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虎口脱险
虎口脱险后，女八路返回部队，重新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当时，我正在村子里做群众工作，正好被日军包围在文安大清河边的村子里。在情况紧急的情况下，一个我之前不认识的老乡帮助我逃离了危险。
这位老乡叫王小旦，他带领我穿过几块地，我们钻进了一大片高粱地。这片地没有高粱绿棚，只是用穗子在一小块空地上搭了两个席棚来避风雨。当我到达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睡觉，一些人在注视着，还有一些人在站着啃食物。有的人枪架着，有的人抱着枪，显然都是游击队员。我叫醒了政委、小队长，区长杨也在那里。我和他们讨论了外面敌人的活动情况，他们立刻叫醒了其他的战友。年轻人们都坐了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表示敌人就在这片高粱地附近，他们迅速找到自己的枪支，整理自己的衣物。有的人大声说要立即去打敌人，有的则表示打仗不是凭空发泄。
看到他们，我感到很高兴。心想着：刚离开他们一晚差点出事，现在又回到了一起。大个子老李一见到我，紧紧握住我的手，低声问道：“你怎么样？害怕吗？如果你出了什么事，真的……那一群孩子怎么办？”我拍了一下老李的背，笑着说：“如果我真倒霉到那个地步，那还好。”李金芳这个爱开玩笑的小伙子也跑到我面前，问道：“老李，你受了惊吧？为什么政委让你离开我们？”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刘德这个呆小伙儿接过话：“你他妈才会说！那是政委让他离开的！那是工作需要。”李金芳满脸通红，啐了刘德一口：“你才不干事呢！什么叫不是工作需要？他跟着我们也是工作需要的呀。
他不像那些日本人带着女……”他觉得话说错了，赶紧停住，眼睛亮晶晶地对我笑了笑。我说：“你们两个说得都对，反正我们无论在哪里，只要坚守抗日就是了，就算钻进老鼠洞也是要抗日的。”他们两个傻笑着点了点头。王小旦坐在我旁边也傻笑着张着嘴。大个子老李抽着烟，抚摸着小关，慈爱地望着我们这群“孩子”，频频点头。尽管我们嘴里没说亲昵的话，但自从敌人采取残酷进攻以来，我们已经忘记了温柔、亲密，甚至哀伤、悲痛这些词，但是我们心里的亲密感可以从彼此的眼神中看出来。政委、小队长忙着安排了一会儿，走到我坐的席子旁边蹲下来，老于露出不安的神情，不停地对我说：“这是我的错，差点出了问题。”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老于，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怎么能怪你？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如果不是你叫王小旦来接我，我不可能这么快返回小队。”王小旦伸着脖子听着我们的对话，看着一个人又看看另一个人，脸上满是幸福和新奇。政委拉着王小旦的大黑手，亲切地说：“老王啊！你真是个好汉子，要不是你，我们的李同志不知道会有什么结局。那些地主的孽子真不是东西，我误会了他们。”老王又开心地笑了，摆手表示高兴，结结巴巴地说：“老于，你说的……那个话，别说让我领队，就是叫我去死，我也愿意。八路军救了我，救了穷人，以后我还要过上好日子，娶……娶媳婚呢！”我们都笑了。老王见我们笑他也合不拢嘴。我心想：这个受苦的人，多么难得能这样笑啊。
老王离开了。我们二十多个人都坐在席棚里，静静地等待着情况的变化。谁都明白，上万敌人就在几百步外密密层层地包围着我们，我们随时可能面临被全部歼灭的危险。但谁也不去提及这个危险，因为说了也没有用。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时间慢慢过去，听不到敌人搜捕我们的消息，高大的碧绿的庄稼也没有可怕的声音。渐渐地，谁也不再关注敌人了。许多队员又躺在地上睡觉，杨区长、政委坐在地上，用大腿当作桌子，拿出钢笔和本子写字。我写完了日记，抬头看见一个队员蹲在地上，穿着一件蓝布褂子，笨手笨脚地缝补，手里拿着大针像拿着棒锤。我轻轻走到他身边说：“我给你缝吧，看你手笨！你不会拿针！”这个年轻小伙子抬头一看是我，忙站起来，红着脸说：“不用了，我会缝。远离家乡了，什么都得靠自己。”我看着他的衣服说：“这样不行，要缝上一块，否则光缝补不行。正好我包里还有一块布，我给你缝上。”小伙子推辞了几句，最终把衣服交给了我。我开始缝补，他就坐在我旁边，缝补的同时我们聊起天来。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笑着亲切地说：“老李，我们已经在一起十几天了，怎么还不认识我？我叫刘增福。我可认识你！你叫李，是李树文吧？”我说：“你们这么多人认一个人好认。你是怎么加入抗日的？家里还有谁？”他说：“我家里有父母、妻子、孩子，就是没有‘安生’。鬼子和汉奸一天到晚抓人，年轻人四处躲藏，我一想到在家也不安全，鬼子抓去当了奴隶更不划算，就下定决心加入小队了。”我停下缝补衣服，笑着说：“加入抗日还需要下决心吗？不下决心怎么能加入呢？”
刘增福蹲在地上，看着我，生气地皱着眉头说：“别看我们一天住在地主家里，我早就看透了；很多人都是虚情假意，怕事多。说起来还是咱们这些穷兄弟靠得住。你看王老庆、王小旦、刘大姐，还有我们小队的战友们，哪个是财主的孩子？全都是受苦的人豁出命来干。
声明：个人原创，仅供参考