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山自叙年谱29集，明神宗废长立幼，憨山无辜受牵连，海印寺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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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道士耿义兰扶教告御状

山东崂山是道教发祥地之一。被尊为道教圣地，太清宫更被誉为“道教全真天下第二丛林”。崂山自春秋时期就云集寻仙方士之流，明代志书曾载“吴王夫差尝登崂山得灵宝度人经”。是享誉国内外的“东海仙山”。

西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张廉夫来崂山搭茅庵供奉三官并授徒拜祭，奠定了崂山道教的基础。现在庙中一株圆柏，已经2100多年，为张廉夫祖师初建此庙时所植。

宋代初期，崂山道士刘若拙得宋太祖敕封为“华盖真人”.刘若拙祖师一身武艺，且善气功，崂山经常有虎狼出没伤人，刘若拙勇驱虎狼，为民除害，自此以后山民都无需再提心吊胆，百姓感念他的功德，为他最早修行的茅庵送上一块牌匾，上书“驱虎狼庵”，后来简称为“驱虎庵”。现在遗迹尚存。后宋太祖赵匡胤封刘若拙为华盖真人，敕建上清宫和太平宫。（敕建就是奉帝王命令修建。）

金元以来，道教全真派兴起，1195年丘处机祖师等全真七真人从昆嵛山来崂山传道，从此崂山道教皈依全真教。1208年到1209年，丘处机再度两次来到崂山。他在崂山广收门徒，传经布道，使崂山成为道教主要丛林。教派总数达到10个，崂山及周边地区道教长盛不衰。至清代中期，道教宫观多达近百处，对外遂有“九宫八观七十二庵”之说。

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崂山道教遭到严重破坏，其中以侵华日军对崂山的“扫荡”为害最重。因白云洞道观长期以来为游击队修理制造枪械之所，引起六名道士两名伙夫被杀害，庙宇被烧毁，珍藏被掠走，崂山道教自此每况愈下。

建国后，青岛市人民政府拨专款对崂山道教庙宇实施重点维修，崂山道教得到保护和生存。时至今日，崂山道观渐渐恢复生机.

但在历史上，却发生了一次比日寇破坏更严重的劫难，让崂山太清宫几乎遭到了彻底的毁坏。

话说崂山曾遭回禄之灾（火灾），部分庵被毁，道众四散。太清宫也残破败落，很不景气。有大和尚憨山，因皇室入五台山“祈嗣”而深得太后宠信，坊间戏称为“国舅爷”。得太后敕颁《大藏经》一部。见道庭不幸，急忙赴京，通过其结识的太监，并请求在太清宫原址建寺以便安放《大藏经》，但皇上以国库空虚未予理会。憨山将此事奏明慈圣太后，无奈，皇太后命后宫眷属各出布施，并亲自赐曰“海印寺”，为了建造这座海印寺，慈圣太后前后所赐帑金以数十万计。据说，达观大师知道了憨山想在崂山兴建海印寺之事，在查看了地势之后，曾奉劝憨山，“此处乃道家世代风水之地，不适合建佛刹。”但是憨山并未在意。

憨山以种田的名义，买下太清宫地皮，万历十三年，憨山师徒修建海印寺，崂山道士一看要建佛寺，便于憨山师徒发生争执。事件导致太清宫住持死亡，毁坏道教神像三百余尊，连同杀害道士尸体投入海中。万历十八年（1590），海印寺建成，一时香火大盛。

由此引发了佛道两家的官司。道士耿义兰目睹太清宫众道人不能守基业，反而“举地以售”，落了个寄人篱下，羞怒之下，协同刘真湖、贾性全等道士，到即墨县、莱州府和省会济南告状。因为山东的官府都知道憨山与皇室关系密切，有“国舅”之称，便曲意袒护憨山，将耿义兰等人多次打得遍体麟伤。反以诬告被治罪。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秋，耿义兰来京都上告憨山，借助北京白云观主持王昆阳将状纸送入万历皇帝手中，皇帝终于受理此案，下令逮捕憨山。又过了五年的审理争辩，耿义兰终于胜诉。

查实憨山和尚结连白莲教，占山杀道，惑众殃民，私造海船，驱逐住宫道士刘真湖，拆毁太清宫圣像三百余尊，打死主持张德容等，碑记，神像、人尸投入海内，改宫为敕建海印禅寺，改山为那罗延山。

