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葺到官修明清山西解州常平关帝庙的演变及影响

从私葺到官修明清山西解州常平关帝庙的演变及影响

选自《山西档案》2012年04期，侯娟

摘要：关羽的家乡在山西解州常平村。关帝和盐池两个最具影响力的要素在这里结合，书写了这一地方的历史。明中叶之前，常平关帝庙仅是“皆乡民私葺，官不与知焉”的村庙。此后官方开始大规模改创，逐步将其纳入官方体系中。这一过程由地方官员、乡绅儒士主导，村社居民、卫所商人、乡村耆老、关氏族人、在城居民等不同力量也广泛参与。常平关帝庙由村庙变为官庙引发村社结构、差役负担及与外部联系的种种变化，使得信仰超越村庄本身。

山西是关羽的家乡。“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1](p939）解州关帝庙被认为是关帝庙的祖庭，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关帝庙。距离解州东二十里的常平村相传为关圣故居所在，竖立有“关王故里”石坊。常平村也有一座关帝庙，它被称作家庙。本文意将关帝信仰放入地域社会的脉络和情境中观察，从关帝家庙的私葺到官修的过程，来阐释不同人群对关帝的塑造与利用及该庙官方化的后果与影响。

一、“乡民私葺”的庙宇

常平村隶属解州。在明代，解州隶山西平阳府，下辖五县。清雍正二年（1724），升解州为直隶州。它不仅是地方行政的中心，也是信仰和贸易的中心。每年四月八日、九月九日为期一个月的关帝庙会异常热闹。解州还是解盐西场分司所在地。“今解梁之为郡也，西衽蒲津，东襟晋绛，南带陕虢，人之户口非不众矣，恃盐池之利，百商往来，万货贸易，人之财用非不富矣”[2]（卷十三）。

明代解州共四坊二十六里，常平村属宝池里，背负条山，北向鹾池。它与扆家庄、董家庄、蚕房、曲村等村落在盐池南岸一字排开，又有贺家湾堰、短堰、龙王堰、常平堰、桑园堰等星罗棋布。“惟二郎峪、三郎峪水出自中条山阴，北流趋禁墙，非蚕坊、常平、西姚三堰以防之，盐池必灌”。[3]（卷一）常平村等处在护卫盐池的要冲。常平村还处于通往河南的一条盐运路线旁。根据清代苏昌臣《河东盐政汇纂》，从运城起运到解州途经蚕房、张村可抵达平陆县太阳渡，渡过黄河便可运往河南境内。常平村就位于盐运交通的网络中。对常平村来说，关帝和盐池这两个最具影响力的要素在这里结合，书写了这一地域的历史。

常平关帝庙的始建年代不可考，至迟在明代已有记载：“关云长故居在解州东十八里常平村，今建为庙”[2]（卷七）。

早在金代，常平村就矗立着一座与关羽有关的塔，名曰“关大王祖宅塔”。该塔为一座八角七层砖塔，至今依然屹立。有碑记曰：

义勇武安王,世祖解人。兴于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辅蜀先主,佐汉立功。伏以大王勇略天资、英谋神授，尽忠义于先主，不避艰难；弃富贵于曹公，岂图爵禄？当时志气，曾分主上之忧；今日威灵，犹赐生民之福。今者本庄社人王兴，将一千五十四年前祖塔重加完葺，伏愿神灵降佑一境之中，万事清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命开为记。略纪大王威德之万一，深负惶恐。大金大定十七年丁酉三月十五日本州律学张开谨言。

直下封村柳园社王兴立石朱士安刊

金大定丁酉至清雍正九年辛亥四百九十四年张学仁续[4]

(卷二十一）

这则《汉关大王祖宅塔记》初刻于金大定十七年（1177），现存碑刻为雍正九年（1731）所续。碑记中前半部分提到关羽的英雄战绩，后面则讲到本庄社人王兴将祖塔重加修葺。这里的下封村即是今天常平村。之后的明清碑记中大多承袭了本庄社人王兴重修这一说法。这里并没有提及庙，仅是一座塔。这可能就是其最初形制。

