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之战过程详解

齐桓公称霸

公元前685年，齐襄公死，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治齐，使齐国的社会、经济更有飞速的发展。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或称敬仲，齐颖上人，桓公称他为仲父。其先与召忽辅佐公子纠，纠败，召忽死，而管仲由其好友鲍叔推荐给齐桓公为相，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

面临着齐襄公遗留下来的残局，管仲在内政上首先提出了“叁其国而伍其鄙”（《国语·齐语》），即“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五分其鄙以为五属”（《国语·齐语》韦昭注）的制度。其内容为“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十五个士乡又分为三部分，这叫“参其国”；把原来的“鄙”划分为五个属，叫做“伍其鄙”；“乡”和“属”的下面又各有四个等级，都分别设官治理，使其“定民之居”和“成民之事”（《国语·齐语》）。所谓“定民之居”就是使公社农民都有自己的固定居住地区，不能随便迁徙流动。所谓“成民之事”，就是士、农、工、商“四民者勿使杂处”，“使（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因为这样才能使公社农民各有所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数，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才能使他们的子孙“恒为士“、“恒为工”、“恒为商“、“恒为农”。管仲就这样发挥了他的“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以上均见《国语·齐语》）的原则，纠正了由于社会变动而带来的四民流动杂处，重新固定生产活动以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公社继续成为一种基层组织，加强对公社农民的控制。

在这个基础上，管仲又采取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措施，即把十五个士乡内每五个士乡为一帅，有一万人，由齐君率五乡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同时，把“轨”、“里”、“连“、“乡”的政治组织形式和“伍”、“小戎”、“卒”、“旅”的军事组织形式统一起来，加强了国家对常备军的控制。在这种军政合一的形式内，“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处在一起，公社的活力仍然继续着，即“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因为利害福祸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在这样的组织情形下，“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管仲利用公社残留的血缘宗族关系的力量，实现建设一支能“方行于天下”、“莫之能御”（以上均见《国语·齐语》）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的争霸战争做了准备。

管仲在政治上也要齐桓公“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所谓“修旧法”，是整饰旧制度的意思，“业”，韦昭注云：“犹创也”，颇是，指注入符合新时代的新内容。这样，管仲就为自己能够在较大辐度内突破旧制度的束缚，向法治方向跨出可喜的第一步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他要“慎用其六柄”（《国语·齐语》），六柄就是“生、杀、贫、富、贵、贱”（《国语·齐语》韦昭注）。“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当然就不是一味的接受，而是有选择的。所以他“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柄”，是后代法家的很重要的集权观念。“六柄”，约而言之，就是赏罚“二柄”，即生、富、贵是赏；杀、贫、贱是罚，《韩非子》中就有《二柄篇》。“六柄”的加强，也就是君权的强化，开始了国君集权的序幕。管仲如何择旧法而慎用六柄，《史记》、《国语·齐语》没有记载，但姜齐曾转述管仲之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见怀思威，民之中也”，并且说是“大夫管仲之所以纪纲齐国，稗辅先君，而成霸法”（《国语·晋语四》）。由此可见，管仲虽尚不可能制定或公布“峻法”，但能使民“畏威如疾”，当是管仲“严刑”的结果。如果承认“严刑”自管仲起，所谓“法家”也当自管仲见其端倪。

管仲还规定，国中有“慈孝于父母，聪慧（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国语·齐语》），由乡长推荐，试用为官。试用称职的，正式委任为吏。任官称职的，要经过君主当面审核，才能令他协助上卿治理政事。这就是“乡长所进，官长所选，公所訾相”（《国语·齐语》韦昭注）的选拔人才的三选制。这种三选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的世卿世禄制，为下层士民进入仕途开创了条件。

