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洋务运动 失败原因比较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戊戌变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这场变法的领导者资产阶级维新派（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导致该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具体表现为）①势力过于弱小，而顽固势力十分强大；②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依靠的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③维新派没有势力，又不能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④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洋务运动失败原因：第一，腐朽的制度。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改革只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但没有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因为，必定会走上失败．

为什么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都失败了?

洋务运动的本质就已经注定了它的失败。因为洋务运动是一个妥协的结果，是洋务派大臣在中国固有的社会文化和西方的社会文化中挣扎下的结果。 在中国当时文化，做官不能不贪。不贪就真的喝西北风。要整顿政制、吏治，恐怕首先遭殃的就是洋务派。当时资本主义在中国根本没有根，没有那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背景，官督商办，防止商人与民争利等等本身就是洋务派可接受的极限。 由此，洋务运动一开始就注定了它不能动政制、吏治，也不能过多的吸纳资本主义成份。这几点就已经注定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现代化，只是拿金箔去遮掩腐烂了的核吧了。 洋务运动所以失败，是由于它犯了三个致命的错误 第一，以官办和办军火工业为主，经济失去自我发展的活力。 更严重的是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把种种官僚病带进经济活动过程，使之丧失了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 这些企业充塞著腐朽的衙门作风，机构臃肿，冗员甚多，官派的总办、会办等大员，大部分是不懂经营管理而又不愿认真学习的庸碌官僚，再加上企业的盈亏盛衰与这些官僚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营私舞弊倒能饱填私囊，其前途也就不卜而知了。 特别是那些投资最多的造船制炮的军事企业，从购置设备、原材料至员工薪金均向官府报销，产品也由各地官府备款具领或拨交各军使用而抵扣军费。 这些企业虽然拥有比较先进的机器设备，但愚蠢地割断了它与市场的联系，经营管理停留于“前现代”的水平上，无一例外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活力。 第二，不敢废除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 清初以降，有识之士不断抨击和要求改革科举制度。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以近代军舰和枪炮武装起来的敌手，却仍以弓马考选武将。 只会背诵四书五经、写八股时文的迂呆，却要担负安邦治国的重任。 学用脱节的悖谬，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而随著西学的逐渐输入，原有教育内容和选拔制度的荒谬性更为突出，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的呼声连绵不断。 除了部分见识陈腐的守旧分子外，越来越多的当权者认识到必须以西方的科学技术补充中国的不足。 因此，他们同意兴办同文馆及船政学堂一类西学堂，也同意广泛保举各种洋务人才，甚至不完全反对以某种形式吸收学西学的学生参加科举考试。 可是，在实际运作中却设置了种种障碍，令这类改革化为乌有或收效甚微。点解失败

究其原因，可分两种：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阻挠。 首先来说封建主义的压迫。 推行洋务运动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在中央有恭亲王奕忻、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地方大吏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等。他们虽然掌握一定的实权，但是在朝廷中有为数不少的大臣官僚、士大夫反对他们的主张，生怕洋务运动的发展危及他们既得的权势，在政治上、经济上和舆论上多方钳制和阻挠。主要是顽强派和清流派。在顽固派看来，“自强”主张有悖“祖宗成法”和“圣人古训”，代表人物有倭仁、徐桐、李鸿藻。他们或以理学权威自命，或以孔孟之徒自居，或以“帝师”为尊，具有相当强大的思想政治势力很深远的社会基础。对于洋务派提倡的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近代的科学技术，采用机器生产、训练新式军队等措施，都认为是违背祖制，“用夷变夏”，于是就百般抵制，深恶痛绝。慈禧太后为了独揽大权，就一手扶植那些反对奕忻和洋务派的顽固势力，用以牵制奕忻和洋务派；一手又重用和支持洋务派，同意他们推行“自强新政”。两派的斗争在60年代后期开始激化。其中大的争论是1867年关于同文馆是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以及1880年修建铁路。清流派代表人物李鸿藻，也是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后来他笼络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周围，以议论朝政，抨击权贵相标榜。号称“清流”。慈禧太后暗中放任清流派，借用他们的言论牵制洋务派。 对于这次运动，这一时期的实际最高掌权者慈禧太后的态度非常重要。慈禧被一些史学家称为“顽固势力的总代表”，说她“一贯顽固守旧”，却不知慈禧掌权正值国事衰微之际，她并不缺乏改革进取之心，她大量信任、起用了一批洋务派官员。洋务派每办一事，必招致顽固派和清流党的攻讦，朝廷上无一日安宁。面对顽固派和清流党的嚣声，慈禧太后巧妙地施展其政治手腕，逐渐地减少来自他们的阻力。她曾为倭仁阻挠同文馆加设天文、算学馆一事责难倭仁，也曾为遭到顽固派咒骂的郭嵩涛鸣不平。但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与一个最高统治者应该有的知识素养和精神面貌又有一定的差距，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她贪图安荣享乐，不惜挪用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等：她贪权，为了独掌大权，施展其权力平衡的手段，利用顽固派、清流派牵制洋务派。无知、私欲、贪欲，直接影响了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的实绩。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从未有过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而是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说明她仍缺乏一个卓越政治家的前瞻视野。所以在这么一个掌权者的统治下，洋务运动难以大刀阔斧地前进。 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曾写到“洋务运动属于反动路线一边它是一次地主阶级进行垂死挣扎的自救运动，也是一次勾结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变中国为半殖民地的发动的卖国运动。”在我看来，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反动的，为镇压人民革命，但在促进科技引进，人才培养及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等方面有客观上的进步作用。洋务派与封建顽固派相比，是开明进步的，有可取之处。洋务运动有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一面，也有阻碍的一面。 洋务运动本身的封建性和腐败性也使洋务运动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诸如企业的衙门化、官僚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现象相当严重和普遍，这就自我窒息了洋务事业的发展，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它是在列强用炮火强迫打开中国大门后，由开明的地主官僚们发起的，先以“自强”为口号，发展军事工业，后来在财力不济时，打出“求富”口号，发展民用工业。但是这些工业都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难以进行完全资本主义的生产。军事工业是洋务派封建官僚主持创办的，又完全缺乏近代工业生产的经济技术基础，因此，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色彩和性质；训练新式陆海军是洋务运动主要内容之一，而且也是兴办军事工业的目的所在，洋务派官员大力购买洋枪洋炮，雇用洋人教习，极力扩充军队，以李鸿章的淮军为例，到1865年底淮军已由原来的6000余人，骤增至5万余人，而且“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另外还有炮队四营，但是不断增强的兵力由于清廷的腐败、投降卖国，而在列强侵略时不堪一击；洋务事业的又一重要措施是整顿海防，筹建新式海军，建成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且以北洋水师为主力，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铁甲舰，可是这支海军由于清政府腐败，海军军费挪用、指挥失误、避敌不战等因素，在甲午之战中被日本侵略者彻底击败。这都是封建主义的落后性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