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的性质角度？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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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宁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对全球化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表现作一辨析，在指出全球化给文学研究可能带来挑战的同时，认为文化研究并非必须与文学研究呈截然对立的态势，文化研究中的不少命题来自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因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将传统的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是有利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互补的一种选择。此外，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课题也有助于对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领域内无法解答的问题提供解决的办法，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将文学研究置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下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迈入新世纪，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已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热切关注的话题。可以说，在社会科学界，对全球化持反对态度者和支持者均不在少数，而在人文学科领域，反对者则更多（注：这一点可以从出席1998年8 月在北京举行的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国际研讨会的部分西方左翼学者的发言中见出，参阅王宁、薛晓源主编的《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尤其是收入其中的查尔斯·洛克的文章《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该书第43—53页。）。但不管人们对之持欢迎的态度或反对的态度，他们都不得不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已经以不同的形式渗入到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并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知识生活和思维方式。对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更应关注的是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以便思考出相应的对策（注：在这方面，由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加布利尔·施瓦布主持的、同欧美和亚洲学者参加的“全球化的力量”研究项目就显示了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针对文化全球化现象的思考对策，作为其最终成果，参阅施瓦布编《全球化的力量》（ The Forcesof Globalization），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我以中国学者的身份也为该书撰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的文化知识策略》（ Postmodernity and Globalization: The Chines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Strategy）。）。 因而我们首先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些问题：全球化究竟会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何种影响？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东西方文化究竟能否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面对文化全球化大潮的冲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能否得到保留？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将呈何种态势？在未来的中西方文化关系中，文化研究将以何种形式发挥其特有的功能？它对文学研究已经或将会产生何种影响？等等。由于我本人主要从事的是文学研究，或更为精确地说，是从跨文化的理论视角来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因此我所关注的主要方面是全球化对未来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积极和消极的作用。

全球化：从经济走向文化

既然当今时代人人都在谈论全球化，而且这个话题确实有不少话可说，因而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每个人都着眼于自己的学科领域和知识生活。我们首先就应当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即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尽管西方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家几乎都公认，所谓“全球化”首先是出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领域和金融界的现象。经济全球化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统统取决于两个因素：市场的自行调节和隐于其背后的跨国资本和权力的作用。按照某些西方学者的估计，在全世界的总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可以直接受益于全球化，而其余百分之八十则忙于服务于文化娱乐事业，他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全球化服务的程度（注：参阅汉斯·彼德—马丁和哈拉尔德·舒曼，《全球化的陷肼：全球化及其对民主与繁荣的冲击》（ The Global Trap: Globalization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 and Prosperity），帕特里克·卡米勒译，伦敦和纽约：才德丛书，1997年版。）。当然这只是发达国家的状况，在第三世界国家，恐怕情况更为令人吃惊。全球化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使相当一部分人或事业边缘化，即使在发达国家这种情况也在所难免。因此毫不奇怪，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全球化基本上持批判的态度，他们中的不少人担心，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人文社会科学的位置将显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有被全然吞没的危险。

因而，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必然是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这在许多人看来，也许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文化的因素更为复杂，各民族的文化不可能按照一种模式来发展。如果有一天，全世界各发族的文化都按美国的或欧洲的文化模式来发展，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末日就来到了。尽管在很多人眼里，文化上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要把美国的价值标准强加于世界其他民族，使得不同的文化带有某种趋同（homogenization）的倾向。目前，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都处于强势，因而这种趋同的危险倾向依然存在。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考察文化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必然与后现代社会的各种消费文化形态的出现密切相关。根据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全球化时代的后现代性状况的最新理论描述，全球化语境下产生的后现代性的条件至少包括这样三个：资本的全球性运作，信息时代的来临和其他高科技的冲击以及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在这三者中，资本的全球性运作无疑居首位（注：我在1996年10月去杜克大学作学术演讲时，詹姆逊作为我报告的评议人，发表了上述观点，后来在同年12月的国际德勒兹研讨会（佩斯）期间，他又在一次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公开演讲中重复了这一观点。）。可见，全球化状态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国际性的后现代性条件的一个直接后果。近年来，由于全球化的作用，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以及一批新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波及。它在文化研究领域里所表现出来的趋势也就被人称为文化全球化。