在经济方面，当时的井田制度虽然没有解体，还实行着“井田畴均”的生产方式，但已采取了“相地而衰征”（均见《国语·齐语》）的政策，即按土地多少、土质好坏而征收赋税。这是促使生产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对于工商业，管仲在“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的同时，还规定“泽立三虞，山立三衡”（《齐语》），把全国的山林河泽统一管理起来，这样就几乎把所有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他还主张“轻重鱼盐之利，以瞻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檄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轻重鱼盐之利”和“徼山海之业”是否就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现在虽无可征信的材料，但从《管子》书中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耳”的“山海”就是铁和盐看来（《管子·海王》），当时可能已经有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此外，他又设轻重九府，采取铸造货币、调剂物价、免除关市之征等措施，使齐国积蓄了雄厚的经济力量，具备了争霸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春秋初年，各国的对外政治，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关系：一是华夏对夷狄，二是诸侯对周天子，三是诸侯对诸侯。齐桓公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后，便积极开展对外活动。他首先拉拢宋、鲁两国，接着把郑国也争取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时，戎狄势力很盛，对华夏族的一些小国有极大的威胁。鲁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狄伐邢（今河北邢台），前660年，狄又破卫（今河南淇县），卫人连夜弃城而逃，逃过黄河的只剩七百三十人。桓公把他们和共邑（今河南辉县）、滕邑的人集中在卫国曹邑（今河南滑县西南），总共只有五千人。齐于是出兵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这就是《左传》闵公二年所说的“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在狄人伐邢的战争爆发时，管仲极力谏言，明辩华夷，促齐出兵相救，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左传》闵公元年）。在古代，各族之间的斗争是一种存亡的大事，而当时华夏族内的利害冲突，减弱了其对戎狄的抵抗力量。面对这种危机，管仲提出了“同恶相恤”和“诸夏亲昵“的号召，使齐国联合了华夏各国，击退了戎狄的进攻，把一些小国从戎狄的蹂躏下拯救出来，从而提高了齐国在中原的威信。

南方的楚国，从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她的文化以湖北江汉平原为中心，北到河南南部，东到安徽中部，南达湖南的资兴、郴县一带。其国都初在丹阳（今河南淅川县），1978年到1979年在淅川县丹水下寺发现了一批春秋中期的楚国贵族墓葬。在下寺东北不远处有一座长九百米、宽四百米的古城龙城，可能就是楚国的初期都城丹阳。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迁都到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其古城遗址比丹阳龙城规模宏大，东西长九里，南北宽七里，面积达四十八平方里。楚在周初，本己不弱，休养生息近四百年，积蓄了雄厚的力量。楚国西部的群蛮、百濮、卢戎都被她征服，淮水流域的舒（在今安徽舒城）、六（在今安徽六安）、寥（在今安徽霍邱）和舒鸠、舒庸等也都先后为楚所灭。比较强大的徐（在今安徽泗县）也服属了楚。周朝封于汉水以北的“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以，周平王东迁后就于申、吕、许布防，以阻楚国北侵。但是，楚文王时，楚灭了申、息、邓诸国，攻入曹国，伐黄和郑，其势力逐渐向黄河流域扩展。这时，由于齐国开始强大，所以一向臣属于楚的江、黄等小国转向于齐。楚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连年伐郑，以此对齐施加压力。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朱、陈、卫、许、曹、鲁等国军队攻伐追随于楚国的蔡国，蔡溃败，齐于是伐楚。当时楚也很强，而且不肯向齐示弱。最后，双方结盟于召陵（今河南邱城）。齐国这次虽然未能把楚国压服，但是还是暂时挡住了楚国北进的势头。

