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帝之死

同治帝载淳，是清王朝建立后的第八代皇帝，咸丰六年（1856）叶赫那拉氏（慈禧）所生，他是咸丰帝奕詝唯一的儿子。载淳六岁（1861年）登基称帝，十七岁（1873年）亲政，未及二年，即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病逝，时年十九岁。

关于他的死因，传闻很多，十分离奇，广为流传的是说他因行为不检，染梅毒而死。尤其一些野史小说，无中生有，添枝加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例如，影响很大的《清史演义》第七十九回写道：“同治帝一意寻花……受了*毒”，并将其死因归于“御医未识受病缘由”蕴毒深而死。

另部影响亦很大的《清宫历史演义》卷十二第九十六回也称：“穆宗（同治帝）一向在外胡闹不已，早就沾染了*毒”，并在该书《编辑大意》中讲：“本书事实，或采辑名人文集，或依据私家笔记，语有来因，事可微信，绝非凭空结撰、向壁虚造之作品所可比拟。”这样，百年来就给广大读者一个印象：同治帝确系死于梅毒，“绝非凭空结撰、向壁虚造”。

广为流传的台湾作家高阳写的长篇巨著《慈禧全传》第二部《玉座珠廉》（下）的《恶疾初起》一节中，认定“是杨梅！”。

特别是**《一代妖后》的公演，片尾说明同治皇帝本患梅毒，但在慈禧授意下，外称“天花”，还篡改档案，将御医们写的“脉案”。（即诊断记录及处方）篡改成天花病症。使得同治帝患梅毒致死之说，尽人皆知。

若说文艺作品不是历史著作，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虚构和夸张的话，那么，一些论著亦持此话，其影响非同小可。如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1989年第6期载李镇同志文章《同治究竟死于何病》。李镇祖上“数代为御医，高祖李万清是咸丰皇室太医，曾为懿嫔（那拉氏）遇喜诊脉，确定慈禧怀孕而生同治。曾祖李德立就是给同治看病的主治御医，李德立的长子、李镇的祖父“曾任光禄寺置正，在清廷供事多年”，1938年，他曾告诉李镇：“同治确是死于梅毒”，“同治梅毒溃烂后，流脓不止，奇臭难闻，曾祖父（李德立）每日必须亲自为他清洗敷药，一个多月来受到强烈恶臭刺激，从此失去了嗅觉”。至于为什么在诊治同治帝的脉案上写为“天花”，李镇解释说：“据祖父面告，曾祖父奉沼入养心殿请脉之初，已看出是梅毒之症，为了填重起见，曾约一位有名外科御医张本仁会诊，一致肯定是杨梅大疮。自忖若奏明载淳生母慈禧，她通晓医道，喜怒无常，如若一时火起，指责有辱九五之尊，必遭杀身之祸。倘若知情不报隐瞒病情，又怕责任重大，最终难免治罪，真是左右为难。经与右院判庄守和商议，认为反正是治不好的病，何况这是自古以来少见的帝王之绝症，难告于天下，不如装胡涂吧，既然宫中都说天子出水痘，就照天花来治”。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同志为澄清历史事实，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七辑中编纂公布了《同治进药簿》编者根据宫中所藏《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中御医对同治帝临死前诊断记录（即脉案）及处方进行研究，认为“从这本进药薄的名称，以及从载淳患病到去世的脉案、用药处方，都可以证明是因患天花没有治好而去世的”。

第一，从理论上讲，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梅毒则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漫性传播疾病，患天花之初都要发烧，这是患急性传染病的规律，体温增加一度，脉搏增跳十次。从同治脉案可以清楚看到，从发病第一天就脉搏加快，发高烧达7天之久：十月三十日发病第一天，他“脉息浮数而细……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第二天“脉息浮数……咽喉干痛，胸满作呕，头眩身热”；第三天因发烧而“大便四日未行”；第四天至第七天，天天皆“脉息滑数”、“脉息数大”，均为发烧导致脉搏加块症状，说明起病很急。