私造红缨土棍，乘四人轿，势占民产三千余亩，诈称皇上钱粮赍奉佛像经典，假持兵部明文牌行，造海船，盖营房，结连逆党，积草屯粮，使千万年之香火废于一旦，数百座神像灭于妖僧。御批为:党援妖僧害道殃民，仰刑部将经书官员并一干人犯提审。

万历二十八年，皇帝下令拆毁海印寺，重修太清宫，敕颁《道藏》四百八十函，以镇名山，并由即墨县令“躬诣察勘得地一顷二十七亩有奇”，作为供奉《道藏》的土地。，册封耿义兰为“护教真人”，钦赐御伞御棍，金冠紫袍。

经过这次官司，崂山太清宫由近乎凋蔽获得巨资修复，一时声名远播，各地道士纷纷前来参玄阅经，太清宫又是一番空前繁荣。

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耿义兰祖师羽化飞升，在世110岁。今太清宫三皇殿西侧有“耿真人祠”以记其功绩。吃水不忘挖井人，感激无数的卫道不屈的祖师爷，才让数千年的道教瑰宝，珍贵的历史文物，优美的旅游胜地得以长存。

明亡以后，清朝统治者虽然没有对道士进行剃发易服，但也不重视支持道教，崂山全真教在此大环境之中，还是继续着旺盛的发展势头，全真教王常月祖师也掀起了龙门中兴，对道教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憨山自叙年谱29集，明神宗废长立幼，憨山无辜受牵连，海印寺被毁

各位善知识，大家好！我是神话居士，我们继续介绍《憨山老人自叙年谱实录》中的故事。上集讲到憨山大师去辽东购买粮食，救济老百姓。到了万历二十二年冬天的十月，憨山来到北京给太后贺寿，李太后请他为大慈寿寺的僧众们讲说戒律，并且留他在北京过冬。当时的李太后，每天都给南京报恩寺，节约个人膳食费用一百两。已经积攒五年了，报恩寺的修复工程本来可以开始了。

但是正赶上多事之秋，当时爆发了万历年间的朝鲜之战，日本的丰臣秀吉，侵犯明朝的附属国朝鲜。明朝立刻出兵援助，这场战争延续了六七年，明朝方面派出了李如松，麻贵等大将。朝鲜方面有李舜臣等将领，虽然这场战争以明朝的胜利而告终。但是国力也受到了一定消耗，使得东北的努尔哈赤有了发展机会，为以后的清军入关打下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国库的经费就很紧张。李太后明白一切应以国家大事为重。于是就把自己辛苦攒的银两，支持了国库。所以重修南京报恩寺的事情，只能以后再说了。还有另外一点，此时的李太后和儿子明神宗之间，因为立皇太子的事情，产生了矛盾。大臣们也和皇帝有矛盾，而明神宗偏偏宠爱郑贵妃，他想废长立幼，这件事情已经间接影响到了憨山大师的命运。

到了万历二十三年，也就是1595乙未年，憨山大师50岁了。他在北京过完了春节，就回山东崂山海印寺去了，可是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牢狱之灾。前面我们说过，太清宫的道士们，控告憨山侵占他们的道场。背后策划的是一位退休官员，他们纠集了很多人，到山东巡抚衙门告状。当时憨山大师冷静面对，并且暂时化解了危机。

下面我们看一下，道家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现在崂山的太清宫设有一个“耿真人祠”，用来纪念道长耿义兰夺回了地盘，并且重振太清宫的功劳。所以控告憨山之人，就是这位耿义兰道长。根据记载：耿义兰，字芝山，号飞霞。他是山东高密县人，嘉靖年间中过进士，当过官。后来又辞官回乡，在崂山的太清宫出家，拜高礼岩道长为师学道。后来他又到了陕西华山，跟着道长赵景虚修行，后来又到了北京的白云观，在王昆阳的门下学习几年，随后返回崂山静修。

当憨山师徒修建海印寺的时候，太清宫的道士叫做刘真湖，因为地皮的事情和海印寺发生了争执。耿义兰就协助刘真湖、贾性全等道士，到山东济南去告状。但是各级的官吏，都认为他们是诬告，并且对耿义兰予以责罚，耿义兰坚决不屈服，就赶到北京去告御状，却没有得到受理。