常平关帝庙在金代是否建起难以判断，但它在明成化年间已经存在。明嘉靖三十四年《解州常平里重修汉义勇武安王庙记》中记述了关羽避难出走、其父母投井、后人在井上立塔表之的故事和明代对常平关帝庙的前三次修建：

距州东二十里为常平下封村，王故里也。父老相传庙即王旧居，有塔屹立，袭称塔下为井。王初避难出亡时，其父母沉葬于内，后人因为起塔以表之。惜史传失记，郡志无征。塔上嵌片石，知在金大定十七年，本庄社人王兴重修。庑下列断碑，知入国朝，一修于成化丙申，再修于嘉靖癸未，继修于庚寅，皆乡民私葺，官不与知焉。

成化十二年（1476）、嘉靖二年（1523）、嘉靖九年（1530）的三次重修，“皆乡民私葺，官不与知焉。”这些乡民除常平村人外，也有一些外村人。在嘉靖八年（1529）《重修关王祖庙塔茔施银碑》中，施银者还来自曲村、蚕房村。[5](p94)曲村、蚕房村与常平村因关帝信仰而联结在一起。三村多次共同参与庙宇的修缮。这座庙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常平村本身。村社乡民崇拜关羽，是把他当做地方保护神，“伏愿神灵降佑一境之中，万事清吉，风调雨顺”，给村社带来平安和幸福。

参与修庙的乡民除了上述村人，还有一些来自北边卫所。正德年间的“关公故里”石坊四柱题记中，捐资者为来自北边卫所的人，他们的身份都是义官。

明间东柱题记：

大明正德十年春月二十四日午时立

万泉都司万泉右卫义官杜征，室人申氏、秦氏，男生员杜时义，女杜六姐妙善，婿生员刘应奎，父杜谅，母王氏、李氏妙云，堂弟杜□。

明间西柱题记：

大明正德十年春月二十四日午时立

万泉都司万泉右卫义官刘隆，室人梁氏妙能、张氏美全，男生员刘应麟、刘应奎、刘应麒、刘应鸾，父刘景春，母赵妙秀，堂兄刘璋，嫡女刘妙宝、刘妙金，婿本卫指挥检事李堂，同知杨震，舍人蒋琮婚，侄男刘晖，店主侯大本，男侯卿侯公。

东柱、西柱题记：

明正德十四年四月初二日立

万泉都司宣府左尉义官王义同弟王普施柱一根店主：郭创[5]（p84—85)

这些来自北边卫所的人，很可能是通过输粟获得了义官的身份，又来河东换取盐引。至于店主侯大本、店主郭创则很可能是开设盐店的商人。位于常平村西南的曲村人因输粟曾获义官。嘉靖年间曲村人张爵在荒年输粟获得尚义牌及义官盐，其子孙还可以到解梁书院读书。嘉靖十五年（1536）《创建武帝真君庙记》曰：

竖□□□□□尝因荒年，□人□栗办家不足，又转于友

□金□百余，而□一乡□□□□□□全八九。因□一尚义牌及千万义官盐，厥孙良宰取解梁书院读书□□□□□之德厚矣，公之庆岂岁浅□，谨记。[5]（p101）

这或许能对义官稍加解释。运盐存在风险，而常平关帝庙又位于盐道一侧。这些义官来河东做盐生意，自然希望关帝保佑盐运安全、生意兴隆。

常平关帝庙最初仅为一座村庙。明清碑刻中大多承袭了“金大定九年里人王兴重修”这一说法，至少在强调修庙人的身份是“民”。直到明中叶前，它仍然是一座“乡民私葺”的庙宇，参与其中的多为村民和一些来自北边的卫所商人。但明中叶发生转变，大规模的官方化建设开始。嘉靖二年（1523），巡按监察御史王秀立“关王故里”石坊于塔前，从此也拉开了官修常平庙的序幕。

