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明月》主演濮存昕漫谈弘一大师(《一轮明月》片尾曲)

我发现他是一个生命勇敢实践的行者，他永远不可能在一个地方苟活太长的时间。他不满足的那种心性，他DNA中原来那种的基因里面，注定了他是一个对自我充满兴趣，充满探索要求的一个人。

◉本文选自柏林禅寺2007年《第十五届生活禅夏令营专辑》

昨天夜里两点以前赶到，我在进山门的时候心里有一种感动。在角门车停了一会儿，我仿佛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因为每天我忙于这个那个繁琐的事情，佛教的那种气氛，那种温暖，有很长时间没有接触了，有些感动。躺在禅寺的床上没睡以前，也很舒坦。

今天早上一进大殿，我又很感动，那种仪式，那种气氛，一唱三宝歌，弘一大师他的那种感应，好像就在这个大厅里，仿佛他就在我们中间一样。我很不成器，歌词都忘掉了，但是我听到乐曲，看到这么多年轻人，这么真诚，我真的很感动。我突然发现，这里是那么有力量。说句坦白的话，每一个学员站出来，你们可能不自信，但是你们融在一起，你们真的是从里到外的美丽，从里到外的有力量，这是佛的力量，也是聚在一起的力量。

大明星很容易骄躁、傲慢，高高在上，觉得自己了不得，人家给你谈点事情——“没时间，我怎么能干这个呢，这给我多少钱……”大明星每天面对的事情经常会是这样的。但是走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态一下子和大家在一起了。

我想起了星云大师《除夕祈愿》中的一句话：我们碰到骄慢的高山隆起的时候，要善于运用谦虚的巨铲把这个山铲平。因为佛、禅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是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宗教在全世界很多，但是佛教为什么能够感动我们的心灵，能够让我们有一点接近？是佛教的平等！我们崇拜的不是神。其实，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在自己心灵中，在自己身上，发现拯救自己的那种力量，这是佛教的真谛。

我们拜佛、礼佛，我们面对的偶像其实是造成一种感应，去寻觅心中的佛。这个佛是自己生命中本来就有的，不是一个救世的外体，其实是你自己，就是心脏的跳动，血液的流淌。我们是有思想的，我们是有灵魂的，我们的脑子是会转的，和其他的动物不一样，能开启我们这样智灵的一个宝藏。所以说，我们不卑微。

在座的所有的平凡的朋友们，你们在生活中可能生活很拘谨，家境很贫苦，家庭很不幸，各人的命运可能也有很多很多坎坷和遭遇。在这样一个芸芸众生的社会，像鲁迅先生说过，世事往往为庸人所设计。我怎么在社会中就没有那么一种，那种叫什么？尊贵感，我们身上没有。但是，一旦要用佛的那种精神充满自己的灵魂后，就会不卑不亢，非常自信。因为我们的灵魂中绝对有这种尊贵感，因为我们和向往的境界同在！所以，我今天听大家唱歌，听到所有人心灵的那种向往，真是有力量，那从每个人心中，喉咙里发出的力量。我尊重你们每一个人，同时我也在自省。

所以，刚才那种感受，让我说了那么多话。我很不敢坐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我坐的地方，但是，这是缘分，缘分啊，我真的是没有做些什么准备。我昨天在床上就想今天讲什么呀，后来，我想起了一句话——“生命有渊源，生活无计划”，随缘。

我在这里讲课不是营造一个完美的我，我有很多缺点，我有很多很多不如大家的地方。但是，一般地感觉，哦，我今天要讲课了，我一定要塑造一个我，把五十多年来自己最好的地方，在一个多小时里展示出来。后来想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违背了禅的意义，禅的精神。好吧，就用我的真诚，用我的灵机，用我的本能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希望今天呢，大家在我稍微坦白之后，我们讨论一些你们关心的事情，这样会比较活泼，不是我高高在上讲什么大道理。你们的道理比我丰富得多，你们已经开营好几天，而且很多营员有的还不止一次参加柏林寺的活动。我也在想，我什么时候有时间，把自己的那些放下，也穿上营服，一起待几天，也是可能的。

如果一定要讲点什么有意义的话，所谓的有意义，就是说值得大家听，不耽误大家时间。生命真的是很宝贵，我一晃五十四岁过去了。什么是有意义的话题？坦白我自己。用什么坦白呢？脑子突然想起一句话，叫“道艺一品”。我是从事艺术的，我没有力量，我还没有积累起来，我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佛教徒。

