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融合：从“三武一宗”灭佛中，看儒释道三教“相爱相杀”(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儒、释、道三教之间既冲突又融合。但话说回来儒与道之间的冲突属于中国本土文化内部的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要弱一些。而儒、道与佛教之间的冲突属于异质文化之间的矛盾，竟发展成了武力冲突。

“三武一宗”灭佛就是最典型的冲突事例（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四个时期灭佛事件的合称）。总的来说：这是过度发展的佛教经济和体制挑战了皇权，影响了国家的正常运行，引起了统治者的忌惮，才引发了四次法难。

统治者从维护统治的角度出发，要树立儒家统治思想的权威，拉拢中国本土道教，打击佛教。而唐代新兴庶族地主阶级的崛起，则引发了儒林人士反佛的新浪潮。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面对如此多的冲突和挑战，佛教没有消极面对，而是积极与儒、道融合，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为己用。

当然儒、道两家也没有盲目一味的排斥佛教，也接引了其主要思想进入中国思想界，并为己用。

本文便从儒、释、道三教的冲突与融合角度出发，着重分析在四次灭佛事件中，佛教吸取教训，从各个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积极适应，其表现为：

• 佛教人士大量开凿佛像以争取统治者的支持；转变寺院经济形式，崇尚节俭；禅宗融合儒、道两家思想为己用。

• 儒家在宋代吸纳道、佛观点，形成“理学”和“心学”两大派别，“朱子道，陆子禅”是其显著特征。

• 道教也将儒、佛思想作为自身改革的有力武器。

在这些研究中，我相信，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性和现实意义。

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

一、“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原因分析

（一）政治原因

纵观古代历史，打击政治异己早已成为帝王权术中最重要的一环。而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就是为了维护统治地位、防止叛乱发生而进行了“灭佛”。

1.北魏太武帝剿灭“佛教匪”

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五月，太武帝镇压了佛教徒也是仇池首领杨保宗、杨文德的叛乱。为了防止势力再次利用僧人和佛教信仰作为纽带，策划谋反。太武帝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开始排斥打压佛教。

《魏书》太平真君五年正月下诏：“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讳、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

在这封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太武帝已明确将佛教列为妖邪、巫术一类，明令禁止王公以下至庶人私养。如若不遵守法纪，将巫师、沙门交出，将满门抄斩。

此时的太武帝或许还“心存善念”，然接下来的事情终于让他是可忍孰不可忍。

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与二杨的叛乱才事隔两年，作为佛信徒的卢水胡人盖吴再次发生叛乱。太武帝大怒，决定亲自征伐，可途径长安时，随行的官员竟发现这寺院僧人的厕所内藏有很多兵器。

两件事合在一起，终于刺激到了太武帝，他说：

“此非沙门所用，必与盖吴通谋，欲为乱耳。”

太武帝下令彻底清查寺院，并诛杀全寺所有僧人。在对寺院的清查过程中，又发现了大量的财物和酒器。与此同时还发现寺内有暗室，僧人与宗室女私行淫乱。这更加引起了太武帝对僧人的厌恶。

这时跟随在侧的崔浩适时建议禁毁佛教，这正符合太武帝的心意。于是，太武帝下令诛杀长安所有的僧人，焚烧砸毁佛像，并令国内各都依长安行事。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灭佛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佛教在势力壮大后，蔑视国法，与统治者分庭抗礼。太武帝的帝王权力受到了佛教的挑战，为了巩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他只得灭佛。

被砸毁的佛像

2.北周武帝削弱佛教政治势力

建德三年（公元574年），武帝决定强制灭佛，同时也罢黜道教。勒令佛、道两教出家人还俗，并将寺庙田产、财物赐给王公大臣。

北周武帝这次灭佛的诱因首先是权利过分膨胀的僧官体制已严重挑战了皇权。

约略在公元四、五世纪之交，我国南、北分裂政权中的东晋、拓跋魏和姚秦先后正式出现了僧官的设置。到东魏、北齐时代，经过多年的发展，僧官不但在人数上猛增，而且出现了买官和贪污腐化的不良之风。

最典型如北齐后主高纬时期的昭玄寺沙门统罢献，靠和胡太后私通而爬上了僧官首领的地位。

《北齐书武成胡后传》记载：“与沙门昙献通。布金钱于献度下，又挂宝装胡床于献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于内殿，托以听讲，日夜与昙献寝处。以献为昭玄统。僧徒遥指太后以弄昙献，乃至谓之为太上者。”