二、官方化的改创

“官不与知焉”的情形在嘉靖二年（1523）开始转变，御史王秀竖“关王故里”石坊于塔前。嘉靖年间的重修基本是在官方的主导下进行，与其说重修，不如说是改创。官方通过改庙南向、移置石坊、增加祭仪等，逐步将常平关帝庙纳入官方体系中。

先是巡盐御史尚维持发公帑倡修，改庙南向并兴建正殿。继而知州徐祚又续修寝宫，移置石坊。关帝庙的建筑格局中塔已不再是中心。这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徐祚撰写的《解州常平里重修汉义勇武安王庙记》中有详述：

视篆后，往来经常平，祗谒王祠，乃知祠旧在塔前。嘉靖初，巡按侍御王公秀竖石为坊，榜曰“关王故里”。后来君子以为坐背考妣非宜，乃改庙南向，前面中条山，后倚鹾池，挹灵吞秀，于义尤当。乃巡盐侍御尚公维持，发公帑金以倡，侍御宋公仪望，继有所助。而前解守张侯习、判官王子大用各捐金以相其成。但故里之坊，犹未移置，居塔前。维正殿苟完,而寝宫未辟,殊为阙典。余因出赎罪金及谷米之类，为工食费，召匠增修，历三时而后底绩，乃移石坊于前衢。外为大门四楹，耳门各二楹，入门稍东即称古塔也。中建虚榭，以为乡民伏腊陈献之所。正殿六楹，缭以回廊，环列一十五柱。东西建庑各十楹，绘王神绩。后为寝宫四楹，缭以十二柱，金碧辉煌，谒者改观。尚、宋二公之绩，于是大成，而栖神妥灵，庶其无遗憾矣乎。

官方的介入可能与池南的私盐透漏相关。常平、蚕房、曲村等村都位于池南。正统十二年（1447），运司奏请将池北长乐巡检司移置池南。“山西解州盐池周围一百二十里。旧设长乐巡检司于池北，盐池、圣惠二巡检司于池门外。惟东南山路险阻，巡逻不及，人得从间道窃盐。至是都转运使司奏请罢池北司移置池南者，庶警备严密，从之。”[6](p185)池南蚕房村设有盐池司巡检署。[7](卷八)官方可能是利用关帝信仰加强了对池南诸村的管理。

嘉靖二年（1523）任巡盐御史的卢焕曾平息过池南西姚村的聚众盗盐。“卢焕，光山进士，嘉靖间巡盐严重有方略。西姚剧贼聚众盗盐为蠹，焕不动声色靖之。”[8](卷五)同为池南的从善村还流传有好汉坟的故事，即是讲盗窃池盐。[9]（卷十三）从上述可知，常平村所处的池南一带私盐透漏严重。明中叶，官方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介入常平关帝庙并对其进行了改创。清初碑刻中出现安察院司很可能也是出于禁私盐的考虑。常平关帝庙与盐运司关系密切，运司官员巡视盐池之时也常来庙拜谒。官方的动机是要利用关羽崇拜加强对池南诸村的管理、借助关羽神威震慑当地的盗盐者。

礼仪的传统也因之改变。在祭祀礼仪上，常平关帝庙首先增加了清明节祭扫。嘉靖四十四年（1565），署事州同贾永康申请盐院胡钥议动香需办祭。《常平村重修关公故里祠墓碑记》载：

平阳府解州为礼仪事：

照得本州常平村系关王故里，祠墓俱存，后因地震损坏。四十三年，乡老卫有智等状，赴钦差巡按山西等处监察御史胡处告准批行。本州申允，即今建造完备。思得礼可以义起，事待于人为，庙貌既新，废祀当举。本州欲以王之香缗，供王之父母。遇每岁清明节，先期动库贮香钱银十两，领于本村乡老，备猪二□、羊二羦、油果六卓（桌）、时果八盘、馒头两卓（桌），香火灯烛俱全。分为二祭，至期州官亲诣行礼。一祀于武安王神位前，一祀于先人墓冢，亦如民间祭扫之仪，于礼似为得宜。再照：崇宁宫道士原系供王香火而设，祭田五顷，皆为佃种。既厚享王利，亦当少竭虔诚，合（何）无（如）每遇清明节，令道官率领阖宫道士，俱诣本庙，建设清醮三日，庶见崇报之意。立示定规，永为遵守。

