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相逢处，非仙即道，静坐讲《黄庭》（上）韦力撰(吴承恩所处朝代)

《西游记》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小说之一，这个故事的本源是唐玄奘西天取经的真实历史。唐贞观三年，玄奘前往天竺，经历了上百个小国，十七年后返回中土，带回了六百五十七部各种经文。归国后，他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写出了自己的这段奇特经历。当时他是奉皇帝之命写此奇遇的，是以玄奘口述、弟子辨机记录整理而成者，该书被命名为《大唐西域记》。而相应的故事另外还有慧立、彦棕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由于玄奘取经的这个经历太过神奇，故其他书中也会记载他在取经过程中的一些奇遇。比如唐代末年出现的《独异志》和《大唐新语》等等，也都有这类的故事。然而这些故事都是一些取经的片段，到了北宋年间，出版了一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该书第一次具有了《西游记》的雏形，但里面没有猪八戒，沙和尚也被称为“深沙神”，不过该诗话中首次有了猴行者。

吴承恩撰《西游原旨》二十四卷，清嘉庆二十四年刻本

吴承恩撰《西游真诠》清康熙刻本，卷首

其实关于神猴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印度教经典《罗摩衍那》中，该书中的神猴名为哈奴曼，故有些学者认为，因为哈奴曼的故事传入了中国，后来的孙悟空就是以哈奴曼为原型所创作者。比如胡适就持这种观点：“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陈寅恪和季羡林也持这种观点，当然也有的学者反对这样的联系，比如吴晓铃在《〈西游记〉和〈罗摩延书〉》一文对孙悟空受哈奴曼影响一说，就表示反对。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经提出一个新的说法，他认为孙悟空的形象可能是本自淮涡水神无支祁的形象，《太平广记》中把无支祁描绘成“形若猿猴”，而胡适则根据鲁迅的这种假设做了进一步的推演，他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说：“前不多时，周豫才先生指出《纳书楹曲谱》补遗卷一中选的《西游记》四出，中有两出提到‘巫枝祇’和‘无支祁’。《定心》一出说孙行者‘是骊山老母亲兄弟，无支祁是他姊妹’。又《女国》一出说：‘似摩腾伽把阿难摄在瑶山上，若鬼子母将如来围定在灵山上，巫枝祁把张僧拿在龟山上。不是我魔王苦苦害真僧，如今佳人个个要寻和尚。’周先生指出，作《西游记》的人或亦受这个巫枝祁故事的影响。”

吴承恩撰《西游真诠》清康熙刻本，蜘蛛精

针对鲁迅的这个假设，胡适提出了三点意见，他首先认为这个无支祁“明是一个女妖怪”，同时他又称“或者猴行者的故事确曾从无支祁的神话里得着一点暗示，也未可知”。如此一说，则等于推翻了鲁迅的假设，又回到了来自印度本源说的原点。胡适为什么做出这样的结论呢？对此他作了如下的解释：“因为《太平广记》和《太平寰宇记》都根据《古岳渎经》，而《古岳渎经》本身便不是一部可信的古书。宋、元的僧伽神话，更不消说了。”

既然如此，那孙悟空的国籍确实有了问题，但胡适说的究竟在不在理呢？只能让相关的大专家学者们继续争论下去吧。不管怎样，而今孙猴子的老巢——花果山和水帘洞都被今人指认出来，那么这个指认是不是附会呢？恐怕没有人对这件事再认真了吧。

玄奘与其三位徒弟共同出现在取经路上，这样的四人组合最初出现在元代，而猪八戒的首次亮相则是在元末明初杨景贤所作的杂剧《西游记》中，在此剧内，原本的“深沙神”也被改称为“沙和尚”。