齐桓公在召陵与楚结盟后，事实上楚国承认了齐在中原的霸主地位。齐桓公安定了周王室后，为了巩固这一胜利，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在葵丘（在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召集鲁、宋、卫、郑、曹等国开会，周襄王也派周公宰孔参加，赏赐祭肉给桓公，并且附带一个命令说：“以尔自卑劳，实谓尔伯舅无下拜，”而管仲却跟着说：“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均见《国语·齐语》）。君之为君，臣之为臣，就是据礼而有的，如果齐桓公不尊守礼的规定，使天子不尊，诸侯也就可以效尤，也不尊守礼，那么桓公的地位也就难保了。无怪桓公闻管仲之言而惧，结果还是下拜接受祭肉。桓公尊王，诸侯也得尊王，因此桓公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国语·齐语》说：“诸侯称顺”。通过这次盟会，齐桓公遂成为中原霸主。霸者，亦作伯，《一切经音义》卷二引贾逵曰：“霸，把也，言把持诸侯之权也。”

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之际，霸者之出，则是一件大事。但是，霸者的本义却不仅止于抵抗北方戎狄和南方的楚国。齐桓公霸政的根本精神，主要在于维护过去的邦国制度，也即为了防止诸侯国内部矛盾和危机的发生。鲁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阳谷之会时，《公羊传》僖公三年记载桓公之言曰：“无障谷，无贮粟，无易树子（《谷梁传》僖公九年传，范注云：“树子，嫡子。”），无以妾为妻”，障谷或以邻国为壑，或断邻国的水源，贮粟，则不通有无最易危害邦国的安全和存亡。那时国小，一水可能流过数国，上游国家障谷，下游国家便要断绝水源；反之，上游国家便要积水，都足以影响生产。《战国策·东周》的“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便是障谷的具体说明。由于国小，一有饥荒则非求助于邻国不可，邻国不救，便会有举国无炊的危险。齐桓公为了维系邦国的存在，所以首先提到“无障谷，无贮粟”，因为这是关系到民生的基本要政。至于废嫡立妾都与西周邦国礼法不合，这是内乱的重要因素，因而不得不加以禁止。所以六年后的葵丘之会，桓公“壹明天子之禁”时，又重复“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均见《谷梁传》僖公九年）。三百年后，孟子述“五霸，桓公为盛”（《孟子·告子下》）时，条举葵丘之盟的五项命令，与《公羊》、《谷梁》皆合，这才是齐桓霸政精神之所在。所以，桓公身死，齐侵鲁，鲁使展喜犒师，答以不恐之故也说：“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桓公纠合诸侯是要继承和发挥诸侯子孙“世世无相害”的传统。只是周成王的盟誓，由于东周以后天子衰弱，这个禁令也只有由诸侯来“壹明”了。《左传》襄公十一年范宣子主盟时所说的：“载书曰：

凡我同盟，毋蕴年，毋雍利，毋保奸，毋留慝”，大概也是继承了霸政精神，承袭齐桓而来。

管仲相桓公后，以其本身的才智，应当时的客观条件，以“尊王攘夷”的口号，把黄河中游的诸侯国联合起来，北御戎狄，南制强楚，扭转了“南夷”、“北狄”交伐中原的危机形势，保卫了比较进步的中原文化。所以，孔子曾赞扬管仲的功绩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在矣”（《论语·宪问》）。管仲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社会现实，“慎用其六柄”和“畏威如疾”，开始了国君的集权和权威的提高以及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对当时齐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在春秋以后的历史中也有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所采取的“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的原则，使他政治上的保守性强，经济上的改革精神多，因而管仲的改革具有二重性。管仲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其法家之倾向虽受时代的限制，但不失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位有作为、有见识的政治家。

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是我国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原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居于劣势的晋国，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客观形势，恰当地选择了战场，采取政治外交联盟，造成对楚优势，掌握主动权，处于有理、有利的战略地位。然后，避楚锋芒，退避三合，诱敌深入，合兵突击，取得决战胜利。此战的“退避三舍”方针，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发展。