导致全球化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一大批跨国公司的出现，跨国公司的无所不在使其既剥削本国人民，又剥削第三世界人民。表面上看来，跨国公司不需要有一个总部，也不需要一个中心，它同时可以在中心和边缘起作用，它所依靠的是在各地的代理人，但我们决不可忽视，隐于这种貌似纯粹经济法则的背后却是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在起主导作用。由于跨国公司模糊了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它既可以在帝国的中心地带又可以在广袤的边缘地区产生影响，这样也就造成了跨国公司本身以及它们的工作人员的身份（identity）的不确定。资本的全球化是导致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目前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它同时也导致了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展，正如美国的后现代理论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后现代性的条件》一书中所描述的，“最近20年里，我们一直在经历着一个时空压缩的阶段，这对政治经济的实践、阶级权力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都有着使人迷惑和产生分裂式幻觉之影响”（注：参见戴维·哈维，《后现代性的条件：文化变革的起源探索》（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Origin of Cultural Change），牛津和坎布里奇：布莱克威尔公司，1989年版，第84页。）。这种新的时空观念的变化也是经济全球化给文化领域带来的一个后果，它导致了文化范围的日益扩大，研究领域和学科的界限日益变得模糊，理论的旅行使得新崛起的学科从西方向东方扩散，从中心渗透到边缘，进而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其作用。近几年来新崛起的后现代研究的分支领域， 如“后现代地理学”（postmodern geography）、“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 ）等就是专门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的后现代性条件造成的文化全球化趋势以及我们的对策的。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政治批判取向必然对归属于大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产生影响，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文学研究领域的日益萎缩，在北美的一些大学，文学研究系科近乎被文化研究吞没。因而文学研究者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研究从第一世界输入到第三世界，并和第三世界的文化现象发生碰幢和交融，这种现象已不可避免。作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我们已经不同程度地感觉到了这股大潮对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产生的强大冲击波，造成了我们中不少人的困惑。我认为，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而言，文化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是两方面的后果，它的积极方面体现在我们的文化生产和学术研究受到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学术规范的制约，这样便使得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我们的学术研究也就更接近国际水平，而它的消极方面则体现在使一部分精英文化或非市场化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受到阻碍，因而造成新的等级对立。而另一些学者则对全球化的来临感到不安，他们所采取的一个对抗性策略就是提出第三世界文化和本土主义这个变了形的后殖民概念（注：在国内批评界，试图以“中华性”来对抗后现代性的主要是一些青年学者，如张法、张颐武和王一川，这方面可参阅他们近几年来《文艺争鸣》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试图以有着强烈本土主义色彩的所谓“中华性”来对抗全球化的大潮。这个概念目前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港台和海外的华文文化圈内也颇为风行（注：关于海外华人圈内的后殖民变体——新儒学的复兴及其受到的批判性挑战，参见德里克发表在《疆界2 》杂志上的长篇论文《边界上的孔子：全球资本主义与儒学的重新发明》，中译文见他的论文集《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72页。），它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真有必要形成全球化／本土化的新的二元对立？面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本土的文化本质特征又如何得以保留？如何才能处理好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关系？我不赞成这种人为的对立，但是如何才能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达到双方的互补和对话？这正是我下面将要讨论的。

文化研究的和文化批评的崛起

早在80年代后期，当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日趋终结、后殖民主义现论思潮步入前台之时，一种长期以来被压抑在边缘地带的学术理论话语就开始了消解中心（ decentraling ）和破除领地（deterritorializing）的运动。到了90年代初，这股大潮迅速占据了英语文学界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它就是我们现在热烈讨论以及本文所论及的“文化研究”。这一理论话语和概念显然是从西方引进的，与我们一般提到的带有精英意识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有着本质的不同。