而患梅毒起病不急，无发烧症状，病情发展缓慢。

第二，天花发病带季节性，有严格的发病时间，一般在冬春发生，非其时不可能发生，同治帝发病在阴历十月末，死于十二月初，与天花冬季发病相符合。

而梅毒发病无明显的季节特点，一年四季均可发病。

第三，患天花开始还头痛、背痛、发冷、寒战等，皆为天花明显症状，在脉案中上述现象记录得相当详细：“十月三十日……发热头眩……身酸腿软”；“十一月初二日……腰疼胸堵”；“十一月初三日……呛咳腰疼”；“十一月初七日……腰疼腿酸，未能骤减”。皆为天花典型症状。

而梅毒发病缓慢，无明显全身症状，表面像个健康人。

第四，天花皮疹的形态，分布及转化时间有一定的规律性。在天花发病后的第一或第二日，皮肤上就可见皮疹，即斑疹，但数小时后即迅速变为丘疹，丘疹呈园形，边缘清晰。同治发病第一日，脉案记载：“皮肤发出疹形未透”；第二天为“疹形透出，挟杂瘟痘”，“头面周身疹中换杂之痘颗粒透出，系属天花二朝之喜”，“头面颈项颗粒稠密，颜色紫滞”，这里所说“瘟痘”，是指斑疹已转为丘疹。自这天御医确认同治帝患天花，在以后脉案中均记为天花。

天花皮疹光发于额部、发际、面颊、腕，逐渐延及臂、躯干而至下肢，疹多见于身体暴露部位，即呈离心型分布，这与同治帝发病第二天脉案记载相同，直到十一月初七日仍“蒙头盖面，锁项咽关”，这与天花的皮疹分布特点吻合。

天花在出疹后全身中毒症状显著减轻，脉案记：“十一月初三……颗粒渐长，紫艳稍化，胸堵烦呕俱退，大便已行，胃口渐开”；初四日“颗起长紫滞渐润，内症俱见稍减”；初五日“已有放白之势，饮食亦佳”；初六日“浆汁已行，饮食俱佳”。这些记载与天花症状极为相似。

天花出疹后二至三日，丘疹开始灌浆，成为疱疹，疱疹中央凹下呈脐形，周围有红晕。脉案中亦记载：十一月初三日疱疹颗粒“极实顶陷，攒簇紫滞”；初四日疱疹“色艳板实，顶平不凸”；初五日“顶陷渐起”，“惟形欠饱满”；初六日“浆汁已行”、“惟浆未充足，根晕未收”。上述症状说明天花疱疹顶陷为明显脐形。

天花发病的第八天至第九天，疱疹转为脓疱，脓疱形成二至三日逐渐干缩成痂，于发病的二至四周开始脱痂。同治帝脉案记载他皮疹转化始终都与天花症状一致：十一月初八日“浆渐苍老，盘晕赤色见退”；初九日“渐有收靥之势，惟收靥较迟”；直到十一月十八日“痂渐脱落，滑浊渐止”，说明天花病已基本结束。

但梅毒则没有如此明显的急性发病过程，它发的斑疹如蚕豆大小，呈园形或略带不规则形，初起淡红，二至三周后呈青色或绿色，并不是脐形，与天花疱疹有明显区别。

十一月十九日起，同治帝染上皮肤感染，这一天的脉案记载“发热头眩俱退，惟温毒乘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浸流脓水……头项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毒”，这种“痘痈”即并发的皮肤感染。二十日“痘痂渐落，发热咳嗽俱减”，天花渐愈，乃正常现象，但“腰疼重软，漫肿流汁……头项、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痛”，说明形成广泛皮肤感染的迹象；二十二日感染恶化：“溃破流汁……其余各处痘痈有已溃而毒未净者，有未溃而仍肿者”；二十三日虽然天花“痘痂俱落”，“惟腰间溃孔脓汁不减，红肿不消，臀肉左右溃孔二处流汁”；以后逐日恶化，说明他几乎没有抵抗力。

此时，又并发坏疽性口炎，俗称“走马牙疳”，此病一般发生在全身性重症疾病的末期，常于短期内因全身衰竭而死亡。从同治脉案看，他全身皮肤感染未得到有效控制，又并发了走马牙疳，导致他迅速死亡。