按丰子恺老师——弘一大师的弟子，在厦门养正院演讲《我与弘一大师的渊源》中讲到：人生不过三层楼，第一层衣食住行、妻子儿女、荣华富贵。在第一层生活的人，在平地生活的人很多很多，享受着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生命有点力量的人，生命有能力再走远的人，一抬头，发现二层楼，这里有个楼梯就往上爬，发现二层楼不是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是什么呢？后来仔细一想，精神生活无外乎文学艺术，它能够开启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很多空间，唱歌呀，诗词呀，很多很多。

其实单是诗，就是人的精神生活中的浪漫、畅想、幻觉的表达。通过美术、书法、演员的表演、摄影机的拍摄，很多很多的文艺方式完成精神生活的一些浪漫幻想。那么文学艺术的人就比物质生活中的人会稍许获得快乐，他会满足于灵与肉的一种和谐。但是真的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突然自省：精神生活是虚弥的，如昙花一现的美景，大幕一闭，灯光一灭，我们仍旧还得去生活。一个最美好的，最感动自己，最想去追寻的那种心理上的瞬间不可能持久。如同钱钟书先生说，为什么叫快乐呢？就是特别快，就是乐特别快，（众笑）所以叫快乐。

丰子恺先生说，突然发现，精神生活往往是昙花一现的美景，我有这种体会，我觉得我的演艺生活比我的世俗生活要精彩，我在台上去享受自己的那种幻想。我生活中得不到，生活中是挣钱过日子，然后必须依照社会规则去合作，你才能生存；但是在舞台表演的时候，我非常幸福。所以为什么做演员一直还在努力？就是因为我获得了快乐。但是丰子恺先生说的我有体会——是暂时的，不可能持久的，你想持久是不可能的，太持久了，假的。你比如说，办奥运会，微笑是北京最好的名片，于是乎，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就搞微笑比赛，微笑怎么可能比赛呢？这个微笑怎么可能持续呢？它怎么可能持久呢，它是由心而发，由意而表的东西，它没有！好，一二三——开始比赛，一撇嘴，那个微笑有的很狰狞，我感到很费解。（掌声）

所以，今天这么多的微笑，这么多的快乐，由衷而发地咏唱《三宝歌》。弘一大师的曲调，那样契入人心的旋律，就好像自己生命中最需要享受的那种东西。我觉得那些志愿者培训的时候，我到时候教他们《三宝歌》。因为我要参加志愿者培训的工作，他们应该获得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快乐。

大千世界就是生和灭，就是动和静，就是有和无，就是快和慢，就是实和虚，真的是这样。所以有对比才有运动。昨天晚上我们睡觉和今天早上醒来，就是一个缘起缘灭的事情，就是生和死的事，真的是这样，有趣呀。

再回头来说，二层生活的人还不满足，怎么得不到永恒，怎么得不到对自我的那种解释，啊！一抬头还有楼，结果爬上第三层，是灵魂生活之楼。灵魂生活是什么？丰子恺先生告诉我们，灵魂生活就是宗教，它是一种永恒。要明白来要了解去，然后真正感悟现实、现在。灵魂生活需要修行，要求体验。像我没有实践，我是一个门外的，因为我没有实践。灵魂生活能够使得第二层楼的人向往，他生命力又强盛，又有脚力，能够往前走，他能上去。我们在家的居士，是上上下下，三楼二楼之间。丰子恺先生说，我没有弘一大师这样的力量，我最终还是在二层三层之间站在楼梯上向上张望。弘一大师是从一层到二层到三层这样的一个过程。

后来我在拍这部电影时就想，我怎么才能进入弘一法师的那种境界、心境啊？我仔细端详他那个相貌，留下的很多照片，怎么去解释生命的逻辑，我总要按逻辑去想。

我发现他是一个生命勇敢实践的行者，他永远不可能在一个地方苟活太长的时间。他不满足的那种心性，他DNA中原来那种的基因里面，注定了他是一个对自我充满兴趣，充满探索要求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自省的一个人。不满足现状，不满足自己所有的一切表现，他才可能舍弃，放下，上路，又去寻觅自己需要获得的东西，之后把它剖开了，去看，去看，哦，明白了！然后，又上路，又放下……很多很多凡人不了解，怎么搞的？他哪里有艺，哪里有道，哪里有爱嘛！你看看他抛妻离子，舍弃他的文化。中国当时的文化界，他真的是大家，很多人不理解。

