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是东夷的支族，说禹出自西羌是周人故意编造

夏民族起源于东方，在夷夏东西说的挤压下，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其实，我国古代文献可以足证的是，夏族本为东夷族中的一支。《国语·鲁语》：“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夏族的父系祖先可以上溯到黄帝。

《国语·晋语》谓少典生黄帝、炎帝；郭元兴先生说，少典当为少昊之讹。

少昊是东夷集团中的一个重要部族，炎、黄出自少昊，当然亦属东夷。

束世澄先生认为：“太昊、共工、炎帝、黄帝、少昊，这是东方部族所传的系统，与西方部族所传不同。

”颛顼、鲧、禹等也是与东夷族密不可分的。

《山海经·大荒东经》说颛顼曾经养育于少昊之国；《帝王世纪》说颛顼曾辅佐少昊；《史记·五帝本纪》：“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正义》引《神异经》：“东方有人焉，……皆云是鲧也”；《墨子·节葬》：“禹东教乎九夷”。

禹曾与东夷集团的涂山氏通婚；原始社会通行氏族外婚，部落内婚，禹与涂山氏应属同一部落集团。

夏是东夷的支族，说禹出自西羌是周人故意编造夏族曾与其他东夷族长期结成部落联盟。

恩格斯指出：血缘亲属关系是部落联盟的真实基础，舜、禹曾相继担任部落联盟的首领，禹并授政于皋陶、益。

舜、皋陶、益都属东夷集团；如果没有共同的血缘亲属关系作为基础，夏族怎么能与他们结成一个部落联盟呢？夏朝一代，夷夏关系是政治的中心。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

这不是种族之争，而是新旧势力之争；启之人要求建立新兴奴隶主阶级的国家政权，而益等则是没落的原始公社制度的维护者。

与益坚持同样立场的还有有扈氏，启伐之，将战，作《甘誓》。

据考扈即雇，是东夷少昊族中的一支。

《史记·夏本纪》载有扈、夏后是一姓之分化。

《左传》襄公四年载东夷一个支族的首领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这看来是合乎传统和法制的。

他的失掉人心，也并非种族上的隔阂，而是因为“不修民事”、“淫于原兽”。

可能羿族以狩猎为主业，不重视农业，因此引起了以农为主的夏族的不满。

夏是东夷的支族，说禹出自西羌是周人故意编造《竹书纪年》：后相“元年征淮夷、畎夷。

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后汉书·东夷传》：“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

自少康以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

”可以说，整个夏代，只见夷夏关系，而不见夏与羌戎之间的确实关系；把夏说成西方部族系统，这怎么可能呢？后来周人虽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自称为夏人的后继者而把夏人拉为西方部族之祖，但对夏人真正的后裔如杞人，则仍是毫不含糊地划为东夷的；《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杞，夷也”。

在实际上，杞人到周代还保持着夷族传统的习俗制度；《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来朝，用夷礼”。

从语源上说，《说文》羊部：“东夷从大；大，人也”。

“夏”亦训大，《诗·周颂·时迈》传：“夏，大也”，夷、夏可能是一语之转。

夷夏是同族，夏、楚、越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亲属关系。

古文献载楚之先出自颛顼，越之先禹之苗裔。

黄帝、颛顼、夏、楚、越崇拜共同的图腾——龙。

谭介甫先生说龙出东方；龙本是我国东方部族所崇拜的图腾。

周族原居中原西部，以《尚书》所收周代诰誓来看，他们是在周公东征，从东方民族中了解到夏的历史，并在东都洛邑建成之后，才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以夏的继承者自居的。

至于说夏禹出自西羌、匈奴先祖为夏后氏之苗裔之类，显然都比较晚出（始于《史记》）。

总的看来，夏西说的资料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比不上夏为东夷说方面的资料。

古代文献同样可以足徵的是：夏族与其他夷族一样，主要活动于我国的东部地区。

郭元兴先生在释《经法》时说：黄帝“本称伯余。

余、、徐、舒并通，地在今滕县”；“伯余兴师北伐，初期得据济南、岱岳之地，遂号为‘泰山之稽’”。

《史记·五帝本纪》：“邑于涿鹿之河”；《正义》引《舆地志》：“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

看来这个彭城不在河北，应在苏北（徐州）。

周初封黄帝之后于祝，地在今苏北赣榆县。

颛顼曾养育于少昊之国，即今山东曲阜。

颛顼之虚帝丘在今河南濮阳，接近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