这种病在口腔坏死部分迅速向周围及深部发展，痛疼、恶臭。脉案记载：十一月二十九日“牙胀面肿”：三十日“面颊肿硬，牙浮口粘”；十二月初一日“面颊硬肿，牙龈黑糜口臭”；初二日“各处痘痈俱见正脓……唇腮硬肿，牙龈黑糜，舌干口臭，大便黑粘”，开始便血，死期已近；初四日“牙龈黑臭，势恐口疳穿腮，毒热内扰”，这一天，御医已确诊为走马牙疳；初五日酉刻死亡。

在社会上还有一种传说，李镇在文章中也加以重复：“据祖父面告，同治之病经曾祖父精心治疗，已有起色。十二月初四日午后，阿鲁特氏（同治皇后）来东暖阁视疾，当时载淳神志清醒……（皇后）哭诉备受母后（慈禧）刁难之苦，皇帝亦亲有感受，劝她暂且忍耐，待病好之后，总会有出头的日子。可知载淳在去世的前一天，所想的是病好之后的事，没有预感到明天就要死了。不料（在窗外偷听的）慈禧听到此处正刺所忌，竟勃然大怒，立刻推幔闯入帏内，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用力猛拖，一大撮头发连同头皮都被拉了下来，又劈面猛击一掌，顿时皇后血流满面，惨不忍睹，慈禧又叫太监传杖，棒打皇后，同治大惊，顿时昏厥，从床上跌落在地，病势加剧，从此昏迷不醒。急传先曾祖入阁请脉，但已牙关紧闭，滴药不进，于次日夜晚死去”。

此说未见档案史料记载，其事有无策，姑不作评论，仅以脉案对照，可知：自十一月二十九日同治帝患走马牙疳后，御医们已经束手无策，脉案记载“正不制毒，症势日进，温补则恐阳亢，凉攻则防气败”，左右为难；到十二月初四日（即皇后挨打这一天）同治帝“脉息弦数无力，上唇肿木，腮紫肿硬……不能作脓，时流血水……毒热内扰，减食少寐，理必耗伤气血”。这样的状态，就不可能再经“精心治疗已有起色”，“神志清醒”，还能讲话更不可能有气力“从床上跌落在地”。

总之，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同治进药簿》研究，我们认为，同治帝因患天花而死，而非梅毒。

古代帝王之死

雍正死因之谜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在圆明园生病，然在此以前他照常办公，接见一些官员，这时健康状况不会太恶劣。及至二十一日也未休息，二十二日晚病剧，召见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庄亲王允禄，礼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公、丰盛额、纳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宣布传位弘历，二十三日故世。这个对中国历史施予了一定影响、有着传奇性经历的皇帝就这样急骤地撇弃了金銮宝座和热切留恋的人世。

雍正之死，“实录”只反映他故世的迅速，而为他送终的张廷玉则有感情地提供了一点新情况。张廷玉在自撰年谱中写道：

雍正二十日就有病了，然很平常，二十二日白天还见了皇帝，夜间再奉召入见，就“惊骇欲绝”了。除了惊讶病情急速变化之外，是否还有难言之隐？这是不能排除的。

被吕四娘刺死说

雍正暴卒，官书不载原因，自易引起人的疑窦，再加上关于他为人的传说和评论，更易引人猜测，于是不得好死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其中，被吕四娘刺杀的说法较为风行。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或说是吕留良之子进士吕葆中的女儿，在吕留良案中，她携母及一仆逃出，为替父祖报仇，习武，入宫杀掉了雍正。或云她的师父是一僧人，原为雍正剑客，后不乐为其所用，离去，培养了这位女徒。据有人讲，这种说法，“都是实录”。这个传说直到今日仍有市场，1981年曾发掘雍正地宫，未打开即作罢。可是社会上传说棺材已经打开，雍正有尸身而无头，拟以考古发掘证实雍正被吕四娘所刺。其实，这个说法并没有道理。雍正处置吕家，戮尸、斩首之外，吕留良孙辈发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乾隆时，吕氏遗胤有开面铺、药铺的，有行医的，还有人成为捐纳监生，被清政府发觉，改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后住齐齐哈尔，隶水师营。吕氏后裔俱在，不过遭到严格管制，不能自由活动，当然不能替祖上报仇。至于吕四娘主仆三人的逃出是不可能的，当时办理此事的浙江总督李卫以擅长缉捕盗贼而著称，所以奉命兼管江苏盗案，若吕留良后人果有逸出，他自有能力搜捕到案。再说他曾为吕家题过匾，吕案发生后雍正没有责备他，他必心怀畏惧地下死劲处理有关人员，怎肯容主犯子孙逃脱！