我通过拍这部电影，我仔细去悟他，也悟我自己的那种能力，我能不能接近这位大师，能不能有资格去演这个角色。后来在泉州的开元寺，当家师道远法师的一句话，使我一下明白了。他说，很多人在争论弘一大师为什么出家，到现在还是一个热门话题，两个人在那争论，一定要让道远大师评判。道远大师一笑：你们呐，是在用有碍的思想评判无碍的境界。你们用你们的价值观、兴趣，用你们那种对与错的判断，在你们那个层次是不可以理解的。

怎么可以理解？根本不能等同，不要说对于弘一大师的理解，你比如说，我们英雄模范在这讲演，讲自己的高尚境界，下面人兴致勃勃地听，下面人听什么呢？听他的境界呀，他凭什么无私奉献？他怎么能够牺牲自我？他怎么到时候就冲上去了？他怎么就克服自己的世俗情感？其实一样的道理，我们可能理解不到。用一般的世俗观，人生观，那种标准的尺度，用个人的喜好，你连登山运动员你都不理解，到山上干吗去？到珠穆朗玛峰干吗去?探险家，到南极去干什么？不理解。

弘一大师是一个行者，永远在走，在驿站稍稍喘息继续走。所以在电影中，那个台词也是我们最终才确定的，“什么叫爱？”雪子问他，“爱就是慈悲”，这种慈悲是从小爱进入大爱的，到了一个境界不可言传了。如同经文不可译一般。我们都还没有到这个境界，所以我觉得，想到了“道艺一体”。

在前些年有一个波兰音乐家叫安得列斯基，搞了一个音乐剧。他是当今还活着的古典音乐界最重要的人物，他在世界交响乐界非常有名，写的一个曲子叫《耶路撒冷》，他是一个基督徒，到现在也有十几年了，可是他不授权别人指挥，唯独他自己指挥，所以到现在只演过不到十场。

他在每一个国家演出的时候，就请每一个国家的人用那个国家的语言来读《圣经》。到中国来的时候就找我去，后来在新闻发布会上人家问我说，“你是怎么解释的？”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对西方宗教一无所知，我没有那种状态。见到耶和华，脑袋就发晕。那种虔诚的，完全是舍命，进入一种癫狂状态，我没有这种感觉。

后来话筒给你了，你就得说话。我就说，“我没有这样一种宗教情趣，但是我可以借鉴对艺术的真诚，其实艺术——大写的美字，是我崇拜的那个点。作为一个演员，可能甚至阿弥陀佛没有念过一次。如果他是一个好的演员，他在心里应该有这种对美的判断。

人的心灵是最慈善的、最怜悯的、最充满爱的那样一种心境，他要是没有这个，怎么可以来做演员呢？他可以装一装，但是一般的演员从心里面，用自己生命的品质在表演。哪怕他是音乐家、美术家，还是我们这样的演员，他必须有那个品质才能演出那个作品的那个境界。

如果没有那个境界，我们看画看了半天，看深一些的画，其实是看这个画家生命品质上的流露，我们看西洋画的裸体画，美女画，画家和画家是不一样的，我们对人体充满了一种情怀叫做尊重。但是画家在画裸体的时候，他生命中那个品质，真的是不一样。同样在画裸体，弘一大师在把西洋艺术传到中国来，也让同学们画裸体，艺术的美在心中。我崇拜美，我用这种对美的崇拜来想象我见到了神，见到了主之后那种状态。人家说你说得很好。

艺术家角度不一样，但真正获得那个美，那个美的持续就跟丰子恺说的，是幻灭的，不是持久的，我们永远在生活中不可能保持一个最佳状态，就象微笑一样。摄影师拿着照相机对着你了，如果你为了摄影师而咧嘴的话，那么两秒你就不生动了，三秒就僵硬了，四秒就真的很难看了。它应该是无为的，它应该是自然的流露，而不是意念强迫去完成的那种状态，对于美的寻觅也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

所以有一个文学大家，他写的散文里面写道，什么都不重要，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似乎在等的那一瞬间，永远不满足自己笔下的东西，你让我写一首歌，云彩呀太阳呀，就忍不住眼泪去哭，太不值得的了。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喜怒哀乐，不值得，根本不是我寻觅的东西。

