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变法改革挽救大明，堪称真正的政治家！

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儒家社会，但法家传统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相比于儒家的道德教化，法家更注重制度的约束，而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异则备变”，法家认为，当原有的制度不能顺应社会的发展时，就必须对其进行变革。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经历了一次次的变革，而在每一次的变革中，法家思想都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甚至超越儒家，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因素。

变法的过程是权力的重塑过程，是利益的再分配过程。

从商鞅到王安石，从张居正到梁启超、谭嗣同，变法者们必须面对不同利益阶层的挑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成功的道路。

晚明的中国，百业凋零，江河日下。

朝廷既不能内安百姓，又无法外抚四夷，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上。

在这内忧外患的关键时期，一场变法挽救了国家。

短短10年间，官员勤勉廉洁，百姓安居乐业，北方边防稳固，一派中兴景象，史称“万历新政”。

熟悉明史的人们都必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明只一帝，朱洪武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

”推动这次变法的正是当朝首辅张居正。

梁启超先生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盛赞张居正为“近三百年大明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政治家”。

谷应泰在书中称张居正为“救时宰相”。

就连张居正的政敌，著名思想家李贽也称张居正为“古今宰相之杰”。

“万历新政”带给明王朝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

这场变法不仅将明王朝从垂死的道路上暂时拉了回来，甚至使明帝国在财税、军事等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然而，超出所有人意料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仅仅持续了10年。

“人亡政息”是对这场变法终结的最好描述。

变法在领导者张居正去世之后戛然而止。

变法措施被逐条废止，甚至张居正本人也遭到了政治上的清算。

一切都发生在张居正死后的一个月内，似乎是蓄谋已久的阴谋。

上至皇帝，下至言官，无一不对张居正以及张居正领导的“万历新政”表现出巨大的仇恨。

张居正所有的封号均被褫夺，家人也受到连累。

在皇帝的授意下，朝廷逐步废除了变法，“万历新政”似乎只是一场梦境。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没有人愿意客观的谈论这场变法。

终神宗一朝，无人敢为张居正鸣冤、辩白。

直到天启年间，国力日衰，人们才想起张居正和他的“万历新政”。

人们渴望再度重现万历初年重振山河的光景。

于是在天启二年（1622年），最高统治者恢复了张居正生前所有的荣耀，张氏后世子孙重新获得了荫蔽。

武备废弛明代中后期，国家的第一急务是国防，“土木堡之变”的惊心动魄还历历在目，俺答部的铁骑越过边境大肆劫掠已是家常便饭，堂堂中华竟无法抵御。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寇大同，越长城，入蓟州，攻古北口，北京城近在咫尺，帝国的首都已经站在了抵御侵略的第一线，情况万分危急。

顺天御史王忬在通州一带死守，但是俺答的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北京的围攻。

明代的北京城，是国家的第一要塞，明成祖朱棣按照战时体制，在北京设立72京卫，计40万人，加上畿内各府军队28万，大宁、山东、河南班军16万，在北京周围的部队就有80余万人，照理说拱卫京畿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是到了嘉靖初年，成祖时的规模已经不再了，经过数次裁撤，京营额军仅剩10.7万人，武备废弛可见一斑。

此次俺答进犯京畿，兵临城下时，兵部尚书丁汝夔清点各营，只剩5.6万人。

丁汝夔下令各营出兵于城外驻防，但这群残兵个个叫苦连天，愁眉苦脸，京畿的部队是无法指望了，朝廷无奈之下颁布了勤王诏书。

大将军仇鸾等人一共带来了5万余人增援京畿，朝廷依然不敢轻易开战，因为一旦战败，朝廷无路可退，后果不堪设想。

当朝首辅严嵩甚至已经在秘密谋划迁都一事了。

大将军仇鸾奉命与俺答接洽，只要俺答不攻城，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此时，朝廷内部对于俺答此次进攻北京的意图未能形成共识。

以严嵩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俺答此次仅仅是劫掠和求贡，并无占领京城的战略意图，而以徐阶为首的另一派则认为俺答此次绝非仅仅是为了劫掠，如果金银珠宝仍不能满足俺答，朝廷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然而，不论俺答此番攻城是劫掠也罢，是光复大元江山也罢，朝廷在短期内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抵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