不少中西方文学研究者很容易将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相提并论，这当然不足为奇，因为当今的不少欧美学者（尤其是反对文化研究者）都在这样做。但仔细追溯其各自的历史作用和当代形态，就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其界定也迥然相异：前者主要指涉对文学的文化视角的批评和研究，这种批评模式早在19世纪后期的马修·阿诺德那里就已有之，只是在20世纪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语言学和形式主义批评占主导地位而被“边缘化”了，而在世纪后半叶文学批评走出形式主义囚笼的呼声日益高涨时又重新得到了强调；后者的范围则大大超出了文学研究的领地，进入到了对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考察研究之境地，甚至以往被具有鲜明的精英意识的文学研究者所不屑的那些“亚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和大众传播媒介都被囊括了进来。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之下，文学研究被束之高阁，并且被限定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圈子里。因而难免有精英意识较强的学者惊叹，文学研究有可能被淹没在文化研究的汪洋大海之中。

既然是一种边缘话语，并且有着鲜明的“非精英”意识和批判精神，那么文化研究的“非边缘化”、“非领地化”和“消解中心”的特征便十分明显。对文化研究究竟作何描述？学者们一般认为，文化研究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以研究后殖民写作／话语为主的种族研究，其中涉及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第三世界批评和霍米·巴巴的对殖民话语的戏拟和混杂进而消解；以研究女性批评和写作话语为主的性别研究，这在当今时代主要涉及女性批评话语的建构、怪异理论（queer theory）和女性同性恋研究；和以指向东方和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历史等多学科和多领域综合考察为主的区域研究，例如当前十分诱惑人的课题就包括“亚太地区研究”和“太平洋世纪研究”等。此外还应当加上考察影视传媒生产和消费的大众传媒研究，尤其当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文化研究的传媒特征越来越明显，它几乎与传媒现象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与文学研究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这也许正是文学研究者对文化研究抱恐惧甚至反感态度的部分原因。

文化研究虽在当今时代的英语世界声势浩大，但在较为保守的欧洲学术界却颇遭非议，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并非一门学科，而且它本身并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方法论，也没有一个界线清晰的研究领地。文化研究自然是对文化的研究，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对当代文化的研究”（注：参见西蒙·杜林编， 《文化研究读本》（ CulturalStudies Reader），伦敦和纽约：路特利支出版社，1993年版，“导论”第1—2页。）。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已经与其本来的宽泛含义有了差别，对于当今的文化研究学者来说，“‘文化’并不是那种被认为具有着超越时空界线的永恒价值的‘高雅文化’的缩略词”（注：参见西蒙·杜林编，《文化研究读本》（Cultural Stud ies Reader），伦敦和纽约：路特利支出版社，1993年版，“导论”第1—2页。），而是那些在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占统治地位时被当作“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化或亚文学之类或甚至大众传播媒介。这说明，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理论基本上从后现代主义理论那里借鉴而来，并应用于更为宽泛的范围和更为广阔的疆域，它同时在西方帝国的中心话语地带——英美和原先的殖民地或称现在的后殖民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发挥作用。

