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珠江文化历史：南越土邦小国和南越文化(中国水果与历史文化)

　　小编今天带大家畅游历史的海洋，探索过往的事件奥妙噢！先秦时期，由于岭南与岭北地区的交往非常困难，岭南的历史发展比岭北慢了一步，因此被视为“南蛮”之地和化外之区，甚至还被称为“瘴疠之乡”。考古发现证明，南越族作为中华民族一个古老的族体，是由岭南地区新石器晚期的土著居民发展起来的。其族体形成的时间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时期。当时，中原地区已进入奴隶制社会，而岭南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还没形成国家，只有部落联盟和部落联盟的君长，建立起一些土邦小国，成为岭南民族和族群的基础。据《山海经·海内南经》，这些土邦小国有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驩兜国、东江流域的缚娄国、北江中下游的阳禺国、西江一带的西瓯国、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骆越国、粤西的伯虑国，以及以梧州、封开一带为中心的苍梧国等。

　　它们既是地名也是族名，多为水居部落，以渔猎、农耕为主，各有自己的风俗，并为后世所继承。如驩兜国居民身上有双翅，却不会应是捕鱼为生的海滨渔人，那双早甲米是非中300多座西周墓，排列有序，随葬品中有珍贵的青铜雨钟、铜鼎、玉器等，有可能是缚娄国一处重要墓地。这说明这些土邦小国的社会组织已达到比较健全的程度，因而成为秦置郡县的基础。在南越族形成之同时，青铜文化也应运而生，成为岭南地区相应的一种文化形态。从考古发现的材料判断，大概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岭南地区已具备冶铜条出现了青铜铸造业，其所制作的秦汉以前的青铜器，称为先秦青铜器。到目前为止，仅广东境内发现青铜文化遗址已达300多处，出土青铜器达上千件广东先秦青铜器不仅出土地点广布，数量较大，而且种类繁多。

　　以种类而之多。言，有炊器、容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等；器物名称有括鼎、鉴、壶、盘、缶、编钟、钲、铎、剑、矛、镞、钺、斧、凿、篾刀、匕首、削和人首柱形器等。广东的青铜文化遗存，上自商末西周下至春秋战国，前后经历七八百年。在广东出土的青铜器中，特别令人瞩目的是一种叫铜钺的青铜兵器。铜钺为典型的南越青铜器，地方特色浓厚，又称为越人铜钺。其前面有圆刃或平刃，后面可安装木柄，持以砍伐。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青铜提筒中，有一组船纹，共刻绘四只船，每只船上有人物六人。其中一船中有一人，站在高台上，头戴皮弁，左手执钺，右手倒提一个俘虏的首级作向前望状。这组船纹反映的是越人在海上作战中战胜了敌人凯旋而归的情景，其中的武士所执就是越人铜钺。

　　广东出土的各类青铜器以西江流域最多，包括怀集、封开、广宁、四会、肇庆、罗定、德庆，以及广州、阳春、信宜、清远、从化、增城等。如1976年，在增城石滩天麻山出土三件青铜编钟（最大的一件编钟高50厘米），保存基本完好，年代属于战国时期，从编钟的造型、风格和纹饰来看，应是广州地区自己铸广东的青铜文化，一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发生的。由于青铜器造型优美，性能坚韧，实用性强，是广东地区的陶器所不能比拟的。所以，青铜器从中原或楚地传入，成为广东上层人士所珍重的宝器，对本地青铜文化的产生起了催化的造的。作用，故广东的一些先秦青铜器明显是仿制中原的。二是到了春秋晚期或战固时期，广东地区的越人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开始铸造青铜器，但发展缓慢，铸道的青铜器仍然以盘口鼎、靴形钺、柱形器和斧、矛等为多，制造工艺比较相糙。

　　这反映出当时广东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原地区，青铜文化更不例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在南粤地区出土了1500件左右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其中有不少是在广东本地铸造的。因此从广东出土的青铜器，并结合有关墓葬的葬式和出土实物分析，可知春秋战国时期广东部分地区已进入不发达的奴隶制阶段。南越先民为适应广东湿热和毒蛇猛兽侵袭的环境而发明了巢居，即将住所营建在树上。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载:“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但是，巢居受树木等条件限制，住人有限，于是越族先民又发明了干栏建筑。“干栏”一词系译自古越语。干栏建筑是让住房离地面若千米，人栖其上，用梯子上下，下面围栏可养六畜等，且利于防潮、防兽防洪等。肇庆高要茅岗遗址发现的干栏木构建筑文化特征与浙江河姆渡遗址所见十分相似。