胡太后赐给昙献金钱，又假托听讲佛法，日夜与昙献在一起。僧徒都暗自称呼昙献为太上皇。后来丑行被后主高纬发现，昙献被杀。

上行下效，昙献作为僧官首领，尚且不知检点，淫乱腐化，下面的众多沙门的不法行为更可谓罄竹难书。北周武帝正是看到了僧团的腐化，决心进行整治，才发动了灭佛。

其次，武帝刚刚消灭了北齐，统一北方。北齐王室笃信佛教。《历代三宝纪》曾记载，北齐历代君主所建立的皇家寺院就达到四十三所。佛教在北齐境内发展繁盛，是北齐旧部之间的联系纽带。

在北齐原境内存在众多名为“义邑”、“法义”的民间佛教团体。其成员以佛教信仰为联系纽带，修习佛法并从事各种社会活动。

北周武帝担心北齐被灭后，其旧民老臣以这些佛教团体以纽带，从事反周活动，推翻现政权。武帝想借全面灭佛行动，来彻底根除反周势力滋生的温床，巩固统治。

被埋藏的佛像

（二）经济原因

1.灭佛的经济原因——僧俗间尖锐的经济矛盾

在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的同时，僧倍也获得了相应的种种特权，在经济上可免税免役。

《广弘明集》记载：凡僧尼“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

于是，民众将寺庙视为庇护所，倾家荡产进入寺庙当和尚以逃避赋税徭役。寺院凭空获得了大量劳动力和土地。

《魏书·释老志》记载，从北魏文成帝到孝文帝的二十余年间，京城内外的僧尼若人数增长到两千多人，寺庙上百所。全国的僧尼人数则达到将近八万人。而到延昌年间时，天下的寺院已猛增到一万三千余所。

这无疑减少了国家的兵役和赋税来源，这对于极度需要人口资源的古代封建制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北朝时佛教的过度发展，耗尽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僧俗间尖锐的经济矛盾已至爆发的临界点。北周武帝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以统一全国为目的，为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对佛教进行了禁断。

僧人免税，民众千方百计的进入寺院中躲避

2.唐武宗打击与门阔勾结的寺院经济

唐代强大的门阀士族是佛教的社会基础。贵族豪强支持佛教事业，以捐地捐款为名，暗地转移自身财产，逃避税收，使寺院的田产土地，数以万计的增长起来。

《内德论辨惑一》中说：“沙门盛洙泗之众。精舍丽王侯之居，既营之于爽培，又资之以膏腴。擢修幢而曜日，拟甲第而当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农商富族施之以田庐。其福利之焉在。”

豪族将自己的田产捐出建寺，称之为“家门”、“功德院”。这种施舍己经成为了一种投资，出租田地收取一定的田租外，还以此进行土地兼并，另外附带高利贷事业。寺院成为国家最大的一股经济势力，他们借用人们虔诚信佛的心理，不断扩充自身的财力和势力，日益膨胀，成为社会的潜在祸患。

尤其是到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财政已是捉襟见射，而寺院、僧尼仍然基本具有免税、免役的特权，那时一个僧人的供养就需要五个百姓的支出，对国家而言负担过重，武宗言：“穷吾天下者佛也。”

此外，《佛祖统纪》记载武宗在灭佛后下旨除铜像钟磐铸钱外，铁像也要被融化以铸农器。寺院的大量佛像被铸钱，这客观上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佛像统纪》记载灭佛后佛像均做成了铜钱

（三）文化原因

1.“夷夏之防”

中国长期以来就有“夷夏之辨”，古人认为，华夏族所处的中原是文明的中心、正朔，而周围的四夷则为“化外之地”，落后而不合中华礼仪，与鸟兽无异。而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若想统治中原，就要先确立起华夏正统的政治地位。

例如北魏政权，他们对于外来的宗教就会抱有怀疑、疏远和排斥的态度，避免使人们过度联想到自己的胡人身份。而如果有人意图挑动他们的这根敏感神经，也会被报以痛击。

如盖吴起义时曾向刘宋上表称北魏是“猃犹侏张，侵暴中国”意为专横践扈的长嘴狗（对匈奴部族的蔑称）暴力侵占了中国。这对于北魏王室来说是极大的侮辱。

其次佛教与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儒家先师孔子对鬼神抱以“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佛教谈论生死与儒家思想相悖。其次，儒家重视子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佛教却要求出家，不娶妻生子，这于礼俗不和，也与中国是农业大国，需要充足劳力的现实不符。太武帝排挤打压佛教名义上就是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