如果说，当今在文学理论批评界广为人们讨论的文化研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始自文学研究，并且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始于50年代的英国的话，那么它至今也已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它的创始人是利维斯（F.R. Leavis），他所开创的那种文学研究形式又称作“利维斯主义”， 其意在重新分布法国社会学者皮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所谓的“文化资本”。利维斯本质上是一个精英文学研究者和新批评派，他所认为的文化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高雅文学艺术的成品，应当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他看来，惟有阅读这些艺术精品，人们的高雅文化情操才能得到培育。因此他试图通过教育体制来更为广泛地传播文学知识，使之为更多的人欣赏。他论证道，需要有一种严格选取的文学经典，这一经典的核心——“伟大的传统”应当包括简·奥斯汀、亚历山大·蒲柏、乔治·爱略特等这样一些能够培养一批有着敏感的道德意识的读者的大作家，而一些致力于带有个人色彩的艺术实验的现代主义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芙则应被排斥在这一“经典”或“传统”之外，因为这些带有强烈的先锋实验意识的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并未经受历史的考验，因而其价值并未得到人们的公认，将他们的作品纳入文学经典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在他看来，阅读上述这些“伟大的经典”作品有助于以一种具体的平衡的生活观来造就一些成熟的个人。尽管利维斯的这些精英文化研究思想与后来发展起来并对之提出挑战的以指向大众的文化研究格格不入，但当代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的崛起，与利维斯早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使得利维斯的精英文化思想体系受到挑战的主要是这样几个事件：50年代理查德·霍佳特和雷蒙德·威廉斯关注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从而使得文化研究直接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越来越具有大众文化研究的特征；60年代初的机构化，这毫无疑问以在伯明翰大学设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标志。从此，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准学科（sub—discipline ）和跨学科的理论话语（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discourse）而崛起于当代文化学术界，并在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讨论衰落之时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英语世界，文化研究虽然起源于英国，但它迅速进入了美国学术界，并且受到一大批在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领域内颇有影响的著名学者的关注，其中包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爱德华·赛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拉尔夫·科恩、希利斯·米勒、汉斯·岗布莱希特、保尔·鲍维、汤姆·米彻尔等，大量研究后殖民文学、传媒文化和其它非精英文化现象的论文频繁地出现在曾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称的著名学术刊物，包括《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和《疆界2》（boundary 2）等， 逐步涉及到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并介入了对全球化现象的思考和研究。但这批学者所主张的是将文学置于广阔的文化语境下来考察，并未脱离文学现象漫无边际地探寻；而更多的来自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和传播学界的学者则走得更远，他们把文化研究推到了另一个极致，使其远离精英文学和文化，专注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以及大众文化和传媒研究。当代美国的文化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极为广泛，甚至包括“广告、艺术、建筑、市井故事、**、时装、大众文学文类（惊险小说、罗曼司传奇、西部片、科幻小说）、照相术、音乐、杂志、青年亚文化、学生文本、批评理论、戏剧、无线电、妇女文学、电视以及工人阶级的文学“（注：文森特·莱奇，“文化研究·美国”，见麦克尔·格罗顿和马丁·克莱斯沃斯主编《约翰·霍普金斯文学理论批评指南》（ The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巴尔的摩和伦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这些文化研究的鼓吹者排斥经典文化和文学作品，公开宣称致力于低级的、大众的非精英文化产品的研究，这样一来，他们的尝试便对经典文化研究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在大众文化的氛围下，经典文学作品不再被当做独立于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自足的审美现象来欣赏和观照，而是被束之高阁，或甚至被放逐到研究视野的边缘。因而文化研究在美国的一些有着悠久人文传统的正统学科便受到抵制，倒是在部分大学的英文系和传播学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研究者并不急于建立以教学为主的系科，而是首先设立某种类似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之类的研究机构，在研究话语上占据主导地位。相比之下，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有着殖民地背景的国家，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对象是后殖民问题和后殖民地写作／话语，这些地方的旧有文学历史并不悠久，传统的势力也远没有英国那么强大，因而文化研究在这些国家便有着相当长足的发展，其势头之强大甚至引起了比较文学和英语文学研究者的恐惧。

进入90年代后期以来，文化研究在整个西方文化理论界又有了新的发展，它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分化和整合，基本上可分为两种取向：其一是完全脱离传统的文学研究，面向整个大众文化，并且越来越与当代传媒关系密切；其二则把传统的文学研究的疆界逐渐扩大，使之变得越来越包容和具有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性质（注：早先的精英文学研究者，例如围绕着《新文学史》杂志的一批精英学者所从事的文学研究实际上就是扩大了学科范围的文学的文化研究。），它当然也切入大众文化，但它的态度是对之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阐释，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其固有的精英文化批评立场。对于这种差别，我们应当有所注意。文化研究的不少理论课题都来自文学研究，因而它的一些探讨对象完全可以反过来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只是当代文学研究也应当从纯粹的经验领地解脱出来，与一种文学的文化批评相融和并达到互补的境地。

从思维方式谈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意思是耕作土地（故园艺学在英语为Horticulture），后引申为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年）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由此可见，文化的覆盖面极为广泛，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又具有民族性。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