　　在广东汉墓中曾出土许多干栏建筑的陶制房屋模型广东濒临南海，有漫长的海岸线，境内河交织，越人熟习水性，善于用舟。《淮南子·原道训》载:“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短袂攘卷，以便刺舟”。舟楫成为越人生产生活的必要工具。近年在化州、怀集、揭西等地发现多艘汉至魏晋时期的独木舟，这些地方都是南越人传统居住之地。广东汉墓中出土10余只陶船和木船，有货船、渡船、楼船等，是全国汉墓中出土。一直到明清时期，广东造船技术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并发船模最多的地区展出独特的海洋经济模式，与悠久的南越文化有不可分割的联系。2009年在广东阳江市大八镇周亨村出土全国鼓身最高的一面铜鼓，鼓面径宽142厘米，鼓身高82厘米。依照铜鼓的造型、纹饰、鼓耳和立蛙等特征，可判断其属于北流型铜鼓，年代为东汉时期。

　　广东各地收藏的铜鼓已达数百面，是中国发现铜鼓数量较多的地区之一。上古中原的人自己也相信鬼神，而被称为“南蛮之地”的广东，“越人俗信鬼”，更甚，一些迷信风俗亦有异于中原。《汉书·郊祀志》载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春，汉武帝为求长生，在京师建了一座柏梁台，上置铜人托承露盘以承露水，供汉武帝饮用。到了太初元年（前104年）十一月，柏梁台火灾，一位名叫勇之的越巫对汉武帝说:“粤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一号上亚上越人有以鸡ト定吉凶的风习。越国灭亡后，汉武帝在长安立了一个越祝祠，请越巫在京师搞鸡卜来定凶吉。20世纪40年代作为古越人后裔的海南黎族仍保留有鸡在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中，发现南越王用来占卜的甲片。

　　南越王本是汉人，中原商周ト骨的遗风亦由他们带到了广东，可知汉代广东越人亦存在着龟甲 在许多史籍中，都有百越民族“文身断发的记载，如《汉书·严助传》:“越，方外之地，断发文身之民也。”《汉书·地理志》:“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断发，又作剪发，意思是剪断头发。《史记》、《汉书》都记载，赵佗曾椎髻（椎髻就是将发束起成椎髻状）箕踞会见汉朝派来的使者陆贾，而陆贾认为赵佗本为汉人，却反天性，弃冠带。实际上是赵佗久居南越地，发式亦顺应了当地的习俗。根据蒙文通先生考证，椎髻不独为南越之俗，西瓯、夜郎以及其他西南夷等均有此俗。汉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过去男女都留长发，终身不剪，发盘在头上，再戴上帽子、头巾之类。

　　而越民却相反，汉人因此以为奇。越人在身上刻刺花纹，并涂上颜色，在皮肤上留下永久的标志称为文身。，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为之，以求荣也。”越人把这种血淋淋的文身视为一种荣誉。文身是古代越族一种多功能的《淮南子·泰族训》:“夫刻肌肤，镵皮革文化现象，它包含了部落标志、图腾崇拜和成人礼等，带有神秘色彩。南越人很早就喜欢吃鱼类及江河湖海的各种蚌蛤蚶螺等贝类，同时，还把蛇、禾虫类等视为美食。中原人对此习感到惊奇，认为不可思议。《淮南子·精神训》载:“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得而弃之无用。”晋代张华《博物志·五方人民》记载:“东南之人食水产”，食水产者，龟蚌蛤螺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反映出古代越族喜欢吃禾虫和蛇。在南越国的墓中，出土有不少鱼骨、龟足、笠藤壶、青蚶、楔形斧蛤等。

　　这些海鲜食物从新石器时期一直延至今天，仍被岭南人民视为佳肴。二次葬，南越族的一种丧葬习俗，为复葬葬式之一:人死以后，初葬若干年，再通过正式仪式将棺木或尸骨取出进行二次葬。考古发现证明，中原地区早就有二次葬俗。如仰韶文化时期就发现这种葬俗。据说古人认为人之血肉属于人间，必须待其腐朽之后再作正式埋葬，死者灵魂才能脱离尸身进入阴间；另说是为实行氏族或家族合葬的需要南越民族还有一些和中原地区不同的特殊风俗包括拔牙，又称凿牙。即族青年男女将健康的门齿或犬齿人为地拔除，表示男女青年通过此仪式可成为族的正式成员；另一种说法是表示获得婚姻资格。还有一种是服丧拔牙，为博念死去的亲人。在广东增城金兰寺、佛山河宕等遗址中，一共发现24例遗骨有齿的现象，说明凿齿之风起源很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