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庸（18）：谋而后动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讲到这里，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豫”和“跲”两个字的含义。“豫”字，包含从容优裕，以及事先要有备无患的意义；“跲”字，有并足难行的意义。至于“困”字和“疚”字的意义，大家都知道，不必另作解释。“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是说凡是做人处世，事先必须要有周详的准备，到了行事的时候，便可悠游自在，顺理成章；就算遇到纷扰变动，也不惊不乱，能如此，则可以建功立业。如果事先没有预备周详，冒昧从事，就会劳而无功或功败垂成而作废。这不但是处世的首先原则，就以做人来讲，一个人从幼年接受教育开始，直到后来的一生，也必须随时随地“学而时习之”，才能有成。因此可知，一切教育和学问，也都是为了“豫则立，不豫则废”的作用。

“言前定则不跲”，这是教诫我们讲话的修养，尤其是在位当权的人，不可信口开河，随便乱说。必须事先谨慎思考，做到言而有信，能说必能行，说到必定做到。如果说了不算数，或者随便应付，或是自己说过就忘了，那就等于自己右脚踩着左脚，结果是寸步难行，走不通的。“事前定则不困”，这是说凡做任何一件事，事先必须知道或成或败，以及其优点和缺点，有正面必有反面等作用，然后确定计划，防患未然，这样才不会遭遇太多太大的困难。

“行前定则不疚”，凡是一个人有任何举动，或做任何事，都叫作行为，尤其是从政者或其他建功立业的人，都需要事先有预定的抉择，尽量减少后悔，以免事后内疚。甚之，一个普通的人，对于生活衣食等平常行事，也是如此。“道前定则不穷”，这里所说的“道”字，是指做人处世准则的“道”，也可以比喻为开一条道路的道，事先也是要有周全的准备和计划，才不会走到穷途末路或水尽山穷，无法回头。总之，这里所说有关做人处世的言语、行为的道理，统统都是从“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的原则出发。“豫”字的意义，也就是《中庸》的“从容中道”，以及“君子而时中”的大机大用。先要能把握到“豫”字的学养，才可能切入“知至而后意诚”的修身要妙。因此，下文对诚意和修身的关键，就提出反复的辨证。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本节的原文，又出现“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两句，似乎是前文的重复，所以朱注便把上文两句删去，只保留在这一节里。但我们却认为，上文这两句的重点，是说明由上对下尊贤之礼；而本节里的次序，却是由个人修养的本位说起，做到下学而上达，恰与上文有上下正反照应的作用。即使是千古以来的衍文，也并没有差错，所以不妨保持原样，“多闻阙疑”，照旧可以理解得通。

这句话是说，普通一个人，如果不能做到下学而上达，得不到在位者的知遇，就不能施展平生学养与抱负，当然更无法由从政而治国利民了。但野有遗贤，也不能说完全是在上位者的错，应当自我反省，是否自己平常就未被人信任揄扬？为什么自己没有被朋友（社会）信任揄扬？由于自己对父母亲属没有做到合于人伦之道的孝顺品行，所以得不到朋友（社会）的赞许和信任。

在周秦之先，选择士类，首重孝行。即如首先实行选举取士的西汉武帝时期，也是秉承孔孟之教，以孝和廉为基本选拔贤才的标准。所以到了明清时代，把考取的举人称作“孝廉”，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人为什么做不到孝于父母、和顺家人的德行呢？由于不能自我反省，没有做到真正的至诚。为什么不能做到至诚呢？因为不明白怎样才是“止于至善”的学养，所以就达不到“诚乎身”的境界了。

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明白了解《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说天人之际性命互通的基本原理，也就是由天道的天性，互通于人道的人性说起，然后说明在学养到达“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和境界时，便是“内明”性天风月的第一义谛。然后依性起修，“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则可以从事“外用”于治国平天下的功勋事业了。这是《中庸》全文直指见性的前提，是从人道修心养性开始，再返合于天性自然之道的德行。到此为止，应该是《中庸》的“上论”。

接着下文，是说明如何才能下学而上达，实证天人之际的大机大用，那就需要从反身而诚做起，才能达到复性境界的真正造诣。由这里开始，可说是《中庸》的“下论”。那么，所谓的诚至和至诚，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这便是《中庸》所阐说的“至诚无息”，内明与外用兼得的妙用。

（南师怀瑾《话说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