古代的“夷夏之辩”

（四）小结

纵观“三武一宗”和儒林人士的反佛思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 第一，寺院经济过度发展，僧尼免租税，严重影响了国家整体的经济运行。

• 第二，沙门或是参与政治或是与反动势力勾结，威胁皇权稳固。

• 第三，因“夷夏之防”，外来的佛教与中华文化主流儒家和本土宗教道教有诸多相悖之处，难以被人们接受。

然而，面对这些问题，佛教并没有坐以待毙、停滞不前，而是加快同儒、道两家的融合。在每一次灭佛后，佛教都会迎来一次新的空前发展的境况。而儒、道两家也积极吸收佛教思想，使自身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

二、灭佛事件对儒、释、道三教发展的影响

（一）儒、释、道三教兴起改革

在历次灭佛中，佛、道两教都意识到，对于自身发展最好的方式就是和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家相靠近，并相互吸收对方有利于自身的新养分。历次的佛、道教改革中，都能看到儒、释、道三教在不同方面相互融合的大趋势。

1.融合懦、佛的新天师道

太武帝尊崇道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寇谦之改革道教后的新天师道和佛教相比，融合了更多的儒家思想。寇谦之改革的总原则是“以礼度为首”。也就是说，增加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规范，而不符合礼度的，无益于封建礼教的就革除。

寇谦之记载天师道的碑文

他改革中的不少内容，都迎合了统治者安邦定国、维护统治的愿望。

首先，利用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和伦理观约束教徒。

其次，寇谦之借用儒家的“中和”思想，强调统治者不能对老百姓过度压制和放纵，要“威猛”和“宽惠”并举。

最后，寇谦之废除了三张时期的租米钱税制度。三张时期的租米钱税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所辖民众，不论是国家的编户，还是道民，要向天师道的各级首领祭酒缴纳租米钱税，这使天师道俨然成为了一个独立于朝廷的小王国，这是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寇谦之将这一制度废除既减轻了道民的负担，又维护了国家主权的完整。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太武帝灭佛时，寇谦之并不赞同灭绝佛教，他与崔浩争论许久，崔浩不肯。

非但如此，他还吸收了佛教的相关教义。譬如寇谦之将源自佛教的轮回果报思想引入天师道。

《老君音诵诫经》中说：“死入地狱，若转轮精魂虫畜猪羊，而生偿罪难毕。”

其次，寇谦之将佛教的斋醮仪范形式吸收入天师道。他认为要得长生，必须诵经礼拜。

所以寇谦之对于佛教的借鉴，表明他对于佛教还是比较了解尊重的。

而太武帝以中华正统继承者自居，新天师道正是他所需要的百姓应该信奉的理想宗教，其“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融合了儒佛思想的新天师道成为太武帝稳定统治，统御百姓思想的宣传工具。

2.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兴盛

唐武宗灭佛后，佛教独剩禅宗南宗兴盛，其他各家都莫与之相比。禅宗的思想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影响，已经成为了中国化的佛教，这也成为它逐渐兴盛的原因。

禅宗——中国化的佛教

第一，援儒入佛。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关键在于修心，只要“明心见性”，人人都能成佛。

惠能大师曾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

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这种心性论显然是收到了孟子“性善”论的影响。

另一方面，儒家的出世观也影响到了禅宗。儒家坚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关心百姓疾苦和国家命运。禅宗受其影响，认为“搬水勞柴无妨般若”，出世而不离世，坚持“农禅合一”的生活方式，积极与士人交往，并深入到普通百姓中传教。

第二，援道入佛。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影响到了禅宗。《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禅宗受其影响，认为修禅应顺其自然，自然而然，反对伪饰。

相传唐开元中，马祖道一在衡岳传法院修习，遇南岳怀让禅师。

怀让问曰：“大德坐禅图什么？”

马祖曰：“图作佛。”

于是怀让取一石砖于庵前磨。

马祖曰：‘磨砖作么？”

怀让曰：“磨作镜。”

马祖曰：磨砖岂得成镜？”

马祖曰：“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成佛耶？”