吴承恩撰《西游真诠》清康熙刻本，犼精

因为古代藏书家对小说一向轻视，所以《西游记》早期的版本都未曾流传下来。而今见到的该书最早版本则为金陵世德堂本，此本的刊刻年代被定为明万历二十年，余外还有另外六种明刻本存世，到了清代，另有七种不同的版本，对于这些版本之间的关系，学者有着长期的争论，其争论的焦点是要确认这些重要的版本，其本自哪一个祖本。而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人对此各有各的说法，著名目录版本学家黄永年也有相关的研究文章，时至今日，这种研究也未曾达成统一的意见。

总体上说，《西游记》分为全本和删本两个系统，而在书名上也有变化。比如该书的其中一个名称就叫《西游证道书》，而此书也有繁本和删本两个体系。胡淳艳在《〈西游记〉传播研究》一书中，将《西游证道书》与《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进行了内容上的比较，比如《西游记》第四十四回中，描绘的是唐僧师徒路过车迟国，在半夜这三位徒弟到三清观去偷吃供品，而猪八戒把三清祖师的圣像扔进了茅厕，这段描写具体如下：

呆子有些夯力量，跳下来，把三个圣像拿在肩膊上，扛将出来。到那厢，用脚登开门看时，原来是个大东厕，笑道：“这个弼马温著然会弄嘴弄舌！把个毛坑也与他起个道号，叫做什么‘五谷轮回之所’！”那呆子扛在肩上且不丢了去，口里啯啯哝哝的祷道：“三清，三清，我说你听：远方到此，惯灭妖精，欲享供养，无处安宁。借你坐位，略略少停。你等坐久，也且暂下毛坑。你平日家受用无穷，做个清净道士；今日里不免享些秽物，也做个受臭气的天尊！”祝罢，砰的望里一捽，溅了半衣襟臭水，走上殿来。

吴承恩故里碑

这段描写极其传神，然而证道书本中却将这一大段删为了如下一句：“这呆子果然跳下来，把三个圣像扛在肩上，到池边尽抛在水里。”而后该专著中又引用了第七十二回中，孙悟空到盘丝洞的一段话，之后，胡淳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两相对比，证道书中将李评本中意趣盎然的文本删改成了平淡的叙述语句。漫长而枯寂的取经之旅，有了这些闲文、趣笔的存在才充满了意趣。然而，像上述章节这样充满戏谑色彩、游戏精神的文本，在证道书中往往都不复存在，李评本谐谑、游戏性的一面被有意识地弱化。”

即便如此，郑振铎还认为有的版本比证道书本还要差，他在《〈西游记〉的演化》一文中称：“《真诠》其实最靠不住，乱改、乱删的地方极多。远不如《证道书》及《新说》的可靠。吴氏原本所有的许多作为烘托形容之用的歌曲，几有十之三四被删去。这是最可慨惜的！吴氏的许多韵语，出之于孙行者、唐三藏或者诸妖魔的口中者，乃是那么的风趣，不知悟一子为何硬了心肠，乱加斫除。”

师徒四人取经的图案

由以上可知，《西游记》的版本颇为混乱，至今也没能理出完整的头绪，而同样，关于该书的最终编写者，也未能达到业界的共识。比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称：“《西游记》的最后写定者是谁，迄今无定论。现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仅世德堂本卷首陈元之序称：‘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据此作者或与宗藩王府有关。”

到了清初，当时刊刻的《西游证道书》首次提出，该书的作者是元代全真教道士丘处机，而后这个说法一直沿用了下来。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误会，因为丘处机的弟子曾经写过一部《长春真人西游记》，由于两者名称相近，才产生了这样的误会。另外也有人提出，《西游记》的作者是全真教道尹真人的弟子等等，不同的说法。一直到了清乾隆年间，才由吴玉搢将其确认为吴承恩。