被宫女、太监缢死说

这种传说，亦有它的渊源。另有一种传说，谓雍正九年，宫女与太监吴守义、霍成伺雍正睡熟，以绳缢之，气将绝，用太医张某之药而愈。这是子虚乌有的事。在明朝倒发生过类似的事。明世宗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被宫婢杨金英等缢而未死，用太医许绅之药而康复。雍正和嘉靖都庙号“世宗”，民间传说，把明世宗事安到清世宗身上，也是难免的。雍正被吕四娘之刺说，可能由此衍化而来。再说他的孙子嘉庆倒真被人谋刺过。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从圆明园返回大内，进神武门，至顺贞门，突有旗人陈德向他行刺，未及近前，已被拿获。这个发生在宫禁的行刺案件，也可能成为后人附会刺客杀害雍正的版本。

还有雍正遇刺于湖南卢氏妇人的说法。谓卢某谋逆被处死，其妇工剑术，为夫报仇，进入畅春园，刺杀雍正，然后自刎。这是小说家言。说湘人被害，大约是出过曾静案的缘故。把圆明园误为畅春园，可见传闻的不确实了。

丹药中毒之死说

另有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猜测。

雍正早就对道家的药石感到兴趣，他推崇紫阳真人，为之重建道院，特别赞赏的是真人“发明金丹之要”。表明他对道家丹药的强烈兴趣。他平时爱吃丹药既济丹，四年（1726年），赐鄂尔泰服食，受赐者服用一个月后奏报“大有功效”，雍正告诉他：“此方实佳，若于此药相对，朕又添一重宽念矣。仍于秋石兼用作引，不尤当乎？”要他将儒医与道医之药并用不悖。雍正还把既济丹赐给田文镜，说自己正在服用它，没有间断。常服并非治疗某种疾病，专用作弥补元气。人们服丹药，总有所顾忌，怕与身体不投，所以雍正要田文镜放心：“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异，放胆服之，莫稍怀疑，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表明他研究丹药药性。

雍正在宫中养着道士，原是为着治病，有的是用药石，有的用其他手段，如贾士芳则是念咒，行按摩术。娄近垣，为雍正设醮祷祈除祟，此人“颇不喜言炼气修真之法”，不是炼药石的。他很得雍正的青睐，封为妙应真人。雍正密令督抚推荐懂医药的道家，就是要“修炼养生之人”。为雍正炼丹的是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他们“为炼火之说”，在圆明园内修炼。雍正和道士接近，极其希望道士给他治病、健身，对道家的丹药持欣赏态度，这些情况说明他有可能食丹药中毒而死。

雍正死的第三天，新君乾隆下令驱逐道士张太虚，这是与雍正之死是否有关的耐人寻味的事情。乾隆上谕：

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与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联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伊等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久为皇考之所洞鉴，兹从宽驱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恕。

雍正事出仓皇，乾隆继位，百务待理，竟把驱逐道士当作要务，实令人费解。如果纯粹出于厌恶道士，本可从容解退，如若仅此之由，必令臣下认为他即位首先挑剔乃父毛病，这对其统治不利，他不会这么干。然则或有大故，有可能是乃父食道士丹药致死，给雍正造成不得善终的恶名，因恨而逐之。此种大恨本可致王定乾等于死命，但若热丧期间杀人，倒使事态滋大，引人议论，反为不美，故逐出而严加管束。

要想把这个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需要弄清道家的长生不老术在历史上的变化，何以到明清时期还有人相信？这时道家药石有何特点？雍正服食丹药的可能性？这些问题笔者尚无专门研究，这里只是把问题提出来。