每岁清明节用库贮香钱领于常平村乡老办祭。是日由州官亲自致祭，一祀武安王神位前，一祀先人墓冢。来自解州关帝庙的道士也要参与其中。道官率崇宁宫阖宫道士诣庙，建设清醮三日。可见，祭祀已呈现出一种官方化的祭仪。

又因庙无恒产，官方于隆庆三年（1569）和崇祯二年（1629）分别为常平关帝庙和祖茔置买田产。

《买地碑记》载，隆庆三年，知州吕文南买地二十余亩，大部分来自村中于姓。“既过四月八日，王行祠之会且毕，而香税之获会计，当已于斯之时，遂给银十两有奇，买地二十余亩，贻司庙者长久之计。”

《祀田碑记》载，崇祯二年（1629），河东道张法孔为祖茔买田二十四亩，以其租银支付清明节和五月十三日祭祀祖茔、关庙的费用。“查得解民每岁以四月初八为关圣受封之期，六月念二日为诞辰，五月十三日为忌日，展奠沿为成规，但清明日祭扫纷然，而此独匮祀。于是先期洁拭祖茔，动支租银，预备牲礼、香烛、果品致奠。又，各省直、地方，俱以五月十三日赛会，独本地此日寥落。今特以此报答，届期亦支租银，预办牲礼、祭品等项。二祭俱委廉能教官一员，以祀先师之礼祀之；则常平即阙里也。”

从崇祯二年（1629）的这则碑记能看出，此前村落的祭祀传统与官方有着显著的不同。解州等地清明节祭祀关羽，而常平村独缺此日的祭祀。各省直、地方的关帝庙普遍有五月十三赛会，而是日常平村却甚为寥落。于是，在官方的影响下，又添加新的祭仪。清明节和五月十三之祭正是在官方的影响下加入了常平庙原有的祭祀传统中。

明中叶开始，官方对常平关帝庙进行大规模改创。官方通过改庙南向、移置石坊、增加祭仪、置买庙产等，逐步将常平关帝庙纳入官方体系中。庙宇的官方化也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庙宇官方化的影响

在常平关帝庙信仰中，王朝通过祭祀礼仪深刻地影响着乡村。官方经营常平关帝庙时，包括庙宇的修缮、祭品的备办、演戏费用的筹措以及安察院司后差役的所出，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乡村的实践。从明中叶开始，官方将力量深入常平关帝庙时，也引发了村社结构、差役负担及与外部联系的种种变化，使得信仰超越村庄本身。

常平关帝庙官方化后，常平及其附近村民的差役发生了变化。《常平村偏苦免纳柴薪碑记》载，顺治十五年（1658），常平村儒学生员于昌呈请解州知州马云腾免纳柴薪之役曰：

今兹恳恩者，本村关帝庙察院司一座，凡安司之际，桌张出于曲村，席橼出于蚕房，厨器出于常平，此各村均平，于理允当。常平所偏苦者，察院阅池及清明帝茔拜扫并盐道三司，四季总巡，历上安司，不可盛记。无论农功忙闲，洒扫官厅，担水烧火，屏风食盒，夫役备用，不敢诿离。[5](p214)三村因差役联系在一起。关帝庙察院司很可能是一座神殿。于昌呈请的结果是，常平因为有此“偏苦”而得“一概柴薪俱免”。

另外，常平、曲村、蚕房、董家庄、扆家庄五村又紧临盐池，还需承担修筑桑园堰、贺家湾、龙王堰、常平堰、短堰五堰的差役。《万老爷遗爱碑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生员于昌及五村乡民呈请知州万象免掉修筑差役，其理由如下：

又有关帝庙察院司一座，古例修理，凡物料使费，动库贮官银者有之，动帝庙香缗者亦有之。其夫役虽拨附近居民，或有他□复不重□也。至于康熙年间，屡遭霪雨连绵，各堰工、城垣以及官司衙署，无不冲决倒塌。五村寥寥穷民，既修五堰，官司已不胜劳，□骨饿体□而累妻子矣。至分修别工，仍与合州各村无异。此苦中之苦，民命难堪。

