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庸（19）：反身而诚的真识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我们必须了解，研读《中庸》到此，才是《中庸》学问修养最中心的关键。同时更要记住，《中庸》开宗明义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三纲领。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率性之道，而证得天命的本有之性呢？在本节的开始，他就提出一个“诚”字，作为方便法门。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是说，“诚”是形而上自然本自具足的先天自性的一个功用，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表诠quán的名相。因为天命之性本自具足一切功能，所以说：“诚者，天之道也。”“诚”，就是天性本具率真的直道，但人出生后的后天人性，却需要借重学养修行，才能返合于本有具足的自性，所以说：“诚之者，人之道也。”人能自诚其心，达到“至诚”的境界，才是人道学养最重要的造诣。其实，《中庸》所谓的“诚”，和《大学》所说的诚意，可以说是同一内涵，但有不同的功用。

《大学》所谓的诚意，是人能诚之的作用，必须先从意念做起。《中庸》在这里不说意的作用，只是直接说明诚心的本地风光。所以接着便直接说明诚心的功用境界：“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这是直指人心，从“诚”的因地起修，达到“至诚”境界的描述。但所谓“不勉而中”的“中”字，切莫当作中央的中字来读，必须用中州音来读，要读“仲”，就像打靶打中了的中（音仲）才对。“不勉”，就是不需要用心用力，不用一点勉强就中入无功用道的境界。“不思而得”，不是用思想意识去求得的，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需要放下一切思维意识，绝对没有一点想象或妄念才能达到的境界。如果你学养到达“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无功用道，那么，你的行住坐卧、言谈举止都是从从容容，那就是无往而不合于中道了。

但这是圣人的境界，不是用心思方法或任何秘密法门，或一种什么功夫所能做到的。其实，只要放下一切思维、寻思、把捉、揣摩等的杂乱妄心，坦然而住，不思、不想、不寻究，对于一切心思杂念放任自然，由它自来自去，不随它转，只是不迎不拒，不随不去，坦荡胸怀，了然不着。由此渐进，涵养功深，就可接近“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自能启发圣智的功用了。如果不能一举而超然直达圣境，那就必须要反身而诚，下学而上达，所谓“择善而固执之者也”。那么，择善是择个什么善？固执是固个什么执呢？

关于什么是“择善而固执”的问题，我们先搁置什么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形而上学不谈，只说后天人性所认为的善和固执的道理。其实从人类整体文化来讲，无论西方或东方，一切教育、宗教、政治意识、哲学和科学的思想，它的终极目的，都是教导人们“择善而固执”。什么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念等，始终没有离开教人“择善而固执”的理论和目标。最明显的实例，便是宗教“择善而固执”的方法。如教人向最信仰的主宰祈求和祷告、礼拜，甚之，心心念念，念诵一句特称和名号，如主啊、神啊、佛啊、菩萨啊、天啊、父啊、母（妈）啊，乃至无义理可解释的真言咒语等。这些都是根据宗教的教义理念而特定，作为信仰和修行的规则，也就是“择善而固执”的作用。至于周、秦以后的儒家学者，并没有像宗教那样，特定一个名言作为总体专一的信仰。但到了宋朝，由于宋儒理学门派的兴起，便根据《大学》、《中庸》的理念，认定以“主敬”或“存诚”作为“择善而固执”的学养标准，把原始儒家博大精深的学说，也变成类似宗教式的学问方法了。那么，宋儒理学家们是怎样变出这种花样呢？事实上，就是从《中庸》这一段话，建立了一个有分别影像、有义理可循的模式。

但《中庸》的原旨并没有叫你去“主敬”或“存诚”，而只是说，万一你不能直接到达“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圣智境界，那就要“择善而固执之”，才能达到“诚”的中道。至于怎样去择善，怎样去固执，他就提出下学而上达的五个学养方法，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博学”，应当以孔子作榜样，不可固守一门学识，而困于主观成见的藩篱之中。“审问”，是对任何一种学问，都要穷源考究清楚，不可落于盲从或迷信。“慎思”，是将所学所闻加以理性的思考。“明辨”，等于后世所说要加以科学的、逻辑的分析和归纳。经由以上的四种治学过程，确定了理之所在，便要在做人做事方面实践，所以叫作“笃行”。换言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种是“择善”；“笃行”便需要“固执”。下文是对这五个学养方法的说明：

“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这是说，如果没有学习，或者学习不好、学习不到家，你就不要冒昧去做实验吧！

“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这是说，你不懂的话，就要去求学，向知道的人请教。如不肯去求学求教，或求学求教后仍没有彻底明白，那你就不要随便去实施吧！

“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如果你也学了，也经过自己的思考，还是没有想通，没有彻底明白，那也不可以将就去做。

“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假使你把所学的经过思考和辨证仍然还是弄不清楚，于心不安，你就不可以随便去做。这都是说明“择善”须精细，然后才可去实践。

“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最后，重点是在知道学理以后的实践。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必须要秉持“择善而固执”的精神去“笃行”，不可半途而废，必须要坚持精进，实行彻底，才能有成。“措”，是坚持做到终点或做到最后的意思。

因此说，照这五个求学的方法去做，不急于求成功，只要重视彻底实践即可。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看到别人一学就会，不必羡慕，不要气馁，你就准备用百倍的努力去完成。别人用十分的努力成功，你就准备千倍的努力去完成。总之，只要以“不问收获，只问耕耘”的精神去“笃行”，虽然是最愚笨的人，最后必然会明白；虽然是最优柔寡断的人，最后必然会坚强刚毅起来。

由于《中庸》在这里所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种做学问的方法和程序，如用比较哲学、比较宗教的教学方法来对照，发现唯一和这个理念相似的，大概就只有中国的佛学了。佛学根据大小乘所说的“闻、思、修”的修行理念，提出“信、解、行、证”的修行次第，建立“教、理、行、果”四个综合的教法。例如佛经首重“多闻”，就同“博学”的意义相同；佛经的问答，先说“谛听”，就与“审问”同一作用；佛学的修行，注重正思维去修“禅观”及“观想”，就和“慎思”的意义相同；所有的经论著述，必须注重“因明”（逻辑），就是以“明辨”为主旨；最后要求达到真修实证的“行证”和“行果”，这和“笃行”的理念就完全一致。

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翻译的佛经多有采用《大学》、《中庸》中的名词作基础，使佛学在中国文化中很快就被融汇为一体。再加上平民宗教的外观，佛学终于普及民间而流行不衰了。到了隋唐以后，禅宗三祖僧璨大师以平易语体说教的《信心铭》，同样提出“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悬隔”等开示，也是说明择善固执的重要，并非是绝对不用文字语言就可悟道的。这也等于掺合“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理念，“即此用，离此用”而已。总之，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择善而固执”的理念，也就是阐明“大学之道”，是“笃行”“止于至善”的普及法门。

（南师怀瑾《话说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