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蓬莱阁传说 | 蓬莱阁旁! | 神话故事!首页
  2. 道家文化

1955年授衔,“罗谭”是军队政工代表:罗是政委,谭是主任(1955年授衔上将名单及职务)

四野战将系列:谭政2

作者:桅杆

政治工作是我军发展壮大和克敌制胜的法宝。在红军时期,《古田会议决议》所确定的建军思想,不仅在红4军、在中央苏区,在其他各个苏区也逐步得到落实,推动各地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在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根据地。大家想过没有:这些根据地相互阻隔,虽然在很多地方存在差异,但在政工原则及政策等方面,全军都是统一的。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这其中,谭政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就来说一说这些事。

(一)把高层指示,迅速变成部队政工工作的内容

纵观谭政的军事生涯,其担任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职务,是政治部主任:从1930年任红12军政治部主任开始,先后担任过红22军、红1师、军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东北民主联军(东野、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或主持工作的副主任),直到1960年离任总政主任。这30年时间,谭政的职务基本上都是各级政治部主任。

1955年授衔,“罗谭”是军队政工代表:罗是政委,谭是主任

左起: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

开展军队政工的主管职能部门是政治机关。所以,政治部主任这个职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55年授衔时,罗荣桓和谭政都是军队政工的代表。如果说罗帅是政委这一职务的代表,谭大将则是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的代表。

1937年10月,成立总政,任弼时任主任,谭政任副主任。当时,任弼时先是在山西前线、后去莫斯科,总政主任一职先由主席、后由王稼祥兼任,实际工作由谭政主持。全面抗战8年,谭政一直在延安工作,负责总政工作。

有人或许会问:一直在后方、担任政治部这样一个听起来有点“虚”的部门负责人,能发挥什么作用?其实,总政这个部门一点也不虚,其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整个抗战期间,谭政及总政的主要工作,是“把指示迅速变成部队政治工作的内容”,变成各项具体的指令和政策。在这方面,谭政和总政做出了重要贡献。从以下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贡献有多么重要。

首先,是主持起草了八路军政工条例,并于1938年12月颁布执行。这个条例成为我军抗战期间政工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1955年授衔,“罗谭”是军队政工代表:罗是政委,谭是主任

这之后,谭政负责的总政,先后发布过以下重要指示或训令:《关于整理与巩固新部队的工作指示与训令》《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训令》《关于争取友军、孤立反共投降分子策略的指示》《关于敌伪军工作的训令》《关于伪军工作的指示》《优待俘虏积极分子》《关于对敌宣传工作的指示》等等。

(二)在抗战时期,统一了全军政工标准和政策界限

这些条例、训令和指示,明确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宗旨、方针、内容,把战略变成具体可执行的各项政策。千万别小看文件,在抗战初期思想比较混乱的形势下,实质上起到了统一了各根据地政工标准以及政策界限的作用。

大家可以想象,在当时极其复杂的形势以及部队发展很快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各根据地各行其是,思想上会是什么样的混乱局面?

这里举个有点极端的例子:1939年2月,总部接到注明经新四军第二届政工会议通过的“新四军政工组织纲要”。由于受“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影响,在整个纲要中,没有一处提到组织的领导。相反,却把蒋氏的一些言论作为纲要的附件,一并下发,作为新四军各部开展教育和政工工作的指示性文件。

1955年授衔,“罗谭”是军队政工代表:罗是政委,谭是主任

这与我方的指导思想明显不符。为此,总部在去电批评的同时,立即发出指示,纠正这种错误倾向。谭政连夜起草了《总政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

除了上述指令性文件之外,谭政还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和部队出现的问题,撰写了大量文章,指导部队政工工作的开展。虽然谭政不拿枪,没有上战场,但其所做的工作,事关全军的发展和壮大。其所起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前线指挥员,是“拿笔的将军”。

(三)接受任务,起草“抗战时期的古田会议决议”

与红军时期相比,抗战时期有两大根本不同:一是作战对象是日本侵略者,二是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期间,敌后根据地和部队发展很快,但问题也不少。期间经过整军整风,问题逐渐得到消除。从古田会议到抗战后期,我军面临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促使主席思考建军思想如何与时俱进这一重大问题。

1944年初,主席找谭政谈话,布置了这个艰巨任务。

受领导任务后,谭政废寝忘食,六易其稿,形成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初稿。主席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对谭的初稿做了2次大的修改,并安排20多位在延安学习的高级干部,专门召开一次座谈会,征求对报告的意见。经再次修改后,最终审定。

1955年授衔,“罗谭”是军队政工代表:罗是政委,谭是主任

1944年4月11日,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引起很大反响。认为这份报告“肃清了王明的影响”,是根据形势和条件变化,补充和完善了《古田会议决议》的建军思想。因此,这份报告在当时被称为“抗战时期的古田会议决议”。“拿笔的将军”有此一项,当可青史留名了。

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内,这份报告都是全军政工工作的必学文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上世纪70年代末,军队再次印发时,在按语中说:这份报告“是主席主持写成的,而且大部分是主席亲自写的,是政治工作必须学习的一个重要历史文件”。

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这份报告的形成,主席是布置任务并做了较大修改和补充,并不是“主席主持写成的”。因此,1978年5月29日,叶帅在政工会的讲话中说:“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文献。”

【深耕战争史,弘扬正能量,欢迎投稿,私信必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