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商人来自西亚
1997年，原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选取殷墟“黑河路”墓地的少量商代人骨，送给中国科学院基因研究所的基因学家王沥做DNA研究。不久之后实验完成。王沥专程赶到安阳展示实验结果。看到结果后，唐际根大为震惊：“我选送的黑河路商墓人骨，其基因检测结果
1997年，原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选取殷墟“黑河路”墓地的少量商代人骨，送给中国科学院基因研究所的基因学家王沥做DNA研究。不久之后实验完成。王沥专程赶到安阳展示实验结果。看到结果后，唐际根大为震惊：“我选送的黑河路商墓人骨，其基因检测结果接近此前日本学者所做的西亚人骨。”王沥由此推测殷墟商人可能与西亚人相关。
2000年，王沥在外国期刊《分子生物学和进化协会》发表题为《中国2500年古老人群的基因结构及其时空变化》的论文，文章认为，2500年前山东临淄古人的母系mtDNA，接近德国、葡萄牙、威尔士等欧洲人群；2000年前的临淄古人介于当代欧洲人和当代东亚人之间。
2001年，王沥在《中国科学院院刊》发表题为《古DNA：用分子生物学手段探知过去》的论文，文章称，通过对山东临淄地区古墓群中古人类群体DNA的分析与研究，“首次发现，我国2000多年前的古代人类中包含与现代人群血缘关系完全相异的群体，其遗传结构与现代西亚地区的人群更为接近。”
从那以后，网上开始流传一种观点，认为春秋时代之前，中原和山东等地的居民为白人，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才被黄种人替代。
真相到底如何？
唐际根不大相信王沥的“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推论。理由有三。
首先，当年撰写《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时，商族人种的部分是唐际根执笔总结撰写的。199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于商族的的人种，是通过“体质人类学”的手段定位在“蒙古人种东亚类型”这样一个论点上。
其次、唐际根认为当时选送的殷墟标本数量本身就少，更重要的是，当时可供比较的reference少。在当时全国夏商遗址人骨DNA数据大面积空白的情况下，“西亚”人骨数据作为几乎仅有的对比数据，显得比欧美数据更接近殷墟毫不奇怪。
最后，唐际根称自己曾有意识地收集殷墟出土的各种“商代人像”，包括人体圆雕、浮雕、半浮雕、平面图像。收集到的以图像形式表现“商人形象”的作品近30件，没有一例是“西亚人相貌”或者“高加索人相貌”。
唐际根从体质人类学、DNA参考样本和殷墟出土人像等方面对王沥的结论进行了反驳。然而，最有力的反驳，仍然要从DNA检测着手。
2003年，中科院昆明所的姚永刚在同一杂志《分子生物学和进化协会》上发表题为《重建中国进化历史：关于提取古代DNA的一个告诫》的文章。作者在第一段就直接指出，王沥等人利用mtDNA序列研究2500年古代中国古人遗传结构，称其发生了变化，观点是荒谬的。
姚永刚称，抛开古代DNA取样的真实性不谈，他们的数据也值得进一步的讨论。
姚永刚分析道，王沥基于network软件的系统发育树定义的6个辐射组有4个属于并系群。所谓并系群，是指拥有共同祖先的类型，不能用于区分下游类型。关于mtDNA，白人的U和H，东亚的B和F，大类型上都是R，如果只测到R这一层级，完全无法区分白人和中国人。道理很简单，中国的O和日本的O都是O，仅仅测到O这个层级，是无法区分中国和日本人的。
姚永刚对同一批人骨进行了分析，给出了这些山东古人的精准类型，不出所料，2500年前那一批古代人（Liach）的主要mtDNA为B4、B5，2000年前（Yixi）那一批古人主要为F（F2a），这些类型如果只测上游R类型（并系群），是无法区分欧洲人和中国人的。
2021年，付巧妹等人在《科学通报：英文版》上发表题为《距今9500~1800年前的山东地区人群母系遗传结构》的文章。文章称，在早于距今4600年的个体中，发现了在现今东亚南、北方人群中常见的单倍体群D4、D5、B4c1和B5b2。而在晚于距今4600年的个体中，开始出现单倍群C(C7a1和C7b)、M9(M9a1)和F(F1a1、F2a和F4a1)，这表明山东古代人群的母系遗传结构从龙山文化早期就开始发生变化。不管如何，古代山东从来就没有过白人常见的母系类型（如H、V、J、T、U、K等），而是大量存在和H、U有着较近亲缘关系的B、F类型。
文章还研究了山东古代人群中多个B5b2谱系个体，发现其中距今年代最久的扁扁洞个体可能与该谱系的某些东亚人群和北亚人群的祖先有关。这意味着，B5b2这一类型从9500年开始一直在山东地区存在。在现代人群中，这一类型至今仍在华北汉族、华南汉族和客家、越南、闽南人群中出现。
综上，王沥对山东古人mtDNA的归类是错误的。同理，她关于殷墟人群的母系类型划分自然也是不正确的。
那么，真实的殷墟族群的遗传特征是怎样的？
2010年，吉林大学原海兵发表博士论文《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综合研究》，对殷墟中小墓商代居民的种系做了判断。文章将中小墓分为两组，其中B组多为小型墓葬，可能为平民，人种为古中原类型；③组为中型墓葬，可能为有一定地位的贵族，人种接近古东北类型。
2018年，曾雯等人在《华夏考古》发表论文《2004年殷墟大司空遗址出土人骨线粒体DNA研究报告》，对6例2004年殷墟大司空遗址出土人骨进行线粒体DNA研究，共得到6个单倍型：D4、Z、N9a、D、D5、B5b。同时，研究报告列出了这些单倍型共享序列的分布及数量，并绘制出了示意图。
获得的单倍型归属于4个类群，分别为D、N9a、Z和B。这些单倍型类群都普遍存在于现代欧亚大陆东部，在现代汉族中，无论南方汉族还是北方汉族都不同频率地包含有这些单倍型类群。
其中单倍型类群D广泛地分布在东亚和北亚人群中，在东南亚人群中频率较低，在中亚地区有一定频率的分布，在东亚的分布频率由南向北有明显增加的趋势。
D4是D型中最有代表性的亚型，在北亚及东亚人群中都有很高的频率。
单倍型类群Z是M型下的亚型，在满-通古斯语族的人群中的分布频率最高，在蒙古人、汉族、中亚人群中也有发现。
单倍型类群B在现代人群中更多地发现于东亚地区，其频率有从南向北递减的趋势。现代人群如图瓦人、阿尔泰人和布里亚特人等在南西伯利亚有少量分布，在更北的地区尚未发现。在已发表的多个地区汉族人群中的频率普遍都很高。
单倍型类群N9a是属于N分支下的发现较晚的亚洲特异的单倍型，主要分布于各东亚人群中，同时在阿尔泰人群中也有分布，在中国主要为汉族和南方苗瑶语族的少数民族。
结合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成果，论文作者推测殷墟商代晚期居民人群构成多元。单倍型共享序列人群分布暗示殷墟中小墓居民可能作为华夏族的基底，其基因历经三千年却并未消失，而是在人群交流融合中沉淀下来并且扩散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