他在问自己，什么东西是自己寻觅的?苦闷了四年，终于写出了这篇《奇迹》。写完之后，在三十年代的诗刊社创刊号还登出来了。很多人说，写什么呢？费解，很多人不理解。

今天没带来闻一多先生写的《奇迹》。他说我永远在等待生命中奇迹的事情发生，我突然发现我在等这个东西，我每天灵魂还在饿得慌，我必须把糟糠当养料来养活自己，我得活呀，他无奈于自己生命的凡胎的沉重，但是他必须应付这样的生命，但是他心里留着一个闪光的门，我在等什么，我在等奇迹的发生。那么最后他又说，什么是奇迹呀？这个奇迹，仿佛闪着舍利子似的宝光，是一个大写的完整的“美”。

现在我自己在支撑着自己，鼓动着自己，能够继续再努力，我在做这个事情。但是你，我今天讲这么多大道理，我突然间觉得脸有点红了，怎么讲那么多？有一句俗话叫“艺如其人”，可是我们小报上登着，怎么可能艺如其人？你看文艺界多么糟粕呀，吸毒的，还有什么性交易，还有什么不给钱我就不演出，扭头走。很糟很糟啊！

但是我非常有幸生活在演员的家庭，我父亲是我所在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前辈。我从小通过他，在北京人艺见了很多大师级的艺术家。他们的人生艺术，艺术人生影响了我。

前两天我还讲于是之，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家、艺术家，他在舞台上的表演，最高最值得最真实有价值的，有可以传世的表演价值，是他生命的品质。真的是生命的品质，所以让我叹为观止，我觉得我不可以跟他们比，于是之老师根本没对我怎么样，但是，在我心里我就感到莫名的紧张。后来，我就跟记者说，我觉得于是之老师不喜欢我。

后来，于是之老师的夫人李曼宜，李阿姨就说，昕昕，怎么可能呀，不可能的事情啊。我说，不是，李阿姨，我就是觉得于是之老师不喜欢我，无形中我有一种紧张感，我把他当作一个标准，我期待他赞许我，但这种期待，赞许一辈子也没有。我就在人民艺术剧院，哎呀，他是我们院长啊，他跟梁少华、宋丹丹，他就能开玩笑，他见到他们就会心花怒放。我在旁边就嫉妒，他怎么不冲我笑啊？他怎么不能跟我开玩笑啊？

那么其实今天他已经躺在病榻上跟生命做最后的抗争了，真的是很痛苦的，虽然他不会说话了，也不认人了，但是我仍然尊重他。因为病榻上的他的生命还在，虽然没有意识了，他曾经那么了不起，在舞台上留给几代观众，今天的年轻人没有这个缘分了，你们也没有荣幸能看到这种表演。

我跟他们有过交往，我想像他们一样做人，这就是我和其他的演员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见过好东西，我真的是见过好东西，他们那些大师们在排练场不行的时候我见过，演不好，急，怎么怎么就演好了，就这个过程，没有看到过这个过程的人啊！只看到结果。后来，我就笑，说这个影视剧的演员没有戏剧演员们幸运，我们戏剧演员是有戏剧性的。我们这些戏剧演员跟大师们在一起滚，我是从头到尾地看他们从不行到行，从浅到深，从实在实在的不行到太精彩了这个过程。

于是之老师是永远不是很早把台词背下来的人，很多演员抱怨说我怎么跟他演戏呀，他老不确定，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他演啊？反正他说的台词就老不准，最终到联台的时候，他说出的台词比原来写的剧本生动多了，绝对恰到心灵瞬间真实的东西，我学那个东西，我当然不是说背台词，我就不满足。

我在空政的时候，刚刚当演员，他跑到我们家，昕昕，给你写幅字。我说什么字啊？打开一看“上下求索，苦尽甘来”。可是我到今天找不着了，翻箱倒柜，想找那个字，当时没有珍惜它。当时是八十年代初，我还没有听说，谁的字这么值钱，赶紧去装裱，将来再升值。因为太自然了，他比我父亲小一岁，他们一起从1946年到现在。找不到了，急死我了。“上下求索，苦尽甘来”。永远永远不满足于自己的当下，和弘一大师有一比，虽然他不是佛教徒，他在生命中寻觅的美，他永远不确定自己的当下，老觉得自己还不是，心高手低这种。