城濮之战，是我国春秋时代晋、楚争夺中原霸主地位的一次带有决定意义的大规模战役。楚国通过侵略扩张，基本上征服了中原地区的各个弱小国家，中原除了晋、齐、秦三大国外，实际已成了楚国的势力范围。正在楚国分派重兵防守商密阻止秦国南下楚地，又派重兵驻守谷邑虎视齐国之时，宋国却背叛了楚国，倒向晋国，既给欲图霸业的楚国当头一捧，又鼓励了晋文公赶走楚国、图霸中原的抱负。这样，城濮之战就成为牵动北方的晋、东方的齐、西方的秦对南方的楚和中原各国的一次多国大战。

楚成王由于宋国背叛，便发兵攻打宋国，攻占了缗邑，一直打到睢阳、四面用土筑起长长的围墙，想等宋军疲乏饥饿不堪，被迫投降。忽然听说卫国派来使臣告急求救。原来晋不出兵援宋，采取从卫国借道去攻打曹国的战略，遭到卫国拒绝，晋军于是改道渡黄河东进，袭占了卫国重镇五鹿(今河南濮阳市南)、留军驻守、大军继续东进，集中于敛盂这个卫、齐、曹、鲁四国边界战略要地，晋军很快占领此地，严重威胁着卫国首都楚邱(今河南滑县)的安全。

晋派使臣到齐国修复与齐的友好关系。这时卫成公表示屈服，愿意与晋议和，但被晋拒绝。卫国便派人向楚国告急求援，遭到本国人反对，把卫成公赶跑了，此时晋文公和齐昭王订立友好同盟，更加壮大了晋军的声威。鲁僖公见晋军兵力强大、齐晋又在自己国境边上联盟，形势很不利，他既想缓和与齐、晋的矛盾，又不敢得罪楚国，于是鲁国先派兵杀了担任戍守卫国的楚大夫公子贾以讨好晋国，同时又通知楚成王说公子贾不能完成守护卫国的任务，擅自撤退，替楚国杀了他，以讨好楚方，鲁国看来是对晋不构成威胁的了。晋军于是从敛盂进攻曹国都城陶丘(山东定陶县西南)，经过一个多月战斗，晋军战死很多，但曹军也因势孤力单，都城失陷，曹共公被俘。

楚成王听说卫国被困，不能不去救援，就分派出申、息二镇的军队，留下元帅成得臣和斗越椒、斗勃、宛春等一班将领，和各路诸侯继续围宋。亲自统帅芳吕臣、斗宜申等，率中军前去救卫。四路诸侯也担心本国遭到晋国进攻，各各都告辞回国，只留下他们的将领仍带兵跟着。陈国将领是辕选，蔡国将领是公子印，郑国将领是石癸，许国将领是百畴，都听楚帅成得臣调遣。

晋军进攻卫、曹，原来是计划引诱楚军解宋围，北上和晋决战，然而楚继续围攻宋国。宋国再次告急，如果晋文公置之不救，不但不能报答宋襄公过去对自己的恩惠，而且失去宋国将对全局形势不利。然而直接发兵救宋战楚，又违背了引楚军于曹魏之野决战的战略。而联合齐秦还未成功，战胜楚国的把握不大，元帅邵谷又在此时死于军中，更使晋文公难下救宋战楚的决心。这时，新任元帅先轸提出对楚战略的良策：一是让宋国重礼赂贿齐、秦，使他们干预宋楚战争，调解一下；二是将曹国、卫国的土地赐给宋国，弥补宋国的损失，激励宋国军民斗志，继续坚守待援。曹、卫是楚国的势力范围，楚国是决不会允许齐、秦插手的，这样，会惹恼了齐、秦，再加上宋给齐、秦送了厚礼，必然会对宋国友好，从而促使齐、秦与晋结成反楚军事联盟，使楚国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先轸分析的那样。