关于雍正的死因，有三种可能，一如官书所载，因病而亡，但它对暴死的异状未作解释，令人疑窦丛生。郑天挺师认为雍正“是中风死去的”，可惜没有说明，但是值得重视的说法。二为剑客所刺，此无稽之谈，经不起辩驳。三是死于丹药中毒，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究属推论，未可成为定谳。

安葬泰陵

雍正子夜死，乾隆、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连夜将他的遗体送回大内，安放于乾清宫，上午八九点时入殓。因死的急骤，缺乏料理后事准备，当遗体送回大内时，侍从诸大臣，如张廷玉、鄂尔泰只能乘官厩中劣马，或云驮煤的骡子，又要赶路，张廷玉几乎从马上跌下来，鄂尔泰弄得肛门开裂，鲜血直流。到大内后，张廷玉一昼夜水都未喝一口，当夜只睡了一个时辰，鄂尔泰在禁中忙了七昼夜，始行回家。经过诸人的竭力安排，雍正丧事一切如礼进行。二十七日发表遗诏，九月十一日梓宫安放雍和宫，十一月十二日，乾隆为其父上谥号，曰“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乾隆元年二月定雍正山陵名“泰陵”，二年三月初二日安葬雍正于易州泰陵地宫，初五日以其神主升礻付太庙。

雍正和其他帝王一样，继位不久就张罗异日的陵寝。因为顺治、康熙陵都在遵化，选择陵址，很自然地就在遵化进行。但一施工，发现土质不好，于是弃而不用，别寻他处。命福建总督高其倬与允祥勘察，两人相中了易县泰宁山太平峪地方，雍正对这里很满意，认为“山脉水法，条理分明，洵为上吉之址。”但这里远离父祖陵寝，与建陵一地之理不合。不过雍正主意打定，就让臣下给他找合理的根据。果然，大学士等奏称，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帝、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分别在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分散在三原、醴泉、乾县、蒲城等地，据此，在易州设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与易州都是畿辅之地，离京城不远，完全可以建陵。这样，雍正算是通过了舆论，决定在易州建造陵寝。

在选址的时候，雍正就积极准备工程用料。他认为自己的陵墓，只要办好，花钱在所不计。

八年（1730年）开始建陵工程，至乾隆二年（1737年）竣工。泰陵包括一组建筑，有矗立“圣德神功碑”的大碑亭，享堂，隆恩殿，方城，明楼和地宫，此外还有一群石像生。泰陵雄伟壮丽，是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昔日之森严禁区，今日为游览胜地，这自然违背了雍正的意愿，但却使更多的人知道了他。

———摘自《雍正传》冯尔康著

人民出版社

1、明朝后主崇祯皇帝的死一直争议很大，野史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在大军就要打进北京城是，崇祯皇帝出宫是遇到了一个算卦的先生，请求先生帮他算一卦。先生让他出个字，崇祯出了“友”算卦先生就说：“啊，糟糕了啊，你前几段时间刚经历了大难，而现在又大难当头了。”崇祯边上的太监说：“我们公子说的是‘有’不是‘友’。”这时，算卦先生又说：“大势不好了，大明已经去了一半了（有字分别为“大”的一半和“明”的一半组成）。”崇祯又说：“我说的是‘酉’（读作YOU）不是‘有’”算卦的大惊失色：“公子，您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尊贵人，而‘酉’字正是尊贵的‘尊’掐头去尾啊，您快逃命吧！”正是当天，侵略军进城，崇祯被迫掉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2、 根据记载商朝后主商纣王，在“周军”进宫殿时，将万千珠宝锦罗全部裹在了自己的身上，叫人一把大火将其点燃，自尽。

3、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皇帝在中年便将皇帝之位传给了康熙，根据正史记载，顺治是生病而死。但一般大家所说的是两种野史的版本。第一种说：顺治崇尚佛教，没有霸主的魄力，便在中年时就皈依佛门，放帝位，隐居山寺，直至圆寂。第二种说法：顺治喜欢上了一个姑娘，但这个姑娘是个八字不吉，身怀不祥之兆的姑娘。顺治作为皇帝，不能与她在一起。顺治便为了这个姑娘放弃了帝位，与她深居山林，相守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