当然于是之老师很痛苦，因为他是那么专业，那么了不起的一个演员，非让他去干这个院长，结果让他碰到那么多事情。因为文化大革命后，整个经济发展，这个价值观全都裂变，他应付多少那些我们听起来都头痛的事，人际关系啊！待遇啊！他躺在那里睡觉，不公，埋怨，在沙发上骂一顿，他一睁眼，大艺术家就受这样的侮辱，他失聪的时候，我觉得于是之老师太幸运了，什么血糖全下来了，什么血压，什么指标全正常了，十多年后生命衰竭了。

我讲了，在寻觅一个什么是演员应该有的那种品质，值得在你的艺术中展示的品质，是我在做的事情，值得做的事情。艺如其人，你必须有一种品质，才可以去演弘一大师。我在那两个月的时间我接近他，我自己觉得，我的感悟——我就是他的状态，我以他的名义在言行，我以他的名义在生存。

最后一帧的拍摄，我们在实景拍摄。虽然那个结尾不尽人意，一个小桥，水上全是荷花灯。我也不太完全赞赏这个艺术处理，但是那是最后一天拍摄，第二天再也不化妆了，不穿海青了，不打赤脚了，有一种告别的感觉。但是我很开心，我在那段时间的生活，我好像“道艺一品”，我灵魂的生活和精神上的生活和我肉体的生存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六十多天，我很幸福。

我曾经在1990年第一次拍摄佛教题材的电影叫《清凉寺的钟声》。那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弘一大师的传记，他那篇传记帮助我第一次接近了佛教文化。知道有这样一个人，这文化是通过一个人的生命传承的，而不只是经文，不只是教义，不只是道理，而是一个人生存的方式。

当时我看了那个传记，陈惠先生写的，当时我有一个念头，我想演他。可是那时候我很年轻，只是一个念头。后来，1995年潘霞导演想拍弘一大师的电视剧，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也在减肥，饿得眼冒金星，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准备好，这是1995年的时候，马上要签合同，我没签，我非常坚决，经过特别的心理斗争挣扎，“对不起，我觉得我真的演不了”，我还说了一句很绝情的话，“我也觉得你也拍不好”。

我觉得你不能把他看成是一般的电视剧，你说不给我片酬，就是这点投资，是做不出来好东西的。这剧本是稍稍有些功利的。因为是中央电视台，他一定把弘一大师塑造成爱国的民族的，我觉得把他给异化了，不是从人本身出发，而是变成为了教义去写的那么一个事情。导演还真的不去拍了。

后来我接拍了《英雄无悔》，后来我就出了名了，但是我心里有这种惭愧。正好赶上这个片子，孙增华女士、周珊薇女士推动的《一轮明月》，一看就知道，就是我做的事情终于有缘分了，什么事情都是一个过程，不可能天上突然掉下来，突然之间就能够获得。

现在正在努力做玄奘电影，但是还没有力量，一个是剧本有两稿出来，还不尽如人意。另外就是因为拍一部电影真是很难。最后你拍完了发行上都有那么多困难，整个社会的发行系统都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只能在这种环境下工作。

但是没有关系，我曾经跟周珊薇、孙增华说，地球的裂变，使得树木变成了地下的矿藏，这些矿藏的形成，它埋没在社会中也不着急，毕竟有这块石头，有这块化石，想开采就能获得，不想开采，就埋在地下。我们问心无愧地做了一件事，虽然我们做得并不圆满，但是我们还是做了。还得到了大家对我们的鼓励，对我们的赞赏，对我们的支持，我真心地感谢。

这部影片给予我个人带来很大的帮助激励，使得我2003年碰到我人生中的难处时，我能够顺利度过来，是和拍这部影片有很大关系。我自己解释不了自己的生命，也解释不了怎样与社会合作，我碰到了很大很大的难题，突然间我拍这部电影，去学一种知识，我觉得我今天很快乐。我今天获得这份快乐，和我接触佛教文化，和我自己曾经和弘一大师的交往有关系。

所以我刻了一个章叫“二一之徒”。因为弘一大师他的一个偈言对我特别有触动，特别做演员的，特别在名利场中有特别的帮助。他这个偈言是“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他给这个偈言起了一个号叫“二一老人”，我给自己刻了一个闲章叫“二一之徒”，我妄称他的徒弟，以此来铭记这样一组理念。