马祖道一当即开悟。这个故事正是体现了禅宗的“任运随缘”，强行成佛，不讲机缘，就像磨砖镜一样，只是无用功。

3.三教融合的成果——宋代理学的产生

朱熹

后周世宗灭佛时，三教融合已成为时代背景。宋朝初年，社会稳定，统治者除尊崇儒家外，同崇佛、道两家，建立起三教合一的思想统治。在这种平和的思想环境下，儒、释、道融合的又一成果——理学应运而生了。

这一时期，华严宗和禅宗的影响最为显著。朱熹的思想有华严宗的印记，而陆九渊则是受禅宗影响较大。道教的影响不似佛教深刻，但理学研究的太极图和河图洛书等均来自道教。

对宋代理学“朱子道，陆子禅”的概括，是儒学如何收佛、道影响的最佳概括。

大儒程颢和程颐的思想也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响。他们把天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天者理也”，受老子“天道”影响。《二程遗书》又说：“伊少时多与禅客语，欲观其所学浅深。”可知，程顿对佛教义理也有所涉猎，故在提到了“禅定”。

朱熹的思想中，也有老庄想的痕迹。他在心性论方面提出了“心体虚明”，就是要去除心地杂念，使“人心”服从于“道心”，像水一样，“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静，情所以行乎水之动，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滥也。”这难道不就是受到了老子“涤除玄览”和庄子“心斋”、“坐忘”的影响吗？

（二）佛教的转型

唐朝末年，士族势力逐渐衰弱，黄巢起义后，大量世族人士的伤亡，家园与产业也惨遭破坏。世族的地位被新型庶族地主所取代。世族的衰落也造成了佛教寺院的转型，以前大型的庄园寺院被小型、朴素且分散的禅寺所取代，客观上也为禅宗的兴盛提供了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三武一宗”灭佛的起因都与寺院经济过度发展、僧尼不事劳作，生活奢靡有关。禅宗的兴盛，也为灭佛过后的寺院经济生活找到了新的方向。百丈怀海禅师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口号，把禅宗的“农禅合一”建立在既符合戒律又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的解释之上。

荷兰学者许理和认为，佛教在中国所体现的是一种有纪律性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宗门人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勤俭、身体力行等美德和禅修结合在一起，在吸收了中华文化的同时也增强了自身的发展活力，促进了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

“农禅合一”

（三）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广泛影响

流后的三教受到儒家人文主义的影响，宗教意味减少，辅助教化、劝人归善的意味增强。三教相互影响和融合，广泛影响着中国人的方方面面。

• 人生哲学上，三教皆重精神生活，追求人生的高境界，讲究人性的提升，反对刻意的追名逐利。宗教人士出世时不忘入世，关心人间百姓疾苦，关心国家政事。世俗之人入世而怀有出世之心，在秉持着儒家立身济世的原则下，以儒、道两家思想作为困境之中的精神寄托。

• 道德行为上，即相信天命、天道，又深信生死轮回、善恶报应之论。即坚持儒家之忠孝仁爱，又履行佛、道的慈悲善舍和谦和不争。

• 政治观念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积极入世，投身仕途，以建立大同社会为目标，又兼用道、佛两家观点治国。“治大国若烹小鲜”、“普度众生”被运用于治国理念之中。

• 宗教态度上，坚持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佛、道思想永远放在儒家忠孝思想之后，但又多教多神崇拜，宽容又杂多，将宗教信仰和民俗信仰有机结合。

儒释道

三、总结

三武一宗”灭佛对于佛教的打击是巨大的，但是它也帮助佛教改变了原有的发展模式，成功融入到中国主流文化中来。

佛教成功吸取了四次灭佛的沉痛教训。政治上，成为了统治者“神道设教”的教化工具，再没有出现和朝廷分庭抗礼的情况出现。而历代帝王也乐于宣扬佛教，以此来麻痹百姓，巩固统治。此后许多帝王虽然崇佛，对僧人也大量赏赐田产财物，但都将他们隔绝在政治环境之外。

经济上，佛教吸取了灭佛的教训，不再大肆发展寺院经济。后世虽有许多大的寺院庙宇拥有田产和财物，但总体上倡导禅宗“农禅合一”的生活方式，在统治集团允许的范围之内有限发展。

四次灭佛之后，儒、释、道三教合流已成趋势。佛教在融入中国本土的同时，也像儒家那样具有了更多的人文性和礼俗性，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彻底摆脱了过往“夷教”的面貌。

如今这对于我们的启示便是对于外来文化我们应以一种兼容并包的心态对其进行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引导其逐渐适应中国文化，构建文化多元，在保留原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