由于常平等五村巧妙地利用了修理常平关帝家庙、官厅和修筑渠堰的冲突，因而终使知州万象免掉了这五村修造渠堰的夫役。

随着常平关帝庙的官方化，一部分关姓人形成了宗族势力。

常平村本无关姓，庙宇的官方化却引来一批村外的“关姓族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募修常平关夫子庙记》碑文题名中出现了后裔生员关守正，)雍正八年《重修常平关公庙碑记》又出现了来自芮城大阳村、临猗源头村、平陆关家窝等处的关姓族人。

雍正三年（1752），朝廷追封关帝三代曾祖为光昭公、祖为裕昌公、父为成忠公，雍正四年（1726）又在关羽的家乡解州设立关圣裔五经博士，这在总督管理山西巡抚事务伊都立奏礼部的《特设解州关圣裔博士疏》中有记载：

雍正三年皇上念关圣福国庇民，实为千古正神，追封三代俱为公爵，解州及直省各州县俱制神牌供奉。其洛阳守墓之处，已邀特恩设博士一员，今请于解梁原籍一同恩赐职衔，应照先儒朱子后裔江南、福建二处设立博士之例，于解州添设博士一员，以供祭祀。俟命下之日，（臣）部行文将关帝嫡裔关居斌宗支图谱、印甘各结取具送部，移咨吏部，照例给札可也。[11]（卷十二）

此后，解州援引成例也添设博士一员。奏疏中提到的关帝嫡裔关居斌为圣裔五十二代，来自安邑县西古村。“关帝后裔由解州移居本邑古村,前清世袭五经博士,里名崇关,豁免差役以示崇异。”[9]（卷十二）现在村中还有道光十三年（1833）的“敕授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字书升关老先生懿行碑”。该村的关氏祖坟也留下了关圣后裔身份的印迹。关朗墓即“魏记室关公讳朗字子明墓”，额题“关圣后裔”。相传关朗为关羽第四代传人，因避战乱逃至西古村一带定居。还有光绪二年（1876）所立的“七世祖关公讳登科□杨氏合葬之墓”，额题“圣裔”。关圣后裔的世袭情况在光绪《解州志》中有记载。

关居斌圣裔五十二代雍正四年授关运隆圣裔五十三代雍正九年袭

关金钟圣裔五十四代乾隆二十三年袭关国选圣裔五十代乾隆五十五年袭关兆庆圣裔五十六代嘉庆十六年袭关恩诏圣裔五十七代道光二十年袭关绳武圣裔五十九代光绪二年袭。按圣裔五十八代关生辉未袭而卒。[12]（卷五）

在常平，关姓族人积极参与到常平关庙、祖墓的维修、祭祀等事务中。他们获得了关圣后裔的特殊身份，也享有优免差役的权力。这一切都得益于常平庙官方化的建设与关羽形象的不断塑造。乾隆二十八年

（1763），解州知州言如泗于常平庙寝宫后重建祖殿，崇祀始祖龙逄公，既三代光昭王、裕昌王、成忠王。关姓族人正是利用了这些契机，加快了自己的宗族建设。现今，关氏后裔又活跃在每年解州关帝庙和常平关帝庙的祭祀活动中。2011年，关公故里关氏宗亲联谊会还出版了《关公故里关氏族谱》。