吴玉搢的这个说法出自《山阳志遗》，他在该书中首先讲述了吴承恩的生平：“嘉靖中，吴贡生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吾淮才士也。英敏博洽，凡一时金石、碑版、嘏祝、赠送之词，多出其手。缙绅台阁诸公，皆倩为捉刀人；顾数奇不偶，仅以岁贡官长兴县丞。贫老乏嗣，遗稿多散佚失传；邱司徒正纲收拾残缺，得其友人马清溪、马竹泉所手录，又益之以乡邻人所藏，分为四卷，刻之，名曰《射阳存稿》（又有《续篇》一卷），五岳山人陈文烛为之序。”

《西游记》故事雕像

该段生平本自明天启年间所修的《淮安府志》：“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

以上这段话出自《淮安府志》的《人物志》，而在该书的《艺文志》中，又著录了吴承恩的著作：“《射阳集》四册囗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而吴玉搢正是根据这一点，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天启旧志列先生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丘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

处在菜地之中

对于《西游记》的作者是丘处机这种说法，钱大昕予以了否认，他在《跋长春真人西游记》中称：“《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钞得之。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丘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钱大昕在这里明确点出，关于唐三藏的民间小说是明代人所作，而毛奇龄根据陶宗仪《辍耕录》的说法，称该书是出自丘处机之手，而丘为元代人，显然不可能写到明代的事物。

对于钱大昕的这个结论，丁晏表示赞同，他在《石亭纪事续编》中说：“钱氏谓‘明人作’甚是。记中如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司马，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明代官制。丘真人乃元初人，安得有此官？其为明人作无疑也。”丁晏按照钱大昕的思路，考证了《西游记》中所提到的一些事物，认为里面所提到的官职都是明代所设置者，所以这本书不可能出自元初的丘处机之手。接下来丁晏又根据方志的著录，得出了如下结论：“及考吾郡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吴承恩下有《西游记》一种。承恩字汝忠，吾乡人，明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旧志《文苑传》称：‘承恩性慧而多敏，博极群书，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西游记》即其一也。’今记中多吾乡方言，足征其为淮人作。《西游》虽虞初之流，然脍炙人口，其推衍五行，颇契道家之旨，故特表而出之，以观吾乡之小说家，尚有明金丹奥旨者，岂第秋夫之针鬼，瞽仙之精算哉？且使别于真人之记，各自为书。钱氏之说得此证而益明矣。”

旁边还有一个小亭

但是以上的这些结论，并没有得到后世学者的广泛认可，比如当代学者章培恒就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中称：“从现有的各种《西游记》版本来看，《西游记》的明刊本和清刊本或署朱鼎臣编辑，或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而不署作者姓名，或署丘处机撰，却没有一种是署吴承恩作的。署名为吴承恩作，实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所出现的铅印本《西游记》。其所以这样署，乃是依据鲁迅先生和胡适的考证。但他们的考证并不是极其周密的。”即此可知，鲁迅和胡适都认定《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但章培恒认为他们所作出的考证和结论“不是极其周密的”。为什么呢？

章培恒接着说：“他们用以证明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著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之《淮贤文目》，在那里有着如下的著录：‘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囗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需要注意的是：天启《淮安府志》既没有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多少卷或多少回，又没有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著作，那又怎能断定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作为小说的百回本《西游记》而不是与之同名的另一种著作呢？要知道在我国的历史上，两种著作同名并不是极其罕见的现象，甚至在同一个时期里出现两种同名的著作的事也曾发生过。”

吴承恩墓

看来章先生认为《淮安府志》上虽然说吴承恩有《西游记》这部作品，但他却认为《府志》上没有说这部《西游记》是多少卷或多少回，而历史上同名著作多得是，但即便如此，怎么能证明《淮安府志》上所言的《西游记》跟我们今天所见非一书，章先生没有举出有力的证据来。他在文中也提到吴玉搢在《山阳志遗》所作出的语言风格上的发现，吴称“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章培恒认为吴玉搢所说的“书中多吾乡方言”这一点，虽未能作为天启《志》著录的《西游记》为百回本小说的确证，但这个问题仍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此说来，章先生也没有完全否定吴玉搢的这个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