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道家、名家、法家与齐鲁文化的关系(墨家和道家)

以上都是完全可以归为齐鲁文化的诸子学说，此外还有墨家、道家、名家、法家等相对比较重要的诸子学派，他们与齐鲁文化的关系又是如何呢?这个问题也要阐述清楚，以便看出齐鲁文化对这些诸子学派的影响或关系。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他是“宋之大夫”[《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修订本第2841页]，但没有明确地说他是宋国人，根据“宋之大夫”一说，一般都认为墨子是宋国人。

宋是周灭商之后封给殷商的遗民的诸侯国，宋离周和鲁都不远，但从人员的来往看，宋与鲁的关系更为密切。如孔子的先世是宋国贵族，后在鲁国安家，成为鲁国人。这一事实可以说明宋与鲁在文化上和地理上都较宋与他国更为接近。陈国的陈完之所以逃到齐国，也与孔子先祖逃到鲁国相似，都说明处于中原地区的陈、宋等国与处于东方的齐、鲁在文化上或思想感情上以及人生态度上都存在着相同之处，而与其他诸侯国就没有这样的独特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出于宋国的墨子必然会与鲁文化有一定关系。

但就墨子是哪国人的问题看，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如清代学者孙诒让撰《墨子间诂》，在其中的《墨子传略》中提出墨子是鲁国人，其根据是墨子为宋贵族目夷的后人，而小邾娄国前身就是目夷国，目夷在入周之后就称为小邾娄国，在山东滕州木石镇也出土了目夷戈，这都表明墨子应当是鲁人。这一观点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可，如匡亚明、任继愈、杨向奎、张岱年、季羡林、张知寒等。张知寒更是根据《墨子》书中所说的“墨子自鲁即齐”、“以迎墨子于鲁”以及《吕氏春秋》中说的“墨子闻之，自鲁往”等记载，更进一步断定墨子是鲁人。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墨子是鲁阳人（今河南鲁山），如清代学者毕沅《墨子注序》、武亿《跋墨子》以及清乾隆间《鲁山县志》，现代学者如冯成荣、高天生、徐希燕、刘蔚华、史党社、萧鲁阳、李玉凯、陈金展、潘民中、杨晓宇等都支持这一说法。

不管哪一种说法，墨子与宋和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就算他不是鲁人，作为宋人或鲁阳人，也是与鲁国相距很近的地方，但再从他的活动情况看，可以肯定他受鲁文化的影响很深，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墨子及其学派属于齐鲁文化外围的诸子学派，与齐鲁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他的诸子，如道家，一般认为属于楚文化，但从老子与庄子所属的地域来说，实际上是离楚较远，而距周文化更近的地域。把老子说成是楚人，主要是因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而按此传的《集解》引《地理志》说：“苦县属陈国”，《索隐》又做进一步说明：“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正义》说：“至天汉修史之时，楚节王纯都彭城，疑苦此时属楚国，故太史公书之。”这说明《史记》所说的“楚苦县”，是据后来的情况而言的，但它早先是属于中原的陈国，从文化和地理距离上，陈都与齐鲁近而离楚远。只是后来被楚灭国而属于楚，但在文化渊源上，这类地区仍与楚本土的文化不一样，所以出自陈地的老子，更应归属于周文化和齐鲁文化范畴。且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又是“周守藏室之史”，这说明他的思想学说更多是来源于周文化，因为老子可以从周王室的藏书中吸收周文化的丰富内涵，而不可能从楚文化中寻找道家思想的源头。据这一个事实，又可证明老子属于周文化，因此而与齐鲁文化相近。

庄子，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他是“蒙人，尝为漆园吏”，蒙这个地方，据《史记》此传的《集解》说：“《地理志》：‘蒙县属梁国’。”《索隐》说：“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也。’”《正义》说：“《括地志》云：‘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北十七里。’按，其城古属蒙县。”根据这些说法，可以考定蒙在曹州冤句县一带，而这个地方在周初为曹国，封给周文王之子曹伯，其地在今山东荷泽，与鲁国邻国，当然也应归属于齐鲁文化范围之内了。只是因为后来的楚国势力扩大，已占据了这些地方，所以后人就笼统地称之为楚人，把庄子的学说归为楚文化了。而这是不符合历史渊源关系的。

名家的代表人物为公孙龙和惠施，公孙龙为赵人，惠施为宋人。惠施与庄子在地理上接近，在学术上关系密切。如果庄子为曹人，则与作为宋人的惠施在文化上应该是非常接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惠施也可划入齐鲁文化范围之内。

公孙龙虽为赵人，但也与齐鲁学者有过直接接触与交流，如孔子的六世孙孔穿、齐国的邹衍有过交流与论辩。这说明他的学说与齐鲁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在他与孔穿的对话中曾说：“且白马非马，乃仲尼之所取。”这说明他认为他的理论与儒家并不矛盾。而且他还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即楚王亡弓，左右请求之，楚王说：“止。楚王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然后他说：“仲尼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根据这一点，公孙龙说：“若此，仲尼异楚人之于所谓人。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他是从逻辑学的角度说明孔子对概念的使用与公孙龙并没有矛盾之处，由此证明他所主张的理论与儒家可以相融而不悖。就这一点而言，也可以说公孙龙的名家学说并不是与齐鲁文化毫无关系的。

法家的代表人物为商鞅，据《史记·商君列传》：“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修订本，第2693页】，而且正是因为商鞅为卫人，所以先被称为卫鞅，后到秦国被封在商，才被称为商鞅的。据《史记》的记载，他也是属于周文化的学者，与齐鲁文化属于同一种文化。而据《管子》书的内容来看，其中也有不少可以称之为法家的思想理论，因此可以说法家的思想本来就是周文化的内容之一。又如儒家经典中的《尚书》，其中就有专门论述法的篇章和内容，这说明周文化本身是包括法家的思想学说在内的。只不过后来的法家学者特别强调法的运用，因此显得别具一格，其实这种学派及其思想并非他们的独创，只是承续周文化而针对特定的时代与社会问题加以特别的强调与发挥而已。从这样的理解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说法家既然属于周文化，因此在本质上就与齐鲁文化为同一文化，也就是说与齐鲁文化也有着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如果把《管子》中的法家思想成份与后来商鞅、韩非的法家学说对比来看，他们之间应该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另外，就管子所在的齐国的学术情况来看，齐的稷下学者中有慎到、田骈和环渊等。慎到是法家的先驱人物之一，他是齐人。田骈是齐人，环渊是楚人，他们的思想属于道家。但他们都是作为齐国的稷下学者来进行学术活动的，而且如上所述，道家的老、庄都是接近于齐鲁文化的学者，因此可以说慎到、田骈、环渊等人的学说都属于齐文化，而道家又是法家的思想来源之一，所以，可以断定，法家与齐国的学术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密切关系。

墨家、道家、名家、法家与齐鲁文化的关系(墨家和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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