楚成王亲率中军行至半途，听说晋军已移兵攻曹，正商量着救曹国，不久，又有探报说：“晋军已经攻破曹国，俘虏曹国国君。”这使楚成王大惊失色，晋军侵曹伐卫进展迅速，卫降曹破，中原形势突变，楚国失去救援的战机，再继续下去，势必与晋军发生直接冲突。楚国本来不想和晋军直接交战，没有作准备，又听说强秦出兵援晋的消息。楚成王顾虑到秦国从背侧攻击楚国，将不堪设想，决定立即停止进攻，进行战略退却，以待有利时机，再图对晋作战。于是全军转移撤退，把侵占齐国的土地交还给齐国，和齐议和，命成得臣统帅的楚军和各路诸侯取消围攻，各自回国。又特别派人告诫成得臣，不要刚愎自用，不要进逼晋军，敌我力量相当，明知不能取胜，就应知难而退。然而成得臣拒绝执行撤军命令，尽管各路诸侯的将士返回本国，只剩自己很少的—点人马，他仍想攻下宋国，并请派兵给他，必要时和晋军决一死战。成王对成得臣不执行命令表示不满，同时又存在侥幸取胜心理。因而既没有再坚持让成得臣撤兵，也没有按照成得臣请求的人数派援兵，只派出近千人的贵族兵给他。

成得臣于是派宛春到晋营中说：“请复卫侯而封曹，我们楚军也会解宋之围。”狐偃训斥他无礼，先轸看出了子玉的阴谋、对晋文公说：“如果我们不答应楚军的这个要求，必然会将三国都得罪，而楚军又获得美名。不如我们私下里允许曹和卫国复国以离间他们和楚的关系，同时把楚方的宛春扣压起来，以激怒楚国，采取既战而后图之的策略。”先轸的意见得到采纳。曹、卫复国，立即和楚断绝了关系；成得臣果然被激怒，撤出围攻宋都的军队后，集结兵力转向曹国境内，准备直接向晋军进攻。

楚军撤出围宋部队，正符合晋方救援宋的战略目的，在楚军全力进攻下，晋军退避三舍，以实践晋文公当年对楚订下的诺言：如果两国交战，晋军先退让三舍。晋军以此达到了取信于诸侯的目的。实践文公在楚避难时的诺言，激励晋军和联军的士气，楚再逼进，只有被迫交战了；而且避开楚军锋锐，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形决战；还可以接近本土，缩短补给路线，可谓一退得先机，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

战争一触即发，晋方有晋、齐、秦三大国和宋兵，楚方有楚、陈、蔡、郑、许五国军队，双方在城濮摆开阵势。

楚军到达城濮后占据有利地形，派斗勃送战书挑战，极度轻视晋军说：“请和晋君的战士们戏耍，请晋君一旁坐车观赏，我成得臣陪同。”显示出楚军狂傲轻敌的态度。晋方答复说：晋军己退避躲让，既然楚不停战，那只好明天战场上相见了。

公元前632年4月4日晨，楚军元帅成得臣发出“今日必无晋”的号令，命令左右两军分别向晋军进攻。晋下军将领栾枝利用战场上沙尘扑面的条件，作为蒙蔽敌人掩盖自己虚实的沙幕。胥臣把马身上蒙上虎皮以壮大声威。楚右军进攻，由秦军应战，秦军稍事抵抗就立即撤退，栾枝将树枝拖在兵车后飞奔，尘沙飞扬，使楚军看不清晋军后方虚实，加之陈、蔡军队逞强，紧迫秦军，晋军副帅胥臣指挥的大队兵车于战鼓声中突然杀出，马身上都蒙着虎皮，吓得陈、蔡军队战车的马惊慌回窜，阵容混乱．反而冲乱了楚军斗勃指挥的右军。晋、秦两军乘机猛攻猛打，击杀了蔡将公子印，斗勃也中箭而逃。楚军右翼死伤很多、进攻完全失败，把中军侧面暴露在晋军面前。栾枝驾车拖着树枝向北奔驰，掀起遮天沙尘。楚帅成得臣和将领斗宜申都以为晋军真败，力命左军攻击，晋方上军应战．随即后撤。楚军向举大旗的晋军指挥车追击前进。先轸发现上军后退出现了危机，立即改变部署：让祁瞒虚举帅旗，坚守中军阵地，中军主力，向右旋回，攻楚左军侧冀。晋中军主力突然侧翼攻出，把楚左军冲成南北两部分。晋上军立即停止退却，反身参战。中军、上军互相呼应，协同作战，经过一番激战，郑、许两国军队首先溃败，楚军支撑不住，陷于重围。斗宜申率部突围，又遭堵击，楚左军已陷入全军覆灭之境。楚军在左右两军发起进攻后，中军紧接着向晋中军进攻。晋将祁瞒惊慌失措，掌不稳帅旗，几乎波及全军阵势。司马赵衰立即斩杀了祁瞒，命大夫茅筏举旗，才稳住阵脚。击破楚右军的晋中军回师援助，此时楚的左、右军失败，中军两翼暴露。晋方的上军、下军战斗胜利后，也分别参加了主力会战，对楚军形成合围。成得臣见大势已去，在晋军尚未形成合围前，出兵撤退，脱出包围圈，晋军获得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成得臣未返回楚国，途中受到楚王训责，羞愤自杀，楚方联盟解散，而晋文公因此战役而成为春秋一霸。

