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两次巨变：精英文化受东方影响
文/戴向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广义龙山时代遗存可分早、中、晚连续发展的三期，其中早期年代相当于晋南庙底沟二期的中晚期到狭义龙山初期，中晚期年代约为龙山早期偏晚到龙山末期。关于早期与中晚期遗存的文化性质和命名，学界一向有不同意见。多数学者认识到陶
文/戴向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广义龙山时代遗存可分早、中、晚连续发展的三期，其中早期年代相当于晋南庙底沟二期的中晚期到狭义龙山初期，中晚期年代约为龙山早期偏晚到龙山末期。关于早期与中晚期遗存的文化性质和命名，学界一向有不同意见。多数学者认识到陶寺早期与本地庙底沟二期文化相比有显著不同，陶寺中晚期与早期相比亦变化巨大。
陶寺早期和中期发生的这两次引人注目的巨变，兼及文化与聚落，在中原及整个黄河中游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对两次变化所指向的社会形态的转变及其动因，笔者以前有过讨论。
本文就这两次巨变发生的时代背景，乃至逐步牵扯到的整个黄土地区（即广义的黄土高原）文化与社会之变，再试做进一步探讨。
一晋南（包括临汾和运城两个地区）和豫西（主要指三门峡地区）是庙底沟二期文化（以下有时会简称庙二）的主要分布区。
在已发掘并公布过材料的诸多遗址中，运城市垣曲县古城东关遗址出土此期遗存最丰富，发掘报告将这里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分为三期，为我们了解该文化提供了重要参照物。
古城东关位于黄河北岸的垣曲小盆地，黄河南岸三门峡的庙底沟遗址所出该期陶器与其基本一致，运城盆地内调查发现的众多庙二遗址也表现出与之相同的文化特征。
晋南地区发掘过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还有侯马东呈王和乔山底、河津固镇、新绛光村和孝陵等，集中在运城北部和临汾南部一线，且年代主要为庙二早期，个别或许能到中期；陶器特征与运城南部所见者大同小异，只有扁壶等极少器类为该地区特有。
到庙二中晚期，临汾地区发掘过的遗址主要有襄汾陶寺和临汾下靳，皆位于临汾盆地中部，文化面貌发生了突变，主要器物组合有很大变化。
炊器方面，庙二早期的釜形斝（或称尊形斝）、釜灶到陶寺早期仍沿用，盆形鼎已很少，新出现盆形斝；原庙二的夹砂陶缸仍沿用，但形体较小的夹砂深腹罐则少见，代之以独特的泥质鼓肩双耳（或双鋬）大口罐；陶寺早期还新出现了富有特色的折腹盆、高领折肩瓶、尊、高领壶等；其他敞口斜腹盆、盘、钵、碗、杯、豆、扁壶、小口折肩罐等器类与之前的相比变化不大（图一）。
总的看，陶寺早期陶器与此前庙二早期相比有所继承，但变化是巨大的，新出现的器物涵盖了从炊器到盛食器、水器（可能还有酒器）等功能不同的器类。
其中很多器类在居址和墓葬中都有发现，但随葬品主要出土于大中型高等级墓葬，其中有许多不见于小墓的精美的彩绘陶器，主要是新出现的罐、盆、瓶、尊、壶等，包括大墓中的彩绘“龙纹”陶盘，显然这些彩绘陶是社会上层专享的高级物品。
除了具有显性文化特征的陶器，与此前相比，陶寺早期在聚落规模、聚落结构，特别是墓葬等级方面，也呈现出非常突兀的巨大变化。
晋南庙二的聚落虽然数量很多且分布较密集，但罕见特大型聚落，一般都在五六十万平方米以下，唯新绛孝陵似乎有上百万平方米，但实际情况如何尚未经详细勘察证实。
陶寺早期聚落据称有100多万平方米，中心区的“宫城”有城壕围绕，其内面积约13万平方米。
遗址东南部发现一片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的大型墓地，在已揭露的近5000平方米范围内共发现1300余座墓葬，按墓葬规模、形制和随葬内容可分大中小三种，其中有随葬品的大中型墓皆属早期。
