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研究显示，匈奴女性在帝国扩张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
4月14日，《科学进展》杂志发表《匈奴帝国在帝国和地方尺度上的遗传种群结构》论文。文章称，匈奴女性在帝国边境新领土的扩张和整合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下面是对论文的编译和重新排版，值得一读。匈奴建立了第一个游牧帝国，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
4月14日，《科学进展》杂志发表《匈奴帝国在帝国和地方尺度上的遗传种群结构》论文。文章称，匈奴女性在帝国边境新领土的扩张和整合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下面是对论文的编译和重新排版，值得一读。
匈奴建立了第一个游牧帝国，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100年控制了欧亚东部草原。
最近的考古学研究确定了整个帝国的遗传多样性达到了极端水平，证实了匈奴帝国是多民族的历史记录。
然而，这种多样性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尚不清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调查了帝国西部边境的贵族和地方精英墓地。
通过分析18个个体的全基因组数据，我们发现这些群落中的遗传多样性与整个帝国相当，并且在大家庭中也观察到了高度多样性。
在地位最低的个体中，遗传异质性最高，这意味着起源不同，而地位较高的个体具有较少的遗传多样性，这表明精英地位和权力集中在匈奴人口的特定亚群中。
1匈奴帝国是欧亚大陆众多历史上有记载的草原帝国中的第一个，其形成预示着随后游牧帝国的崛起。
一千年后，蒙古帝国的势力范围从东海一直延伸到喀尔巴阡山脉（乌克兰西部边境）。
箭头所指为喀尔巴阡山脉从公元前209年左右开始，匈奴帝国以今天的蒙古领土为中心，控制了欧亚东部大草原及其周边中国北部、西伯利亚南部和中亚地区近三个世纪，直到公元一世纪末最终解体。
在鼎盛时期，匈奴深刻影响了中亚、中亚和东亚的政治经济，成为中国的主要政治对手，并建立了广泛的贸易网络，将罗马玻璃、波斯纺织品、埃及陶器、希腊白银以及中国青铜器、丝绸和漆器深深地进口到帝国的中心。
匈奴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实体，它将横跨东部大草原和西部直至阿尔泰山脉的异质游牧和定居群体纳入一个单一的权力之下。
随着匈奴从蒙古中部和东部的核心地区扩张帝国，他们征服并整合了许多邻近的民族。
他们成功地扩展到蒙古西部和贝加尔湖南部地区，同时在中国北部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匈奴不仅仅是动员骑兵部队进行征服的专家。
他们也是精明的贸易伙伴，对中亚丝绸之路王国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在匈奴晚期（约公元前50年至公元前100年）对欧亚交换网络的控制更大。
然而，对其内部社会和政治组织缺乏详细的了解。
2关于匈奴的历史叙述主要是由他们的汉族政治对手撰写的，他们一再将匈奴的政体描述为游牧精英的“简单群体”。
现在所知的关于匈奴社会政治组织的大部分信息都是从文字证据中收集的，同时在整个中亚地区也有越来越多的考古遗址，主要由墓地组成。
殡葬的记录表明，匈奴人有一种社会政治等级制度，在埋葬类型、建筑和祭祀方面，个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大多数已确定的匈奴晚期坟墓都是地表厚石环下的竖井坑。
这些引人注目的墓葬代表了匈奴社会庞大的地区和地方精英网络，而平民可能被埋在不太显眼的石堆下或没有标记的坑里。
帝国最上层的贵族统治精英被埋葬在大型方形石墓中，两侧通常是地位较低的个人的卫星墓，形成了一个殡葬建筑群。
方形坟墓和大型圆形坟墓中的精英们埋葬得很丰富，通常用装饰过的木板棺材埋葬，并配以外国奢侈品、黄金或镀金物品，以及马匹和其他贵重牲畜的祭品。
在这些精英坟墓中也经常发现代表太阳和月亮的金属圆盘和新月，这是匈奴帝国的象征。
由于其财富和在景观上的显眼外观，自古以来，许多匈奴坟墓就被洗劫一空，但坟墓形式的差异反映了明显的社会等级，方形坟墓是帝国内部的一个专属政治派别。
3先前的考古学研究试图确定构成匈奴的人群，发现整个匈奴帝国的遗传多样性水平极高。
最近，一项对来自27个匈奴遗址的60个个体的全基因组研究发现，这种多样性最初是由蒙古两个基因不同的牧民群体的统一形成的。
随后来自其他地区的更多人口涌入，他们很可能来自萨尔马提亚（靠近今天的乌克兰）和中国。
然而，尽管这一证据支持了之前的说法，即匈奴帝国很可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和多语言的实体，但到目前为止，还无法确定这种多样性，是由当地同质社区的异质拼凑组成的，还是当地社区本身在内部也是多样的。
此外，匈奴政治的许多方面仍然未知，例如谁构成了方形陵墓的帝国精英，以及他们与地位较低的个人的关系。
目前还不清楚标准圆形坟墓中的高地位方墓精英和地方精英是否来自同一部分匈奴人口，或者地方精英是否比即将到来的帝国精英更可能在基因上与之前的地方人口相似。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这里对一系列墓葬进行了详细的基因调查，这些墓葬来自塔克希廷·科特戈尔贵族精英墓地（TAK）和绍姆布津·贝尔奇尔当地精英墓地（SBB），位于帝国的西部边境，即今蒙古科布多省。
通过分析来自高地位和低地位墓葬的18个个体的全基因组数据，我们发现这两个群落都具有极高的遗传多样性，与整个匈奴帝国的遗传多样度相当。
高遗传多样性反映在单个墓葬群甚至大家族群中。
因此，我们发现，同样的社会政治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一个基因多样性帝国，并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创造了高度多样的地方社区。
在TAK和SBB，社会和政治地位也有明显的遗传模式，其中地位最低的个体（基于坟墓形式和殡葬遗骸）具有最高程度的遗传异质性。
相比之下，地位较高的个体在基因上的多样性较低，并且具有较高的欧亚东部血统。
这进一步表明了匈奴帝国中存在贵族，也即精英地位和权力集中在特定子集内。
4塔克（TAK）的贵族墓地可追溯到公元前40年至公元50年，不仅因其大型圆形的地方精英坟墓而闻名，还因其众多的方形坟墓而闻名，这些坟墓是为匈奴帝国等级中地位最高的人保留的。
在这些坟墓中，许多都是地位较低的“平民”坟墓，由简单的石堆或土坑葬组成。
这些方形坟墓和卫星坟墓共同构成了扩展的殡葬建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