吴越争霸（江南争霸）

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44年)，吴侵越时所获战俘剌死吴王余祭。周敬王十年(前510年)，吴大举攻楚前，为解除后顾之忧，又曾攻越，占领檇李(今浙江嘉兴南。十五年，吴军主力在楚都郢时，越乘机侵入吴境，双方矛盾日趋激化。吴欲争霸中原，必先征服越国，以解除其后方威胁；越欲北进中原，更必先服吴才有可能，因而引起延续二十余年的吴越战争。吴、越地处江南水乡，“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越绝书·记地传》)，双方多为水上作战。此时作为水军的“舟师”已成为新的兵种，能独立完成战略、战役任务。吴、越水军有楼船(指挥船)、大翼、中翼、小翼三种主要战舰船及突冒(船首装有冲角)、桥船(轻快战船)等战船。主要战船大翼船长20米，宽2．7米，载乘“战士二十六人，棹(手)五十人，舳舻(手)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各)四人，吏、仆、射长各一人”，连同船长“凡九十一人”(《太平御览》卷315引《伍子胥水战兵法》)。水战基本方式是先用弩射，再进行接舷战斗，最后登船格斗，有时亦用突冒撞击敌船。

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率军攻越，双方主力战于檇李。越以死罪刑徒阵前自刎，乘吴军注意力分散之机发动猛攻，大败吴军。阖闾负伤身死，夫差继位为王。二十六年，越以水军攻吴，战于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山)。越军战败，主力被歼。吴军乘胜追击，占领越都会稽(今浙江绍兴)。越王勾践率余部5000人被围于会稽山上。勾践请降，吴大臣伍员建议勿许，认为“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夫差因急于北上中原争霸，未采纳伍子胥建议，以越王质吴为条件，许降撤兵(参见《夫椒之战》条)。勾践夫妇为吴王“驾车养马”，执役三年，赢得夫差信任，获释回国。勾践为兴越灭吴，“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其在谋臣文种、范蠡辅佐下，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战略：在内政上实行发展生产、奖励生育及尊重人才等政策，以安定民生，充裕兵源，收揽人心，巩固团结，从而增强综合国力；在军事上，实行精兵政策，加强训练，严格纪律，以提高战斗力。当时弩已用于作战。战车、战船均“顿于兵弩”，战斗胜败关键又取决于最后之冲锋。勾践聘请精于弓弩射法的陈音教授用弩技术，包括瞄准、连续发射及掌握弩力与箭重最佳比例(拉力一石，箭重一两)等方法，使“军士皆能用弓弩之巧”，聘请善于“剑戟之术”的越女教授“手战”格斗技术，使军士“一人当百，百人当万”。越地民风是“悦兵敢死”，惯于各自为战。为此，勾践反对“匹夫之勇”，强调纪律性，要求作战单位在统一号令下统一战斗行动，以发挥整体作战能力。规定服从指挥者有赏，违犯者“身斩，妻子鬻”。在外交上，针对“吴王兵加于齐晋，而怨结于楚”的情况，采用“亲于齐，深结于晋，阴固于楚，而厚事于吴”的方针(《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厚事于吴，即效法周文王对商纣王“文伐”之谋略，以非战争手段瓦解、削弱敌人。主要措施有，佯示忠诚，使吴王放松对越戒备，放手北上中原争霸，纵其所欲，助长吴王爱好宫室、女色之欲望，使其大兴土木，耗费国力；并行贿用间，扩大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破坏其团结。施行十年，使得越“荒无遗土，百姓亲附”，国力复兴。越军亦成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人有致死之心”的精锐部队。

