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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福的原因:舆论恐惧

除非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世界观大致得到了与自己有社会关系,特别是和自己共同生活的人的认同,否则很少有人能感到幸福。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人们在其中被分成了不同的群体,群体间存在着道德观和信仰上的深刻差异。这种情形始于宗教改革,也有人说始于文艺复兴,从那以后便愈演愈烈。有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别,他们不仅在宗教理论上存在分歧,在很多实际问题上也有分歧。有贵族和资产阶级之别,前者可以做的许多事后者就不可以做。还有宗教自由派和自由思想者不承认参加宗教仪式的义务。在今天的整个欧洲大陆上,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从政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巨大分野。英语国家内部的分歧数不胜数。有些群体崇尚艺术,另一些群体却视艺术为魔鬼,现代艺术更是绝对的魔鬼。有些群体认为效忠帝国是崇高的美德,另一些群体认为这是邪恶的,还有的群体则认为这是愚昧的。因循守旧的人把通奸看作十恶不赦,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种行为即便不值得赞赏也是可以原谅的。天主教徒绝对不可以离婚,很多非天主教徒却认为离婚是救济婚姻的必需。

正是由于这些观点分歧,有某种嗜好和信念的人会发现,自己在本群体中实际上是个异类,但在另一个群体中就完全是一个正常人。绝大多数人的不幸福,特别是青年人的,都是这么来的。年轻男女听到了某些观念的传言,却发现它们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都属于大逆不道。青年人很容易认为他们熟悉的唯一环境就代表了整个世界。他们很难相信,在另一个地方或另一个群体中,他们担心离经叛道而不敢说出来的观点,会被看作人之常情。对世界的无知使人承受了大量无谓的痛苦,有时只限于青年时代,但贯穿一生的也不在少数。这种孤立不仅制造痛苦,而且让人浪费了大量精力来保持精神独立以对抗周围的敌意,最后还让人十有八九不敢遵循自己思考得出的逻辑结论。勃朗特姐妹在自己的著作出版之前没有遇到过一个志趣相投的人。这没有影响到勇敢豪气的艾米莉,却真实影响了虽有才华但观念基本局限于女家庭教师层面的夏洛蒂。诗人布莱克和艾米莉·勃朗特一样,过着精神上极度孤独的生活,但也和她一样,拥有克服孤独的消极影响的强大力量。因为他永远相信自己是对的,而批评者是错的。以下诗句表达了他对舆论的态度:

我认识的唯一一个

从不令我反胃的人

是富塞利:他既是土耳其人也是犹太人。

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你们又怎么看?

但是,内心力量如此强大的人并不多。几乎每个人都认为,生活在一个有同理心的环境里才有幸福。当然,大多数人与其生活环境都是相互认同的。他们年轻时便接受了当时的偏见,并本能地让自己适应了周围的信仰和习俗。但是另外一些少数人群,包括几乎所有富有才智或艺术才华的人,他们是不可能抱持这种默认态度的。比如一个人出生在小乡镇,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一切有益于发展心智的事都会遭到周围环境的敌视。如果他想读些严肃书籍,别的孩子会鄙视他,老师也告诉他这种书会乱人心神。如果他喜欢艺术,同伴们会认为他不够男人,长辈们会认为他伤风败俗。如果他确立某种志向,无论这个职业多么令人尊敬,只要不是圈子里常见的,人们就会说他标新立异,劝诫他最好子承父业。如果他流露出任何批评父母的宗教信仰或政治态度的倾向,他就会发现自己有了大麻烦。所有这些原因,使大多数出类拔萃的青春期男孩女孩都很不幸福。对于他们平庸的同伴来说,这或许是一段酣畅愉快的青春时光,而对于想要追寻一些更严肃的东西的他们来说,在他们出生的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在他们的同辈和长辈身上,这些东西都找不到。

这种青年人可能会在大学里遇到知音,度过几年幸福时光。幸运的话,毕业时找到的工作还能允许他们寻找默契的伙伴,住在诸如伦敦或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的智识之士,一般都能找到与自己气味相投的小圈子,在那里,他们不受约束,也不必矫饰。但是,如果工作需要他住在一个小地方,特别是他还必须对普通人保持尊敬的时候,比如医生或律师就大抵如此,他将会发现,他一辈子都得强迫自己在朝夕相处的人面前隐藏自己真正的嗜好和信仰。在地域辽阔的美国尤其如此。在东西南北某个你想象不到的地方会有一些孤独的人,他们从书里看到如果能去往某些地方自己将不再孤独,但他们没机会去往这些地方,连跟人倾心交谈的机会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达不到布莱克和艾米莉那种层次的人,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想得到真正的幸福,必须找办法减轻或避开舆论压迫,这样有智识的少数人才能相互了解,并从交往中获得快乐。