在包括庙底沟二期的广义龙山时代，当传统上发达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普遍趋向流行小型家族墓地的时候，晋南豫西却一直流行大型族墓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三门峡的庙底沟遗址就揭露出145座庙二时期排列较密集的单人墓葬（皆为无随葬品的小墓），实际数目应该更多一些。
这样的大墓地在陶寺早期阶段还见于芮城清凉寺和临汾下靳。
其中清凉寺揭露出189座此期墓葬，下靳墓葬总数估计在1500座以上。
可见陶寺早期的大墓地延续的是本地传统。
不过无论是清凉寺还是下靳，尽管都有一些随葬少量玉石器、陶器的等级较高的墓葬，但规格都超不过陶寺早期中型墓。
而顶级贵族大墓目前仅见于陶寺。
陶寺早期前段（庙二中晚期）大型墓葬有10余座，墓主多为男性，大部分集中分布在Ⅱ、Ⅲ发掘区的东南部，与作为配偶的次一等级的女性墓分排埋葬，那里应该是一个高等级家族的茔域。
大型墓一般长2.5~3米，宽1.4~2米，多有木棺，保存好者有生土二层台，此类墓随葬器物约在20~50件之间，包括彩绘（漆）木器、陶器（部分有彩绘）和少量玉石器、骨器，还有分解的猪骸骨或多副猪下颌骨。
男性墓主一般有随身玉钺一件，当属象征权力的权杖，女性墓则见镶嵌绿松石的骨笄等贴身饰物。
墓主头顶上方置长方形木案，案上摆放木觚，有的还有木杯和木斗，左右两侧有陶尊形斝、彩绘陶豆或高柄木豆（高足杯）、木仓形器和骨匕、彩绘折腹陶盆，有的还有陶尊、豆等，这些应包括酒器和饮食器，当属祭奠仪式中的用具。
墓主左右两侧摆放盆形斝（有的还有罐形斝、鼎等）、豆、盘、壶、尊、瓶、罐（大口罐常为一对）等陶器，石厨刀、木俎等厨事用具，其上面和周围常见一些分解的猪骨。
以上这些环绕墓主周围的主要是与炊事、饮食、存储食物等有关的器具。
个别墓在一侧放置一簇石镞，属于武器，有的还有少量石斧、锛、短柄石铲等工具，或许有的也属武器；女性墓不见武器和工具，但在墓室左下角置一专用的彩绘陶瓶。
在二层台上常见分组堆放的猪下颌，很可能是来自他者的助葬品（图二）。
总之，以上这些随葬内容展示了祭奠礼仪、宴饮的场面、供墓主死后享用的饮食和用具，以及常见的武备，凸显了墓主的财富与权力，及其社会身份与社会关系。
陶寺早期后段（龙山初期）共发现6座大型墓，除1座女性墓位于东南部，其余5座男性墓皆集中分布在Ⅱ、Ⅲ发掘区内的西北部。
与前段大墓不同的是，这几座大墓皆各据一排，旁边有作为配偶的身份较高、但葬制简单的女性墓。
这些大墓比起前段大墓规模更大，随葬品更多、也更精致和华丽，而且还新出现了像彩绘龙纹陶盘，以及鼍鼓、石磬、陶异形器（土鼓）等“礼乐器”，可以说是早期大墓的“升级版”。
总体看，陶寺早期后段这几座大墓随葬内容仍然表现的是财富与权力，只是更加突出，礼仪性更强。
从大墓仍与其他小型墓葬混合在同一片墓地中判断，此时的高级权贵尚没有成为孤家寡人的王者。
陶寺早期这些贵族大墓展示了晋南豫西这个文化小区从未有过的葬俗与葬仪，其奢华的埋葬场面在当时整个中原甚至黄河中游的考古发现中都还是仅见的。
历史上看，晋南豫西裴里岗时代遗存因发现极少而没有多少墓葬资料可说。
到仰韶早期，无论是本土的枣园文化还是受关中地区影响形成的“东庄类型”，至今也没发现大墓地，所见零星墓葬都极少有随葬品，这与关中普遍流行随葬数件陶器、工具的风俗形成鲜明对比。
到仰韶中期，随着大型中心聚落和社会等级的形成，开始出现权贵大墓，目前主要见于豫西灵宝西坡墓地。
但西坡大墓除了规模大，既无棺椁，随葬品也较简单，一般只在专设的脚坑中放置数件陶器，有的随身有二件玉钺，这些与饮食和权力或身份有关的器物显然只是供死者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的，而没有其他地区大墓那种展现财富、大规模晏饮或宗教仪式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