吴王夫差在征服越国后，即积极作北进准备。伍员再次建议“定越而后图齐”，认为越是“腹心之病”，而“齐鲁诸侯不过疥癣”之疾。吴王仍未采纳。三十一年(前489年)，吴先攻陈(今河南淮阳)．以解除其北进时来自侧翼的威胁。三十三年，吴攻鲁，打开进军中原的大门。吴为建立北进战略基地及打通北进军事运输交通线，于三十四年在长江北岸营建了规模宏大的邗城(今江苏扬州)，开凿了由今扬州经射阳湖至淮安之邗沟，沟通江、淮水域，并进而与泗、沂、济水联结。三十五年，吴率鲁、邾、郯等国联军由陆上攻齐；派大夫徐承率水军由长江入海，向山东半岛迂回，攻齐侧后。吴水军海上作战失利，陆上联军遂退回(参见吴鲁邾郯攻齐之战)。三十六年，吴再次攻齐，在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全歼齐军精锐(参见艾陵之战)。三十八年(前482年)，夫差率吴军主力进至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及中原诸侯会盟，“欲霸中国”。此时吴之霸业达于顶点。

当吴王夫差在黄池与晋定公争作盟主时，越王勾践分兵两路攻吴。一部兵力自海入淮，断吴主力回援之路，掩护主力作战；其自率主力直趋吴都，在郊区泓水歼灭迎战之吴军，并乘势攻入吴都。夫差南归，恐因国都失守士气下降及远程奔返造成部队疲惫、决战不利，派人请和。勾践亦以吴军主力未损，不愿进行无把握的决战，遂与吴订和约后撤军。四十二年，吴国发生灾荒。越乘机发动进攻，与迎战吴军在笠泽(在今江苏吴江一带)隔江相峙。越军利用夜暗，以两翼佯渡诱使吴军分兵，然后集中精锐，实施敌前潜渡、中间突破，并连续进攻，扩大战果，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较早的河川进攻的成功战例(参见笠泽之战)。笠泽之战后，吴、越力量对比发生了

大哥，是长平之战吧？貌似历史上没陈平之战。长平之战遗址赵孝成王四年（公元前262年），秦军伐韩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韩国上下大为恐慌，议献上党以息秦兵，郡守冯亭不愿入秦，遂派使者向赵请降，赵王欣然接受上党。秦君震怒，命左庶长王龁率军再攻上党，赵遂命廉颇率军赴援，与秦军相持于长平。第三年，秦使千金行反间于赵，七月，赵人换将，以赵括代廉颇出战，大败，赵卒被坑四十万。此战被认为是战国形势的转折点。此后，诸国均不再有对抗秦军的实力，秦统一中国的战争从而只剩下时间问题。 《孟子·离娄》描绘战国时期的战争场面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纵观烽火连天、刀光剑影的270年战国历史，可知这番话并没有夸张的成分。当然，就战争规模之大，杀伤程度之烈而言，在当时的众多战争中，没有比秦、赵长平之战更为惊心动魄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