然而,在很多情形中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却是过分畏惧。相对于不以为意的人,舆论对那些显然畏惧它的人要暴虐得多。狗对怕它的人比对蔑视它的人叫得更凶、下嘴更快,人性也有同样的特点。如果你露出了怕它们的样子,它们保证会穷追不舍,而如果你显得不在乎,它们就会怀疑自己的力量,并放过你。当然,我主张的不是极端的挑衅行为,如果你在肯辛顿(Kensington)坚持盛行于俄罗斯的观点,或者反过来做,你必然自食其果。我主张的不是这些极端做派,而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特立独行,比如关于穿衣打扮,去教堂或读禁书。这类越轨行为如果是出于愉悦与率性,不是挑衅而是随意,即使最保守的社会也会容忍。渐渐地,人们或许会承认他有狷狂的资格,别人做了就不可原谅的事他可以做。这主要是天性温良与态度友善的问题。保守者之所以会被叛逆者激怒,很大程度上是把叛逆行为认作对自己的指责。以足够愉快、友好的态度向人们,甚至包括最愚蠢的人,表明自己并无指责之意,人们是会原谅很多有悖传统之事的。

对因趣味与观念的缘故而失去了社会同情的人来说,逃避舆论指责的这种方法却是行不通的。缺乏社会同情会让人感觉不适并充满攻击性,尽管他们表面上顺从或极力回避一切尖锐问题。与所属群体的习俗格格不入,人就会变得敏感、不快、缺乏开朗的幽默感。这种人如果换到一个不以他的观念为怪论的群体中,就可能变得判若两人。他会从不苟言笑、羞怯、退缩变成愉快、自信,会从生硬变成随和易处,会从以自我为中心变成外向、善于交际。

所以,只要有可能,感觉自己与环境不相容的青年人就应该努力寻找其他工作,让自己有机会遇到志同道合者,哪怕这工作会让你的收入减少很多。年轻人往往看不到这种可能性,他们对世界的了解有限,以为走到哪里都有偏见,而他们在家里已经习惯了这种偏见。在这方面长辈们可以给予年轻人更多帮助,因为这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

这是个精神分析盛行的年代,只要青年人和他所处的环境有摩擦,心理失调就会被当作问题的成因。我认为这完全是个错误。打个比方,假定有个青年人的父母认定进化论是异端邪说,在这种情况中,让他与父母失和的不是别的,只是智识。与周围环境不相容固然不幸,但不必不惜一切代价一味回避。如果周围环境充满了愚昧、偏见、残忍,那不相容反倒代表了一种道德。从某种程度上讲,上述问题存在于所有环境。伽利略和开普勒有“危险的思想”(在日本有人是这么说的),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智慧的人也一样。该做的不是让公众意识强大到令人畏惧,从而使这样的人担心自己的意见会激起众怒,而是怎样尽可能减少、降低这种敌意。

现代社会,这种问题主要发生在青年人身上。当一个人进入了适宜的环境,开始了合适的工作,他基本上就能免受社会刁难了,但是青年人的价值未经证明时,他很可能受无知者摆布,这些蒙昧者自认为有资格评论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如果有谁说一个人固然年轻却比社会经验丰富的他们懂得更多,他们便会义愤填膺。许多人经过艰苦抗争,忍受了漫长压迫,才最终挣脱愚昧的束缚,但已是满腔怨恨,心力交瘁。有种安慰人的说法是,天生我材必有用,许多人便是基于这种说法认为青年才俊多历磨难亦无大碍。岂有此理。这种理论好比是说作恶必被捉,显然,捉到的都是凶手,但是有谁知道没有被捉到的凶手有多少?同样,为人所知的天才都是逆境里的突围者,但是有谁知道在青年时便被环境扼杀了的天才有多少。更重要的是,这不仅是天才才会遇到的问题,它也是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人才都可能遇到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摆脱束缚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于怎样才能不必艰苦卓绝、不必心力交瘁便能摆脱束缚的问题。综上所述,不可以让青年人的道路太过曲折。