所以刚才法师说，我做了一些社会活动，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其实都是从这出发的，而且我做得很少，而且获得太多太多了。中央电视台王志采访我，我就非常坦白地讲自己的事，他说，“濮存昕，你居然这么去说话”，就是这样的。

我获得的名和利，是因为我做了一件小小的好事，在座的任何一个人，你们做完了没名没利，真的是默默无闻地在做事情，包括我们佛教界，包括我们柏林禅寺做了这么多利益人民，利益苦难者的事情。谁知道？可是濮存昕做一点点事，记者就把你夸大到这么大。

我还获得去希腊代表中华民族举火炬的荣誉，吓死我了，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就真的吓一跳。不可能吗？你，还有成龙，还有女足的孙雯，你们三人代表全世界的中国人，就你们仨了。凭什么呀？凭什么不让别人去，让我们去呀？因为你是演员吗？不会吧，不会因为职业让你去吧。那科学家呢，想了半天。

成龙，人家的演艺事业、慈善事业做到世界级别的，到了希腊之后，看到希腊小伙子眼里闪着崇拜的目光，兴奋不已，真是见到神了似的。成龙大哥，虽然他比我小一岁，成龙大哥您是世界级啊！我呀！在中国只不过到县里可能有那么点感觉，孙雯人家是铿锵玫瑰，女足队长啊！佼佼者啊！真的想不明白，凭什么让我去啊？连家里人都不敢说，偷偷跟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也没当回事。

当时正在拍弘一大师，摄制组人都不敢说，说完了再不是你，多丢脸呀！直到5月份，我们片子3月份拍完了，新闻发布会的头一星期，说过一个星期就开新闻发布会了，你准备准备吧，我才真得敢相信说的是真的。

我仔细想一想，我代表老百姓，你给老百姓做点什么好事，给你这么大的荣誉，这荣誉是买不来的，无价的。所以说，我做一点好事情真是得到太多的名和利。这样就有一个谦卑，在让你去做，但是我尊重一个道理，为了快乐去做。

这里面有很多问题的，这不是夸我自己有境界。所有的人，你们做事情、说话、接人待物、为人处事，一定要为快乐，这种快乐的启动，是你自己源于生命本身的，寻觅的，或者本来具备的品质，要为快乐去做。做不来，对不起！没时间，对不起！我没准备好……你可以推辞，我推辞了很多很多。

还有的给我写信，“濮老师救救我吧！”但是有的事情，规则上或者我自己的心，第一判断缘没有到，我也拒绝了。很多的事，这里面也可能真的急需帮助，但是我没有做，真的是没有做，使很多人失望。但是我获得东西太多了，所以说，自自然然去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会获得快乐，同时又能获得很多很多。

在当今社会，利益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情，完全拒绝利益是不可能的。我们怎么面对利益，我是这样体会的，再说几句话结束了，咱们大伙再聊聊天，别听我一个人说。名和利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你在社会上在恰当的位置上就一个名，名的确定，最起码你叫什么名字，你在世界生存中你有你自己的位置，最起码你站的那个地方，那个面积，在此时此地属于你，必须确定自己的位置，合作于社会必须有自己的恰当位置。

利是能够让你继续努力去获得再去奉献……这是一个社会规则，一定要去追求名和利，是我们世俗社会、世俗生活一个规则。淡泊名利是怎么面对它，解释它，而不是说我不去获得它，我是这么想的，我认为，佛家的生活也有名和利的事情，都有，可是你怎么去对待它。

再给大家讲一个小笑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北京青年报》评2002、2003年年度“十大财富人物”，有我！我说我怎么成大款了。我拍广告。这里面都有谁呀？什么柳传志，联想的老总，我怎么是财富人物。我心里蹦蹦跳，那时候怕露富呀，这是农业文化的一种思想，富裕中农，他真的不是地主，怕人家借钱来，怕露富。

后来记者威逼来问：“你一年挣多少？你拍一个广告多少钱？你拍电影电视剧多少钱？你在社会中赚取了多少东西？”她就问你，很紧张，不能在这儿跟他们谈斯文，后来情急之下，脑子还在转，我说：革命战争时期，我们那些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是当时的时代风尚；五六十年代，我们的前辈打起背包就出发，党叫干啥就干啥，那是五六十年的时代风尚；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措词很严谨，社会风尚之一，是创造财富。创造个人财富的同时，一定在为社会创造财富，你在创造社会财富的时候，也在为个人财富积累，多劳多得嘛，这是资本法则。