又过了几年后，在白云观道长王昆阳的帮助下，在万历二十三年获得重新审理，并且最后终于获胜。皇帝命令逮捕憨山，并且下令拆毁海印寺，重建太清宫。同时嘉奖耿义兰，封他为“护教真人”，并且颁赐了《道藏》，御伞御棍、金冠紫袍等等。

经过这一次官司，崂山太清宫从凋蔽零落，获得了巨资修复，一时声名远播，空前繁荣。按照这份记载来看，官司是从万历十三年就开始打的。但是按照《憨山年谱》的记载，万历十三年，海印寺还没有开始修建，憨山师徒只是住在观音庵一带。

道士们的诉讼，在一开始，不仅山东巡抚不支持，连万历皇帝也没有支持。所以相对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事情发展到后来，由于宫廷内部的立太子斗争，以及太监之间的争权夺利，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憨山大师和耿义兰道长，最后都成了宫廷斗争的棋子。

我们慢慢叙述其过程，尽量还原历史的真相。不存在偏袒佛家，或者偏袒道家的意思。更何况憨山大师本人，他就是主张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和很多道长都是好友。首先我们来分析太清宫和观音庵的具体情况，究竟这里属于哪一家呢？先说太清宫，它从汉唐以来，一直到宋代，太清宫就已经成为了全国著名的道观，规模很大。所以这一大块地方，在历史上应该是属于道教的势力范围，这个毫无疑问。

再说古代的观音庵，它是距离太清宫很近的一处佛教小庵。距离虽近却并不在一处，观音庵的建造年代大约是南宋时期，确实是佛家的一个小庵，这个也毫无疑问。

到了元朝初期，全真教的势力范围已经很大了，并且得到了皇家的支持。就把观音庵，纳入了太清宫的范围。虽然元世祖忽必烈后来下令恢复佛寺，但是观音庵并没有得到恢复。一方面是因为此地比较偏僻，僧人们没有重视。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带都是道教的势力范围，也没有什么恢复的价值。到了万历十一年，憨山刚到崂山时，观音庵只残留了一块地基和一点碑文。所以憨山大师就根据碑文，考证此地是古代的观音庵。而当时的太清宫其实也很衰落了，只剩下了半间三官殿，道人很少。

所以，憨山就在观音庵搭个茅篷住了下来。憨山来此地的初衷，只是想结茅隐居，并没有修盖道场之意。当李太后派太监张本带着三千两银子，要为憨山重修庵堂的时候，却被憨山拒绝了，他把银子全部赈济了灾民。赈济的范围中就包括僧人和道士，以及孤寡老人囚徒等等，当时三清观的道士，应该也接受过憨山的帮助。从这件事情来看，以及足以说明憨山大师，他本人是无意在崂山经营道场的。

后来憨山为了维持徒弟们的日常生活，就从道士手里买了一块地来种粮种菜，道士们当时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说明当时双方的关系，其实是很不错的。等到后来李太后突然颁发下来《大藏经》，大量的经书运到崂山，根本就没有地方安奉。而憨山是一个忠于朝廷之人，这才决定要盖一座寺庙。于是在李太后的捐助下，就在观音庵的旧址上，加上买来种菜的地皮，开始修建海印寺。如此一来，形势就发生了大变化。

原来的旧观音庵，只是太清宫旁边的一座小庵。海印寺动工以后，太清宫反而显得很衰落。根据记载，憨山大师在得到皇室的捐助后，他在兴建海印寺的同时，也没有忘记道家朋友。就提出一个想法，要帮道士们重修那几间残余的三官殿。这个事实也证明，憨山根本没有占据道家太清宫地盘的意思。

那么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就出在憨山从道士手里买来的那块地皮。从憨山的角度来考虑，双方愿买愿卖价钱公平，既然买到我手，是愿意种田还是愿意盖庙，当然由自己来做主。但从道士的角度考虑，卖地作为粮田或者作为佛寺，其中的象征意义就大不相同。卖地之人是太清宫的老住持道长，他当初为了换几个钱花，一不小心就让佛教占了上风和便宜，他心里就有些窝火，最后也病逝了。于是他的徒弟刘真湖、贾性全等人气不过，就开始打官司。

