只得退保阆中,而将渝东重镇枳交由巴王子据守。

尽管如此,也终究不能阻挡楚国沿江西进的凌厉攻势,更不能阻挡强秦的统一步伐。

公元前316年秦国平蜀后,移师东进,取巴之重镇江州和阆中,俘虏巴王,巴国由是灭亡。

按照巴国历史的发展,巴国疆域的历时性变迁大体上是:商周时代,据有汉中东部;春秋时代,向大巴山东缘发展;春秋末叶,举国南迁长江干流鄂西、渝东之间;春秋战国之际,渐次进入长江、嘉陵江、渠江、乌江之间的渝东地区和四川盆地东部,并兼有与鄂、湘、黔相邻之地。

巴文化的基本特点:一是大量使用巴蜀符号,多刻铸在青铜器和印章上;二是巫鬼文化异常发达,以致在四川盆地东部和鄂西尤其三峡地区形成一个颇引人注目的巫文化圈,传奇甚多,来源甚古,与众不同;三是乐舞发达,人民能歌善舞,其青铜乐器以錞于为重器;四是崇拜白虎与畏惧白虎信仰的共生和交织;五是具有丰富而源远流长的女神崇拜文化传统;六是“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等等。

巴人巴国:春秋时活跃于江汉二巴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楚国、蜀国、秦国发生过各种各样的关系。

巴、楚在西周一代均为周王朝的南土之国,两国间分布着大批百濮人的群落。

到两周之际,随着百濮人的衰落和大批远徙,巴、楚关系开始获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春秋时代,“王者之迹息而《诗》亡”。

随着大国争霸时代的来临,巴国也积极向外拓展疆域,扩张势力。

由于巴国地处汉水大巴山之间,北限诸夏,西阻蜀、秦,而东面濮人势力正衰,“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因此其领土扩张,只有向东一途。

而要渡汉水而东,就必须首先与雄踞江汉的楚国交好,打通东进之路。

《左传·桓公九年》(前703)记载:“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交好。

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邓。

”巴欲东出襄阳而请楚为中介,这已经显示出巴欲与楚交好的明显意图。

楚武王应巴国之请,欣然派使与巴使同聘于邓,也表明了楚国愿与巴国进一步合作的意向。

这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便促成了巴、楚两国政治军事联盟的产生。

从《左传·桓公九年》所记巴、楚联师伐邓之役可以看出,两国军队协同作战,以楚将为统帅,分巴师为两队,将楚之精锐横陈其间,以佯败诱敌,然后回师夹攻,大获全胜。

此役标志着巴、楚联盟的形成。

巴、楚结盟后,多次联合出兵,征伐汉水流域诸国,并有北进中原的意图。

《左传·庄公六年》(前688)巴、楚联师伐申(今河南南阳北)。

申国是周宣王分封的南方军事重镇,直接控扼着南方诸国进入中原的咽喉。

巴、楚伐申,表明了两国共同的政治意图,这也是巴、楚联盟所以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

巴、楚联合作战的最重要成果,是灭庸之役。

《左传·文公十六年》(前611),庸人率群蛮叛楚,麋人率百濮将伐楚。

危难之时,巴师、秦师驰援楚师,迫使群蛮叛庸从楚,反败为胜,从而合围灭庸。

此役,楚不但占领了庸国以西地,“群蛮率服”,而且还为后来的疆域大扩张奠定了广阔的后方。

巴国则从陕东南扩张至鄂西北,占领庸之故地,深入到大巴山东缘,并取得了庸之鱼邑(今奉节),得以染指四川盆地东部,为日后南下转入四川盆地东部造就了立足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