所以我觉得该挣钱的时候一定要挣钱，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社会合作。合适就干，不合适那就算，或者我们让让利，讨讨价，觉得你有创造底线，快快乐乐去完成任务，堂堂正正地去挣钱。不该挣钱的时候坚决不要，张开口要半分钱都要脸红的。

其实公益事业，帮助别人的时候，怎么可以去获取，真的是不行。要用你的热情，用你的经历，用你的时间，用你生命去为别人做点事情，为社会做事情，为集体做事情；

第二句：不该要钱的时候一分也不能要，该掏钱的时候一定要掏。真的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这样。我在日本浅草，一大帮人排队都这样，谢谢。谢什么呢？谢捐款的人，到年底了，赶紧给贫困的人募点捐。我看到日本人，一个小铜子，一个小铜子值多少啊？我快到那里，我心里就在打鼓了，我也应该在日本捐点钱，我路过这，抬头过去不好，掏多少呢，我身上没有铜子，我都是大票，我跟我媳妇说，怎么办？别找了，行了，一千,我们俩一人一千。我看了半天，都是扔铜子。

后来，发现人家是对的，我有问题，虽然我给一千，但是那有多少啊？你怎么不给十几万啊？不在多少，就在一个过程。他可能碰到下一个，又自然地扔了几个铜子，我碰到下一个，我扔了一千了，我还扔不扔啊？你看这个心理过程，不一样，该掏钱掏钱，掏多少随意随心，真是这样。

所以我看公共设施旁边的捐款箱，你看捐款箱里面的钱都是毛，很少是大票，是对的。怎么三个月还不满，还是一点点，我自己提倡，找零钱别在身上搁着，放在兜里也麻烦，整钱去花，随手找得小的，见到捐款箱赶紧放进去，快乐。

扔铜子的人不要不好意思，像什么下岗职工呀，工薪阶层呀，离退休人员，他们都不这么想。他们掏出的一毛钱，很少很少的钱，和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可能掏一万、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样受到尊重。你拿出十块钱，拿出一块钱，一样受到尊重，而且这样是多数。

真正的慈善事业，它的募捐真正的品质，是成千上万的人去掏自己那一毛钱、一块钱，这样的意义要远大于一两个大款掏几百万，这是一个民族品质，是一种社会风尚。所以，我们自己不要觉得我们掏得少，别做了，做了人家笑话。不，一定不是的，这是我对财富一点小认识。

这些理念，2003年以后才有的，现在总结起来，就好像因为我演弘一大师了进步了，因为生命中好像有这样的愿望，愿意跟佛教接近，愿意跟佛教的知识文化接近。

我的学识很差，经文背起来很难，可是很奇怪，在1990年拍《清凉寺钟声》的时候，那《往生咒》我没成心背，演出完到现在一张口就出来的。怎么就奇怪“南无阿弥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就出来了，平常根本没背过，也没念过，它是一种灵性。

我觉得在座的朋友都有这种灵性，有这个愿望。在柏林寺，我们聚合在一起，大家都有这种心性，有这种快乐、愿望在一起，你们真的是有慧根，真的是比寺庙外的人要快乐、要幸福。但是你们还会走出去，走出去的时候，就用叶圣陶那句话，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业，用我们佛教的理念、文化获得生命的快乐，去面对生活、社会世俗中的一些难题。

我也在问我自己，我为什么没有力量，了却不了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自己还不完整，也可能是业，我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但是我觉得佛教文化给我很多很多快乐，我觉得自己还没有下功夫去修持，还沉溺社会生活中的自己认为的一些快乐，我还在悟这个事情，还在感受。今天我也是一个学生之一，跟大家面对，跟大家夸夸其谈。但是你们给我的热情，使我讲出了我生活中讲不出来的一些话，这是一种渊源，一种福报。（鼓掌）

最后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就结束了。因为我是演员嘛，下午在北京那边有演出工作，赶紧跑。所以实在是对不住大家，我心里有这种愿望，结一个缘，种一个种子。我心里有这样一个愿望，到这儿来生活，将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到这来参加夏令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