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晚期申吕二国为何南迁
仲爯父簋已证实南阳之申在当时被称为南申文/胡子尧 井中伟一、问题提出两周之际的申国因曾参与灭周及拥立平王等重大政治事件而备受史学界关注。但历代文献中关于申国地望所在有着不同记载，这便给学界探讨与申国相关的历史问题造成了极大困扰。少数学者认为
仲爯父簋已证实南阳之申在当时被称为南申文/胡子尧 井中伟问题提出两周之际的申国因曾参与灭周及拥立平王等重大政治事件而备受史学界关注。但历代文献中关于申国地望所在有着不同记载，这便给学界探讨与申国相关的历史问题造成了极大困扰。少数学者认为周代仅有一个申国，或认为申在南阳，或认为申在信阳。
顾铁符为了调和文献记载的矛盾，首先提出了南阳之申是西申，信阳之申是东申的二申说。
一些学者赞同此说，但在二申所指上有不同见解，何浩赞同西申在南阳、东申在信阳的观点。
宋公文、李学勤、张晓军等认为西申在西北，南申在南阳。
还有学者支持三申说，但此观点存在的分歧与二申说类似。
艾延丁认为西申为申戎，周初始封于信阳的东申在宣王时一支改封于南阳，形成三申共存的局面。
何浩又提出西周初确有二申，西北之申戎为西申，河南荥阳有北申，南阳之申为宣王时北申南迁而来。
孙重恩、徐少华、赵燕姣等均认为宣王时期迁往南阳之申其本支在西北，楚国攻破南申之后，存在将其遗民迁往信阳形成东申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在南阳地区发现的仲爯父簋已证实南阳之申在当时被称为南申，与《诗经·大雅·崧高》中周宣王徙封其舅申伯于南土的事迹可相印证。
如此，南阳之申并非西申，而所谓信阳之申又被多数学者认为年代晚于南申，则平王所奔之申似应为南申。
但古本《竹书纪年》及清华简《系年》中确有“平王奔(走)西申”的记载。
因此，西申地望之所在自然成为首先需要探讨的问题。
西申地望的考古证据清代以前的学者罕见论及西申，到了20世纪初之后始多有关注。
刘德岑、童书业均认为参与灭周及平王所奔之申为西申，石泉、晁福林等学者从之。
他们虽认可西申的存在，但并未就其具体地望多作探讨。
顾颉刚较早以《史记·秦本纪》推测申国原在陕西西部，随后蒙文通、李峰、徐少华等学者据《山海经·西山经》中有关“申山、上申之山、申首之山、申水”的记载，逐渐将西申的地望圈定在平凉、镇原所处的泾河上游地区。
《国语·周语》载“齐、许、申、吕，由大姜”，申国为姜姓无疑。
自古公亶父迁岐以来，姬姓周人与姜戎人群逐渐走向联合，结成“姬姜联盟”。
位于关中地区的刘家文化目前被认为是由姜戎人群创造和使用的。
因此，要追寻姜姓申国史迹，泾河上游地区的刘家文化因素自然成为重要切入点。
20世纪80年代，在泾河上游的崇信于家湾发掘一处商周时期墓地，其中7座墓带有头龛(图一，1)，且5座墓位紧邻，似非偶然。
雷兴山曾区分头龛与壁龛之别可能与族属有关。
换言之，头龛的有无或许暗示族属的不同。
《周礼·地官·大司徒》“族坟墓”引郑玄注“族，犹类也。
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
我们认为于家湾墓地中存在类聚现象的头龛墓主人并非姬姓周人，而应是来源于刘家文化的姜姓人群的一支。
图一头龛墓举例。
1.崇信于家湾M44；2.宝鸡高家村M4；3.赤城香山寺84CXM1关中地区先周时期诸考古学文化中，刘家文化头龛墓极具特点。
宝鸡高家村19座刘家文化墓葬中有15座头龛墓，扶风刘家墓地M49也有头龛。
胡嘉麟认为高家村墓的头龛大小随时间早晚逐渐变小，龛位由墓底渐升至略高于二层台。
于家湾头龛墓形制、龛位与高家村墓地年代最晚者相当(图一，2)，当是后者头龛葬俗的延续。
具有相同特点的头龛墓还见于崇信县以南的赤城香山寺，年代同为商末周初(图一，3)。
由此可见，至迟在商末，关中西部刘家文化姜姓人群的一支，随姬姓周人溯汧河而上进入泾河上游地区，并在崇信县境内汭河畔的于家湾建立了据点。
由于进入西周后，姬姜人群在随葬品和葬俗上逐渐趋同，以于家湾为代表的泾河上游西周早期墓中可能还有相当数量难以识别的姜姓人群。
西周中期，周人在泾河上游的势力已迅速衰退，仅在彭阳县、崇信县及灵台县有少量墓葬点分布。
除于家湾头龛墓外，灵台县西岭墓葬的发现为泾河上游地区姜姓人群的存在提供了可靠的铭文材料。
该墓所出西周中期铜簋内底有“吕姜作簋”四字铭文，可知作器人为吕国的姜姓女子。
吕在先秦典籍中通常称“甫”。
《尚书·周书·吕刑》在《礼记·表记》中便被引作《甫刑》。
《诗经·大雅·崧高》中提到“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维申及甫，维周之翰”。
《诗经·王风·扬之水》又载“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