年长者应该尊重青年人的想法,而青年人却不必听命于老年人。原因很简单,在上述两种情境中我们关注的都是青年人的生活而不是年长者的生活。如果青年人试图去规定年长者的生活,比如反对单身父母再婚,那就与年长者试图规定年轻人的生活犯了同样的错误。无论老少,一旦到了能自主判断的年龄就有了选择的权利,必要的话还有犯错的权利。青年人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屈从于老年人是轻率和愚蠢的。举个例子,假定你是一个想登台表演的年轻人,你的父母要么觉得演戏不体面,要么因为演员社会地位低而反对你的志向。他们可能给你施加各种压力,可能会说如果你不听话他们就再也不管你了,会说用不了几年你一定会后悔的,他们还可能举出一连串吓人的例子,证明那些与你一样莽撞行事的年轻人最后落得下场悲凉。当然,他们认为你不适合做演员也可能是对的,也许你没有表演天赋,也许你的嗓音不够好。但即便事实如此,你也可以很快从演员们那里发现这一点,并且有足够的时间改行。你不能把父母的异议当作放弃尝试的充分理由。如果你不顾他们反对,我行我素,他们很快就会转变态度,会比你或他们想象的快得多。但如果不支持你想法的是专业人士,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入门者来说,专业意见是一定要认真听取的。

除开专业人士的意见不论,事无巨细,我认为人们在一般情况下是太过在乎别人的意见了。原则上,一个人对舆论的尊重程度应以自我生存和不伤害他人为限,过度的尊重其实是自甘臣服于不必要的专制,而这会从方方面面影响幸福感。以消费为例,很多人花钱并非由着自己的性子和趣味,而是仅仅考虑能否得到邻居的尊重,这取决于自己是否有一辆好车,以及家里是否有丰盛的晚餐。事实上,那些明明买得起好车但却热衷旅行和藏书的人,比起亦步亦趋地生活的人会更受尊重。这当然不是故意轻视舆论,这还是在舆论的控制之下,只不过是倒置了因果。但是,对舆论的真正轻视既是一种力量,又是幸福的源泉。一个社会若全是不过分世俗的男女,那么比起千人一面的社会定要有趣得多。在前一种社会里每个人都能独立发展自己的个性,不同之处得以保留,与陌生人的相遇值得期待,因为他们不会是你已经见过的人的简单复制。贵族阶层的优点之一便是这个,因为出身决定了地位,所以乖张行为被允许存在。我们在现代社会里正在失去这种社会自由的源泉,所以更应该清醒认识到整齐划一的危险性。我并不是说要刻意做一个行为怪异的人,这与因循守旧同样无趣。我只是说人应该顺其自然,只要不是明确反社会的,就应该跟着自己油然而生的趣味走。

现代社会交通便捷,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地理位置上最近的邻居了。有汽车的人可以把二十英里范围内的任何人当作自己的邻居。因此他们选择朋友的自由比以前要大得多。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运气不是太差的话,一个人总能在二十英里之内找到知音。小城镇和乡村里依然存在的近邻交往的观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中已经消亡。它已经变成一个愚蠢的观念,因为我们没什么必要与近邻为伴了。选择朋友时考虑的越来越多的是脾气相投而不仅仅是住址邻近。幸福是由情趣相投、志同道合者的相互联系而增进的。社会交往有望沿着这种道路不断发展,众多离经叛道者忍受着的孤独也因此有望减少,甚至完全消失。这种情况无疑将增加他们的幸福感,但当然将减少那些迂腐守旧者的快乐,因为他们现在享受的正是折磨前者的“施虐之乐”。我认为,这种快乐还是消失为好。

和所有其他恐惧一样,舆论恐惧会压制、阻碍人的成长。如果这种恐惧感一直很强,人就很难成就大事,也不可能获得蕴含着真正幸福的精神自由,幸福的本质在于我们能够从心所欲地生活,而不是听命于我们的邻居,甚或我们的亲戚的想法和愿望。对隔壁邻居的恐惧肯定是比以前少多了,但新的恐惧又出现了,就是害怕报纸说话。这几乎和中世纪猎杀女巫一样可怕。如果报纸找了一个可能本没什么危害的替罪羊,结果可能更可怕。幸好,大多数人因为自己是无名之辈而逃脱了这样的命运,但随着大众传播手段日益完善,这种新的社会迫害方式的危险性也与日俱增。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决不可以以受害者的不屑计较不了了之,无论人们怎样看待新闻自由这个重要原则,我认为还是要制定出比现行的诽谤罪更明确的规定,禁止一切令无辜者难以忍受的行为,即使他们说过或做过什么,也不得恶意公开让他们不能见人。不过,根除这种恶行的首要方法是提升公众的宽容度,提升宽容度的最佳方法则是增加能够享受真正的幸福的人,因为这种人不会把自己的主要乐趣建立在制造同胞痛苦的基础上。

([英]罗素《幸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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