耿义兰原先就是在太清宫出家的，这时候也就参与了进来。他曾经当过官，也熟悉官场的规矩，办法自然比刘真湖等人多，就开始带头策划。可是在山东巡抚看来，地皮既然已经卖给了人家憨山，价钱又公平公道。另外最主要的是，钦布《大藏经》是朝廷李太后的行为，建庙安奉也是朝廷的旨意。那么修建海印寺当然是合理合法的，道士们纯粹属于无理取闹，所以，就责罚了耿义兰等人，也就很正常的了。

但耿义兰道长是一个锲而不舍之人，置生死与度外。他竟然跑到北京城去告御状。并且得到了北京白云观道士的支持，在太监张诚等人的策划下，正赶上太后和皇帝之间立太子矛盾，事情就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北京的白云观，是道教全真龙门派的祖庭，道士耿义兰曾经在这里，跟着王昆阳学习过道法，这次得到支持转败为胜。关于此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王昆阳的年龄比耿义兰小很多，虽然王昆阳确实当过白云观的住持，但时间是在清朝的顺治年间，是否帮过耿义兰无法确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白云观里的道士，确实帮过耿义兰的忙。

因为白云观的影响和名望是很大的，里面的一些道长。经常和皇室上层以及达官显贵，保持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耿义兰当时没有什么名气，官司又一直打不赢，自然会去找白云观想办法，白云观的道士很熟悉官场派系，以及一些宫庭内幕，就抓到了问题要害，给耿义兰策划了高明的办法。

大家应该都记得，早在万历九年的时候，皇家举办法会，祈求生皇子。万历帝派的官员是去了武当山，而李太后却是派太监去了五台山。武当山是道教圣地，显然万历皇帝朱翊钧他更信仰道教，而李太后则信仰佛教，万历帝虽然也做了一些佛事，但主要是看在母亲的面子上。

关于万历朝册立太子，这也算是一件历史大事。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是宫女出身的王恭妃所生，万历皇帝并不喜欢。他最喜欢的是郑贵妃的儿子，皇三子朱常洵。明朝以儒学立国，立太子自然有严格的规矩，就是：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意思就是皇后生的儿子是首选太子，不论排行大小。但是如果皇后没有儿子，就得立皇长子为太子。所以皇长子朱常洛，就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而万历皇帝却想打破老规矩，立皇三子朱常洵，这件事情遭到了李太后和朝臣们的强烈反对。万历帝没有办法，只能拖延此事，很久也不立太子，但是遭到了朝臣们的抗议。这些大臣接二连三地上奏折，希望能早立太子，安定国本。万历帝却不予答复，有的大臣就冒死逼迫皇帝，万历帝忍无可忍，干脆就下令廷杖这些人，于是引发了双方矛盾。

李太后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亲自来劝万历帝，让他立朱常洛为太子。万历帝却狡辩说：“他是宫女生的，我不想立。”李太后听完后，立刻勃然大怒，大声说道：“你不要忘了，你也是宫女所生。”这句话就很厉害了。因为李太后她本身就是宫女出身，所以才会如此恼怒。朱翊钧听母亲这么一说，立刻惶恐不已，跪伏在地上不敢起来。

在李太后和众位大臣的努力下，万历帝的态度渐渐发生改变，做出了重视皇长子的姿态，但是一直延迟到万历二十九年，才封朱常洛为太子。对于他最宠爱的皇三子朱常洵，则封为了福王，赏赐的封地和财富，是其他皇子的数倍之多。

所以皇帝和朝臣们的关系，其实一直挺紧张的。而憨山大师本人，我们前面说过，他对于皇长子朱常洛的出生，一直被李太后认为是有大功的，是他和妙峰禅师等人，在五台山办法会祈求来的。万历帝心里自然不喜欢他们，虽然也有过一些嘉奖，只是看在李太后的面子上而已。

万历帝朱翊钧是一个性情古怪的皇帝，他的长处是比较聪明有能力，也懂得孝顺。刚做皇帝的时候，他任用张居正也办过不少好事，尤其好的一点是，他非常孝敬太后。即便自己心里不高兴，也不敢当面顶撞。

