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到底变了什么
从周孝王六年(前905)秦非子因养马有功而被封到秦邑一带,成为天子的附庸国,到周平王元年(前770)秦襄王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正式册封为诸侯王。一百多年间,秦国几乎尝尽了国弱被人欺的滋味。因为封地偏西,远离中原核心地带,秦国就一直被视作落
从周孝王六年(前905)秦非子因养马有功而被封到秦邑一带,成为天子的附庸国,到周平王元年(前770)秦襄王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正式册封为诸侯王。一百多年间,秦国几乎尝尽了国弱被人欺的滋味。因为封地偏西,远离中原核心地带,秦国就一直被视作落后于东方六国的蛮夷。
直到秦穆公时期,秦国灭掉了西方的十多个少数民族国家,将疆域扩大了千余里,秦国在春秋时期的腰杆才挺得更直了些。
可是若空有大地盘,没有守护国土的实力,这样的繁盛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尤其是在经历了战国初年魏国对自己的一系列侵犯之后,秦国更是坚定了发展国力的信念。
秦孝公时期,这位"发愤于西陲"的君主,面向天下广招人才,意图通过这些人才去革除秦国的一些弊病,帮助秦国走向强大。
也正是在秦孝公这样的纳贤政策之下,在魏国仕途受阻的商鞅便动身去了秦国。
商鞅本是卫国人,且出身高贵。
年轻时,商鞅就对法家的思想非常感兴趣,受到变法先驱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
后来他到魏国为官,本也受人赏识。
但因为魏惠王未重用商鞅,他又担心自身安危,便离魏去秦。
虽然后来秦国变法干得轰轰烈烈,但一开始的推行也很不顺利。
《商君书·更法》记载,秦孝公一开始对变法,也担心"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
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而当时被秦孝公寄予厚望的商鞅、甘龙、杜挚三人,在变法事宜上观点也不尽相同。
商鞅认为"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
"而甘龙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
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
不仅如此,杜挚还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不应变法的理由。
他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还说:"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君其图之!"不过这场争论的结局呢,我们都知道,商鞅胜出,秦国随后开始改革。
商鞅变法的起点,是三人论辩之后,秦孝公随即颁布的《垦草令》。
这其实是商鞅向秦孝公提交的变法"预案",核心就是"重农抑商"。
而在这部法案颁行的三年后,商鞅被秦孝公正式任命为左庶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变法。
在《商君书》中,商鞅列举了秦存在的弊病。
故而之后的改革措施,基本都是针对这些问题的。
围绕农业这一立国之本,商鞅的改革举措基本如他在《商君书·去强》中所说的"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
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一样。
在农业和民生领域,除了《垦草令》,还有废除井田制,推行分家政策,统一度量衡。
井田制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土地制度,出现于商朝。
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属于天子,庶民受其恩惠,得到土地的耕种权。
然而这种制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实际的执行效果非常一般,到了春秋时期俨然成了披着国有外衣的贵族土地私有制。
所以为了增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保证税收,商鞅便果断地对井田制动了手。
而分家制,与当时的军事政策是相辅相成的。
当时商鞅重新编订了全国的户口,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开始按人头征收军赋。
而既然以家庭为单位,那全国户数越多就能征得更多的军赋。
所以要求成年男子从本家独立的分家政策便应运而生。
而统一度量衡,则是便于国家政令能够在各地更好地被执行。
随着秦国疆域的扩展,全国各地文化、度量衡等不统一造成的问题更加突出。
所以为了提高地方对中央政令的执行效率,商鞅展开了对度量衡的统一。
而客观来说,这还有利于各地的平行和民间交往。
而在军政方面,则有迁都咸阳;用军功爵制代替世袭制;推行郡县制等。
迁都一事,很显著的好处便是打击原本的贵族势力,助推军功爵制的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