一、中西方言谈的差异

在中国，对别人的健康状况表示关心是有教养、有礼貌的表现。但对西方人的健康表示关心，就不能按中国的传统方式了。一个中国学生得知其美籍教师生病后，会关切地说“you should go to see a doctor！（你应该到医院看看）。”不料，这句体贴的话反而使这位教师很不高兴。因为在这位教师看来，有病看医生这种简单的事情连小孩都知道，用不着任何人来指教。如果就某种小事给人以忠告，那显然是对其能力的怀疑，从而大大伤害其自尊心。中国人在饭桌上的热情好客经常被西方人误解为不文明的行为。因西方人认为：客人吃多吃少完全由自己决定，用不着主人为他加菜添酒，而且饮食过量是极不体面的事情，因此客人吃饭后，主人不必劝他再吃。一位美国客人看到中国主人不断地给他夹菜很不安，事后他抱怨说“主人把我当猪一样看待。” 中国人路遇熟人时，往往会无所顾忌地说：“啊呀，老兄，你近来又发福了！”或者以关切的口吻说：“老兄，你又瘦了，要注意身体啊！”而西方人若听你说“you are fat（你胖了）”或“you are so thin（你又瘦了)”, 即使比较熟悉，也会感到尴尬和难以作答。

二、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差异

1.个人荣誉感与谦虚谨慎

从思维方式谈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如何从思维方式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其影响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两种文化差异及其影响的新思路。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比如心理学家彭凯平等人研究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两起谋杀事件的归因，就发现中国人倾向于把事件归于周围的环境，而美国人则认为是凶手本人的特征造成的结果。

　可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分析。通过对五百多名中国人思维方式评定结果的因素分析，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衡量：①变化性：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静止不动的东西;②矛盾性：世界并不是精确和清晰的，而是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③折衷性：中国人喜欢中庸之道，不喜欢做极端的事情;5联系性：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脱离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⑤和谐性：客观事物只有与其它事物放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至于西方人思维方式的维度，我们和国外的合作者正在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不过有许多实证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西方人的思维特征符合上述的分析。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

　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其根源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的观点。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尼斯比特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入手，系统地阐述了东西方思维的产生渊源和特性。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了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客体;关系和相似性到分类与规则;辩证与逻辑等。

　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最后，从生态背景上讲，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希腊文明则不完全依赖于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较大，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与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不同。这两种思维系统的维持和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二者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思维系统引领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也强化着思维系统。这一观点在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尼斯比特认为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的，亚洲人的思维特性和西方人的思维特性截然不同。

　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为我们认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个选择，但是这种理解只是一种宏观上的认识，他所提出的观点也只是近代地理学派关于文化差异的翻版。我们认为，要想更全面地理解上述差异，还必须对这两种文化系统做更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应该考虑到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韧性等诸多因素。

　理解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意义

　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两种文化对人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思维方式研究可以回答一些我们以前难以回答的问题。英国科学史学家约瑟夫?尼德汉姆就注意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场?、?远程作用力?等概念，他们对此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但为什么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却由后者提出?心理学家把这种难以解释的现象叫做?尼德汉姆难题?。很显然，如果考虑到东西方人的思维特性，这种矛盾并不难理解：西方人强调个体性的作用，在处理客体时，他们会把一个客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而忽略它所处的环境的作用。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都需要对作用力的分解。西方人善于分解和分析，所以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尼斯比特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理论也为文化多元性的理论提供了支持。任何一种文化都来自于某种传统，文化可以互相影响，但一种文化永远不可能代替另一种文化。时代在进步，文化也在发展。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从对比中认识我们自身文化的优点与缺点，同时也应该为继承和创造良好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服务。相信随着心理学和其它诸多学科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关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必将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实践上讲，研究思维方式对东西文化的交流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和西方人在看待同样问题的时候存在着很多的不同。因此如何做到求同存异，对双方的有效沟通都显得极为重要。只有认识到这种思维差异，并且以此去指导行为，才能够使双方的交往更有效。我们相信，随着心理学对思维方式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人们对文化影响机制问题的认识也必将越来越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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