但万历帝也是一个刻薄寡恩之人，张居正的功劳很大，可是刚死不久，万历帝就翻了脸，把张居正抄了家。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下一点住房和田地。朱翊钧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按照心理学来说，就是长期被压抑后的一种反弹，同样也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

朱翊钧除了性情古怪，还有一些其他的不良嗜好。比如酒色财气，玩弄权术等等，对于他不喜欢的人，一律都严打。憨山大师的这场牢狱之灾，之所以会受到牵连。正是因为万历帝母子意见不合。虽然万历帝一向孝顺，不敢向母亲直接发火，但他心里憋着一口气，就要发出去，就要找替罪羊。目标就是母亲身边信任的人，作为首选打击对象，比如太监张本，张本是李太后最信任的太监，外出经营各种佛事，大部分都是他亲手办的。

比如五台山的祈嗣法会、崂山赐经、修建海印寺等等，都是经过他手的。李太后做佛事的捐款，前后大约有几十万两银子，张本从中也贪污了不少。这在古代太监来说，都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

而万历皇帝身边也有一个执事太监，他就是东厂的首脑叫做张诚。东厂是一个特务机构，既然要打击张本，必然会牵连到憨山大师，于是由东厂发起，张诚是幕后主使。他手下的太监特务们也开始策划。道长耿义兰就很自然的，成为了张诚利用的对象。因为有耿义兰的冤情作为把柄，就可以对憨山大师进行讨伐。而张诚的主要目标，其实是李太后信任的大太监张本。

虽然都姓张，但同姓不同宗，加上同行是冤家。于是张诚就参奏了张本，控告他假传懿旨，贪污“内帑银”，聚敛财物中饱私囊等等。于是，本来是一件普通的土地纠纷案件，最后演变成了宫廷内部的贪污腐败案件，憨山大师也成了一个配角，成为了受害者。由于耿义兰已经在北京告状好几年了，有关部门并不受理，现在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但得到了受理，而且由东厂的太监们亲自策划了一个更巧妙的办法。

《年谱》原文写道：“予五十岁。春二月，予从京师回海上，即罹难。初为钦颁藏经，遣内使回送之。先是，上素恶内使，以佛事请用太烦。其一至东海时，内庭偶以他故触圣怒，将及圣母左右，大臣危之。适内权贵有忌送经使者，欲死之，因乘之发难。遂假前方士流言，令东厂役，扮道士，击登闻鼓以进。上览之，大怒，下逮，以有送经因缘故，并及之。”

一名东厂的“番役”假扮成道士带着状子，直接到北京城的长安门敲击“登闻鼓”。“登闻鼓”是封建时代的一种特殊设施。百姓如果有奇冤，或者重大的机密，就可以直接敲击此鼓，递上告状，由值班官员立即呈奏给皇帝。但是登闻鼓也并非随便可以敲，诬告者会受到严厉的刑法。

敲击了登闻鼓后，这份状子迅速就传到了万历帝手中。他看了状子既生气又高兴。生气的是张本居然贪污了这么多钱。高兴的是，可以利用这件案子打击一下太后的亲信张本，自己也可以出一口立太子的怨气。当然他们母子之间，并不会有什么深刻的仇恨，只是一种正常的抱怨，但其他人却是攸关性命的大事。

随后朱翊钧下旨，立即逮捕张本严加审问。对于案件中涉及到的崂山海印寺住持憨山德清，也立即逮捕，押到北京一同审问。万历二十三年的春天，憨山刚刚回到崂山，北京就派人来抓他归案。当时，他向寺中的僧人们讲了一段话，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年谱》原文写道：“予闻报，乃会众曰：佛为一众生，不舍三途。此东海，乃蔑戾车地，素不闻有三宝名。今予教化十二年，三岁赤子，皆知念佛。予愿足矣，死复何憾。第以重修本寺志未酬，可痛心耳。及离即墨，城中士民老少，涕泣而送，足见人心之感化也。”

憨山的意思是说：佛祖为了度化众生，受尽了各种苦难，也曾经深入地、饿、畜三途恶道中受苦。我今天遭遇的这个官司，也不算什么。这东海是边地，素来不闻三宝名号。我在这里教化了十三年，连三岁的孩子都知道念佛了，我的心愿已经很满足了，就算死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重修报恩寺的志愿未酬，感到有些痛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