常平关帝庙官方化后，村落的力量依然显现。康熙二十八年（1689），常平、曲村、蚕房三村成立清明节会，负责清明节和八月十五祭祀及演戏费用等。

《新立清明节会捐输银碑记》中对该会本金、人员及管理办法都有说明：

幸蒙堂台（知州万象）捐施银一十九两，卑职（盐池巡检司巡检王闰）银三两，后裔生员关守正银一两，外化布施银一两，共银二十四两。傅同常平村乡耆王鸣凤、王国禹、扆发科等，而鸣凤已故，伊子王扬名经管；曲村靳毓琦、耿明等，而毓琦已故，伊子靳清经管；蚕房村张尧、张世兴等经管，随为首人。三村均分，每村八两。在各村中有原使者，或外村之人借使者，赢息议定于清明前十日，各首人同使银人齐赴庙，本不动，将息银收齐。内动买羊一羦，馒首四盘，树果四盘，香、烛、纸、锞、酹酒，祭扫毕，首事之人公享其胙。如偶尔不在，亦即颁赐戏三台，工银饭食俱出利银。

在雍正二年（1724）的《重修关公祖墓碑记》中，出现蚕房、曲村、常平三社首人。乾隆十四年（1749）的《重修东西牌坊记》中则有宝池里三社香首。不论是三村，还是三社，蚕房、曲村、常平始终是参与庙务的主体，而庙宇的官方化更加密切了彼此的联系与合作。

清代常平关帝庙还吸引了来自解州的在城居民。解州关帝庙被称作大庙。常平关帝庙的重修很多来自解州关帝庙的香火之余。解州在城居民还以会的形式参与常平庙的祭祀，《康熙五年中秋赛会石碣碑记》中就记有城居者轮流送帝驾的活动：

常平为帝所生之地，大祠虽居州城之西，而桑梓故里神赛，凭之旧例。乡人每□中秋赛会焉。城居者，平昔朝夕展拜于崇宁宫，至是日，则建旗鼓，具威仪，送法驾于蔼。绎络奔趋，率以为常。又且各纠同心，联班分会，随分捐金，备牲礼、梳皂，烧大烛二枝，以为供献。换岁轮递，循环周始，著为定规阳节。

从明中叶起，官方的介入使得昔日的乡间庙堂逐渐喧嚣起来，愈来愈多的力量参与其中且各有诉求。解州在城居民参与到常平关帝庙八月十五的迎神赛会活动中，这正是州城与乡村关系在信仰上的一种表达。官方化使得庙宇的影响和参与程度远远超越了村庄本身。

结 语

民国十四年（1925）《重修常平庙碑记》载，清末举人右玉县教谕曲乃锐任志诚公局局长，用解州关帝庙余款及房租修常平关帝庙。他在修成之后的碑文中写道：

壮缪侯之祀于常平也，旧名关氏家庙，因侯之祖茔在焉。庙祀侯之夫妻、夫子，并三代考妣。且追溯始祖夏大夫，纯然为家庙体制。相传侯即常平人，第宅久不存，后裔亦无一家一人住此者，建筑不知何始。庙有塔，塔上有金大定字样，迄今已千余年。推昔人建筑之意，盖谓此地为侯故居，名以家庙，隆亲爱之谊，亦崇报之典也。不然，既为家庙，建筑当出此后裔，公家断无为人修家庙之事。

从曲乃锐的叙述中，依然能够看到本文所探讨的官修和私葺的问题，背后更多体现的是官与民、官庙和村庙的关系。

在明中叶之前，常平关帝庙仅为一座“皆乡民私葺，官不与知焉”的村庙。从明中叶开始，官方对其进行大规模重修、改创，逐步将其纳入官方体系中，同时扩大了庙宇的影响，关羽的形象也日渐丰富。在常平关帝庙的演变过程中，来自村庄内外的不同力量聚合在同一信仰之下。村社居民把关羽奉作地方保护神；卫所商人将关羽敬为行业保护神；乡村耆老通过修庙保持了村社首领的地位；关氏族人依赖关羽崇拜形成地位特殊的宗族势力；乡绅儒士着意塑造关羽以宣扬儒家伦理；地方官员则把国家礼仪具体投射到乡村社会，借助关羽神威来加强社会控制。常平关帝庙所呈现出的种种变化与解州和运司官员的推动直接相关，同时当地民众也有广泛参与。尽管动机有所不同，但在关羽崇拜的活动上，官方与民众呈现出一致与合作，存在着良性互动。这种情形实乃明清时期信仰领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面相之一。

（责任编辑：杨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